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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郑杭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6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曾留学英国，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国家教育部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关于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我在2006年发表的《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一文中，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成绩卓著的社会学中国化上。第二，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上。第三，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突出表现在振聋发聩地对社会学性质的新思考上。这里所说的“再认识”是指我们对费先生所作的贡献，特别是他后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认识得还不充分、不到位、不深刻，需要进一步提高。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得很充分了，而是想表明愿意和大家共勉，一起进行再认识。

社会学是科学性和人文性之综合的提倡

      费孝通先生在逝世前几年，正式提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这是他继“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理论之后，提出的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

　　在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费老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而更在于“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关于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重大意义，我曾着重指出过两点：首先，它可以看做是费老回应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作出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贡献。费老的这种思考，实际上是在提倡、引导我们要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过去截然对立的事物。其中，科学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对立，就是其中突出的、基本的一种。费老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实际上是把这种僵化的对立融化了。保持这两者适当的平衡，使之相互借鉴，对一个国家社会学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世界社会学中心从美国向欧洲回归转移的趋势，归根结底是与美国社会学科学和人文失衡、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失衡有关。美国社会学多年来出不了大社会学家，不像欧洲那样大社会学家群星灿烂，基本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坚持一种比较偏执的认识，即社会学似乎仅仅是“科学”的，从而这样或那样地忽视社会学的人文性。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我国不少社会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着美国社会学这种“过分实证”而忽视人文的路径。费老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及时提出，我们再不能充耳不闻了。

　　其次，费老的观点，在经验科学、实证社会学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现在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因此，把费老误解为仅仅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是很片面的。费老提出的这一观点正在迫使这些人进行重新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提出中国气派的新型文化文明观　

　　费老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说过的著名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们虽都觉得这四句话说得简练、说得漂亮、对得工整，但我们不见得都能体会其中的深意。在我看来，这四句话，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有中国气派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文化文明观，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随着现代性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扩展推进，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影响扩大，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说它有中国气派，是指它表达了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文明观念。西方的理念，更强调文明的冲突和斗争，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势不两立，有你无我。说到底是要防止其他文明的兴起发达，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文明霸权地位，避免其他文化文明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2008年年底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主要探讨了由文明冲突引发的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影响和应对。此书可以看做较为集中地表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文明观。

　　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贯穿了和谐与对话、双赢和互利。这里，“各美其美”，是不同的文化文明，都要各自尊重、珍爱自己文化文明中的优秀、精华之处，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自我膨胀；“美人之美”，是要看到、借鉴其他文化文明的优秀、精华之处，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拒之门外；“美美与共”，是不同文化文明在清楚相互差别的基础上，即“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沟通，取长补短，多赢互利，从而达到文化文明的认同，并最终达到“天下大同”这种世界性的认同。用费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其次，说它符合时代精神，是指它体现了一种与现时代的主要特征契合的新型文化文明观。就我国来看，当前社会正经历着中国自走向现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以旧式现代性为基础的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趋于瓦解，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中也包括个人对文化的相互依赖、国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从世界范围看，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强弱悬殊、支配与屈从不是社会生活过程的主导机制。相反，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才是现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和文明。费老的观点和理念，正是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强弱悬殊、支配屈从、唯我独尊、强加于人的文化文明霸权主义观念，也即旧式文化文明观，而提倡相互尊重、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的新型文化文明观，从而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应当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表达的新型文化文明观，是费老“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

　　再次，说它切实可行，是指费老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入情入理的，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不同文化文明的人们都可以心悦诚服地加以接纳。它与那种以势压人、倚强凌弱、蛮不讲理的压服，很不一样。在压服下，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被迫地、心不甘情不愿地加以接受，因而是不能持久的。可以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和方法，作为一种正确解决、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办法，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文化自觉引发理论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在费老的多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在我看来，费老的这段论述，集中指出了探讨“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五个主要方面，即 “文化自觉”的内涵、使命、目标、艰巨性、重要性以及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这些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因为，“理论自觉”同样不可缺少上述五方面。正是在费老的启发下，我相应地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作了五点说明：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达到的两个目标、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这两个自主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艰巨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的过程。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抬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可以说，没有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我们对“理论自觉”的探讨也不可能这样系统。当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除上述一般性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即使在我们着重说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时，也不能忘记费老对我们的启示。因为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上述三部分，并没有穷尽费老后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它是我体会到的几个主要之点。但即使是这几点，也使我们这样年纪的后辈受益匪浅，我更希望比我们这一代年轻、更年经的后辈、后学，不断对费老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作的贡献，进行再认识，以便温故知新，常学常新。使得在新的百年中，中国社会学能够出一个或几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这一学术传统又超出这一传统的学术大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