文字始创于黄帝之世考证
□向光忠
关于文字起源，史传“仓颉作书”说，语焉不详。蔽于所闻，学者们则寄望于考古发掘，欲求新有所获。20世纪，新石器时代诸聚落遗址相继发现陶符，有学者视为原始文字孑遗。然而，这些陶符大多是散存的、个别的、孤立的，无具体语境，却费难究察。曾有学者试图破解，缺乏确证，鲜有认同。有鉴于此，拓宽思路，延展视阈，另辟蹊径，寻觅线索，探察征迹，多所求证，将新获识见同历史传说与出土遗物相比照参验，则可望求得推进。20世纪90年代始，本人尝试循此探究，剖析文字本体结构，稽考文字生发成因，参证文字相关史迹，辨察文字时代特征，曾经有所发见，兹举实例阐述。
“姓”，表示血缘关系，标志家族统系，原始社会即已有之。当初民由古人类学所谓“古人”，即“早期智人”阶段，进化到所谓“新人”，即“晚期智人”阶段，原始氏族制度形成，母系氏族公社建立。由于群婚，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组织便由所从生之老祖母与子女及其女性后代之子女所构成，血统关系即按女系世代相承，后嗣皆从母姓。
本来，“姓”原作“生”，“生”亦指“姓”。出土文献甲骨刻辞的“多生”即“多姓”，青铜铭文的“百生”即“百姓”，指“百官”或“民众”，“万生”即“万姓”，指“万民”。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德经》乙本与甲本“百生”与“百姓”异文互见，今本则写作“民”。传世典籍《尚书·舜典》后附亡书序：“别生分类。”孔安国传：“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管子·大匡篇》言齐襄公与文姜兄妹淫乱，“昏生无醜”，即灭姓无耻。
“生”由本义指“人之生育”引申指“人所由生”，以称谓人由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其构形便依据从母得姓，由“生”加“女”旁而衍化为“姓”，以示“姓”本为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同姓者都是同一女性祖先的子孙。既然如此，那末“姓”之由“生”加“女”旁而构成，则取决于母系氏族规准，而始出于母系氏族时代。在现有古文字资料中，传承于殷代早期甲骨文的■(《殷虚书契前编》六、二八、三)与■(《殷契佚存》四四五)，即因循从“女”与“生”。父系氏族社会，改从父姓，则出现从“人”与“生”之“■”的变异，而后曾遗留于春秋铭文■(齐侯镈)与战国玺文■(《古玺汇编》)。不言而喻，“姓”与“■”相对，便尤为突出地显示：“姓”字为体现母系氏族观念之字式，“■”字为表现父系氏族意识之变式。不过，习惯使然，长久以来，从“女”之“姓”一直相沿袭用，从“亻”之“■”反而弃置未用。
考古学者根据仰韶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经济、聚落布局、埋葬习俗等对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进行论证，大都认为早期、中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晚期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看来，“姓”字至迟当出于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5000年前。而轩辕黄帝居姬水之以从“女”之“姬”为姓，神农炎帝居姜水之以从“女”之“姜”为姓，“姬水”、“姜水”之得名，当由于母系氏族聚落之屯集于此。显然，“姬”、“姜”及其他一些古“姓”之字皆从“女”，也正印证了这一史实。
“監”，在甲骨文金文中构造为摹拟人张目俯视盛水器皿而观看自己形貌之状。“監”的本义，原指照视之行为，即后来之所谓“照镜”，亦指照视之器具，即后来之所谓“镜子”。古文字学家如此解释，古文献不乏实证。“監”指照视之行为者，如《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監，当于民監。’”孔安国传：“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吉凶。”“監”指照视之器具者，如贾谊《新书·胎教》：“明監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根究“監”的造字之由，乃是缘于远古之人未能造镜之时，原是以水为镜。
考察华夏文明史迹，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用青铜铸造器物。在考古发掘中，甘肃广河齐家坪墓与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曾出土两面铜镜，一面为素镜，一面为纹镜。此属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
有了铜镜，文字才由“監”衍生出加“金”(古指“铜”)旁的“鑑”(一作“鑒”)，后音转复衍生出从“金”、“竟”声的“镜”。
从社会演进历程看，我国古代的镜文化史，经历了“以水为镜”与“以铜为镜”两个漫长的阶段。而文字的构造与衍化，则十分鲜明地带有镜文化的烙印，即“監”指“以水为镜”，而“鑑”(“鑒”)、“镜”指“以铜为镜”。于此可见，摹拟人张目俯视盛水器皿而观看自己形貌的“監”字，便只能是以水为镜的时代造出来的，而青铜时代以铜为镜之人绝不会有此构想。
根据以上所述，“姓”的构拟足以显示其出现于姓从母系之时，“監”的构拟足以显示其出现于以水为镜之时，这就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民族已有文字。在文字生发繁衍过程中，先有独体之“文”，后有合体之“字”。“姓”与“監”都是包含独体之“文”的合体之“字”，“姓”含有“女”与“生”，而“生”之离析为“屮”与“一”(甲骨文构形);“監”含有“皿”与“見”，而“見”之离析为“目”与“儿”(古文奇字“人”)。此则进而表明，“姓”之前早已有了“女”与“生”及“屮”与“一”，“監”之前早已有了“皿”与“見”及“目”与“儿”。大凡简单的独体之“文”，大多出现于文字创制之初始，而后不断孳乳合体之“字”，以充实文字体系。
依循上述途径，广泛深入发掘，剖析字例愈多，获得实证愈足，必将有助于文字起源之推溯。当然，文字考察必须从严甄审，抉择得宜，训释精当，遵循构词规律，依据造字原理，文化蕴涵确凿，社会史征显明，否则，任凭臆测，穿凿附会，自不足为据，而有悖于理。
这里，通过考辨文字构造的特征而据以推知文字出现的时代，那么，考古发现的陶符如何辨察，则可与之结合并参照其他因素，进行审酌。再者，“仓颉作书”说，亦可联系文字构造之分析所推知的文字出现之时代相参证。
文献所谓“黄帝之史仓颉作书”的传说，先秦典籍叙述平实，汉代纬书傅会夸饰，始显诡诞。而抹去纬学家蒙上的神秘色彩，切实进行推想，仓颉其人，盖非亡是公;仓颉作书，亦当有其事。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正确指出：“神话绝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不健全、不正常的大脑的产物，也不是梦幻或幻想、荒谬观念和怪诞观念的聚合体。它是对宇宙之谜作出的最初解答。”神话既寓含初民素朴认识，传说亦反映先贤实际作为。我们揣度，黄帝之史仓颉，鉴于社会实际需要，以史官之职能与博识之智能，悉心探索，“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而进行仿拟，亦适当采择民间辅助忆事的刻画标记而加以规整，从而便构制出文字系列，由朝廷颁行天下。
黄帝之世约在公元前30世纪之初，上所考辨的文字之出现时代即印证此时确有文字。这样，我们的文字之行用追溯至黄帝之时，则已有5000年左右的悠久历史。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由蒙昧到文明，而文字之出现则标志文明之发轫。黄帝之时正是以文字之通行而彰显为文明之世。职是之故，世代相传之“五千年华夏文明”，其肇始于轩辕之兴起，而发端于文字之运用，自堪称为信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13 17: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