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文章来源：面向21世纪人类学网站 2012-10-04
撰稿人： 阮立
2012年9月25日至9月28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影视人类学专题会议于新疆乌鲁木齐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主办，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承办。共有10位导演和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师生以及新闻媒体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会议以“田野与呈现”为主题，展映了9部影视人类学作品，包括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庄孔韶的《端午节》、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寸炫的《我的姓氏我的家》、法国学者范华的《斗姥朝科》、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张小敏的《太极拳师》、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员应是人类学实验室张海的《独龙记》、云南社科院郝跃骏的《蘑菇房的故事》、云南省艺术研究院影视学院李龙晓的《阿娜的家》、新疆师范大学刘湘晨的《献牲》和加拿提别克的《重约》。
作为此次会议开幕影片，25年前拍摄的《端午节》经过重新编辑，展示了《金翼》一书中福建闽江流域黄村、谷口、莪洋镇农人移民搬迁前的最后一次端午节的各种民俗事项，家庭邻里有条不紊地生活，赛龙舟的向上精神，村寨情谊以及令人憧憬的游神活动。影片《我的姓氏我的家》叙述了导演自身从探访在缅甸生活的大伯一家开始，逐渐了解自己家人和家族并最终产生认同、构建自我的过程。有关道教科仪活动的影片《斗姥朝科》则是详细的纪录了北京白云观长达一个小时的朝科的全过程。《太极拳师》介绍了陈氏太极拳传人陈照丕的传奇故事。呈现田野游记的《独龙记》记录了在国家开发建设独龙江的背景下了，导演重返经典影像纪录片《独龙族》拍摄之“路”的难忘体验。《蘑菇房的故事》通过影像纪录20年间逐渐消失的云南哈尼族传统建筑－蘑菇房，反映了正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发展的需求和当地政府保护传统之间的矛盾。《阿娜的家》讲述了云南怒江傈僳族小姑娘阿娜一家的一年生活，虽然贫苦的生活但是却让人感到他们的淳朴和乐观精神，令人震撼。影片《重约》记录勒柯尔克孜婚礼的全过程，其中交织着人和自然、长辈与晚辈、家族、年轻人之间的多重约定。闭幕影片《献牲》给观者带来了视觉的饕餮，在面临搬迁结束游牧生活的背景下，影片围绕着古尔邦节，述说着在帕米尔高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匹勒穆胡力波洛希老爷爷一家的生活。
在各个影片放映后，导演与台下的师生、媒体记者围绕着“田野与呈现”的主题，针对影片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一些学者提出，影视人类学的作品虽然属于纪录片，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当只注重学理而拍的索然无味，拍摄者应该要学习灵活运用镜头语言，一方面更加准确的呈现田野的内容，传达文化内涵，一方面也增加影片的可观性。应该说，作为展播的纪录片和影视人类学片在镜头陈述上有共同的旨趣，因此，好的摄制质地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即便如此，人类学既有理论对镜头语言与陈述的影响则直接决定了电影的人类学定位。就这一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记录影片摄制与编辑的质疑，涉及如何决定素材取舍的原则；例如如果素材的时空调动过于随意，记录的原则究竟何在呢？既然影视人类学的作品归根到底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影片应当符合人类学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一些人则认为现在观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观众的群体中也有不同的专业和兴趣，所以影视人类学影片的传媒性与学术性可以兼顾。有些人则认为，实际上，那些优秀的影视人类学片已经兼顾了学术性与传媒性；但对于那些主要用于学术研究的影片，专业性与学术性是优先的，甚至它的传媒性仅仅限于专家范畴，例如《斗姆科仪》就不主要面对大众传媒。这样，已经清楚地看到，影视人类学片和纪录片相比，在对公众的展映之时，获得专业之质地和好看是共同的追求；而人类学内涵是否得到展现则属于人类学学理的探讨范围，或许已经超出了纪录片专业的要求。
会上，年青一代导演的影片，大家在学术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但是也肯定了他们探索精神和他们影片中体现的人文关怀，而在普适性的人文主义关怀基础上，希望他们进一步获得人类学的理论素养，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此次影视人类学专题会议上展映的9部由老中青三代导演带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30年的缩影，这些影片中不仅有像庄孔韶的《端午节》和范华的《斗姥朝科》这样的经典影视人类学作品，也有在影视表达手法上精益求精的刘湘晨导演的《献牲》这样的人类学“大片”，也不乏李龙晓、寸炫这样的年青一代，他们虽然不是人类学专业出身，但是他们的影片却饱含人文情感与公益之心。使人们看到人类学理论之进一步传播，大大有利于加深对拍摄族群的进一步理解，以及对人类多样性文化的中肯诠释，让人看到了影视人类学的无限前景与希望。（阮立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