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献：入选名录，并非终点
作者：记者 王婧姝|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4-02 |
毕摩文献 阿牛史日摄
毕摩文献 阿牛史日摄
美姑县的毕摩（左一）和德古（左二） 阿牛史日摄
美姑县毕摩在送灵仪式上诵读经书。 巴莫曲布嫫摄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1972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等等各种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可谓浪潮迭起，向世人展示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同时，我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和文化工作者、各民族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传承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为入选“名录”而努力协作。近日，又一批《中国档案遗产名录》公布，《凉山彝族毕摩文献》名列榜首。曾经屡遭质疑的毕摩文化终于以“文献遗产”之名入选国家级名录，这是让人振奋的好消息。然而，入选名录绝不能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终点，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紧迫和艰巨，任重而道远。
挣脱枷锁的毕摩文化
自古以来，彝族传统文化主要通过故事讲述家、史诗演述人、歌手、艺人、长老德古和苏易，尤其是祭司毕摩等民间文化传承人得以世代传续。但是，毕摩文献被列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急速变迁的全球化趋势下，同其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样，彝族的文化传承遭遇了多方面的冲击，尤其是毕摩文化，在那个年代里甚至被归为“封建迷信”而饱受非议，屡遭摒弃，步入濒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档案局局长阿牛史日曾面向凉山彝区城镇的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做过调查，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毕摩及毕摩文化”时，90%以上的人都认为毕摩文化是“封建迷信”。长期以来，“迷信”一词成了“毕摩”的代名词，连普通的彝族家庭在举行毕摩仪式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今天要做一场‘迷信’”。即使到了全国各地开始热火朝天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本世纪初期，毕摩文化依然受到诸多误读乃至质疑，因此，我们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直无缘见到这宗重要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国际国内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日渐深入，毕摩文化从学术研究领域逐步走向公众视野，认识论上的禁区得以打破，偏见得以矫正。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民间，将丰富生动的田野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人们终于认识到：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后代与祖先对话的心灵通衢。古彝文作为中国本土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之一，至今在乡土民间靠毕摩们代代相传，累积下来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实属罕见的文化现象。虽然其内容中有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迹及其局限性，然其本质是彝族先民认识人生、探索世界的认知成果和知识总汇，涉及彝族的哲学思想、人伦规范、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是研究彝族文化乃至西南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在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语境中，为人类保留一份面临消失的远古历史记忆，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一共识的形成，使毕摩文化终于挣脱了长期被漠视、被误读的枷锁。
“申遗”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保护毕摩文化的重要性，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介绍，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之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彝文是音节文字）和历史的局限（诸如毕摩世袭传承的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书籍流通的限制、印刷尚未普及等等），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变迁中，毕摩文献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此外，虽然毕摩文献的流通史上出现过竹简、骨书、皮书、木牍、布书、金石铭文、木刻印刷本等载体形式，但民间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代代相承，纸介文献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例如巴莫曲布嫫曾在巴黎远东学院图书馆见过的明代木刻本《玛木》（教育经典），目前在国内已难觅踪迹。而随着老一代毕摩大师的离世，传统仪式生活的日渐式微，许多古籍文献正在成为无人能解的“天书”。“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 巴莫曲布嫫说，“倘若不及时对这些珍贵的人类记忆加以抢救和保护，就会对塑造民族的未来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于是，申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成为毕摩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列入名录对于保护工作是大有促进作用的，阿牛史日解释道：“入选国家名录，代表着国家层面对这宗遗产的认可。具体说来，一是毕摩文献将很好地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二是国家将会采取配套措施对入选遗产进行实质性的保护，比如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利进行抢救、搜集、整理、装裱、数字化、研究、利用和出版；三是必将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对毕摩文献价值的重视，从而唤起公众社会的再认知，对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四是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毕摩文献遗产的部分内容将有可能以乡土教材的形式列入地方双语教学课程。”
从申报到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也历经了种种困难和曲折。在阿牛史日的记忆中，1996年美姑县成立毕摩文化研究中心时，由于相关政策不甚明确，地方官员们大多不敢参加。尤其是由于当年人们对毕摩文化缺乏认知和理解，参与其间的地方学者常常背负着重重压力，举步维艰。阿牛史日本人与专门从事毕摩文化研究的几位朋友如摩瑟磁火、吉郎伍野、嘎哈石者等人，无不例外地被称为“疯子”，有时甚至被指责“宣传封建迷信，为奴隶制翻案”。好在许多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和省内外的有识之士一直在鼓励美姑县和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坚持不懈地做好这项工作，并献计献策，积极建言。在长达十多年的过程中，被誉为“毕摩之乡”的美姑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毕摩文献进行了难能可贵的长期实践，虽几经沉浮，终于在2004年成立了美姑县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委员会，随即组织人员深入民间，动员毕摩捐赠世传经书给国家，当年11月就征得各种毕摩文献300余种，计1535卷。
后续任务将更加繁重
今年2月，毕摩文献顺利入选《中国档案遗产名录》。得到消息后，彝族的文化保护工作者都纷纷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发信息、写邮件，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传达开去，每个人都从中感受到了欣慰和振奋。的确，一项名录，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见证。名录申报的成功，固然不可能给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在流露欣喜的同时，阿牛史日的语调也有几分急切，他说：“入选名录固然不是最终的目的，保护与传承才是申报的本意所在。”
的确，在成功入选名录之后，毕摩文献保护的后续任务将更加繁重也更受关注。阿牛史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姑县将成立传承人协会，建立一到两个毕摩文献传习所，让传承人们培养年轻一代识读文献，让遥远的历史记忆成为文化自信的源泉和动力。另外，凉山州现在已经草拟培养彝族文献专业人才的可行性方案，拟通过委托大学定向培养一批热爱民族文化、专业功底深厚的本土学者。还有一个计划就是，继续加强文献的搜集、整理、释读、编译、研究，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完成100卷古籍的翻译、整理和出版，为国家的民族古籍文献保护工作添砖加瓦。
阿牛史日还提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毕摩文献保护工作还须利用现代化手段。美姑县将为毕摩文化传承人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库，通过数字化的普查、登记和建档工作，进一步摸清“家底”。
【相关背景】
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来，国家档案馆制订并实施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总计划》。加上之前公布的两批84件（组）档案文献，《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已超过百件。此次入选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毕摩文献记载了彝族百姓关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人伦规范、天文历法等诸多内容，是彝族的“百科全书”。据悉，国家档案局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申报“彝族毕摩文献”为《世界记忆遗产》。在此之前，清朝金榜、中国近代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朝内阁秘本档、纳西东巴古籍、清朝“样式雷”建筑档案等5项文献遗产已经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解释说明】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72年启动，申报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负责）的延伸，《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申报由国家档案局负责）直接对应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1992年启动）；而国内的“非遗”保护全面起步于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暂行办法”及其后国内各级名录体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向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正式启动，其前身为2001、2003和2005年分三批宣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由文化部负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框架内，以上3类名录构成不同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系列。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