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永健 中国民族报 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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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茶包背夫,葛维汉拍摄于193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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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城门俯瞰宜宾街区,葛维汉拍摄于1929年。 |
葛维汉(1884~1962),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的格林弗林斯特,芝加哥大学宗教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博士。因其在自然史和人类学方面的成就,1931年被美国惠特曼学院授予荣誉科学博士。
1911年,葛维汉以传教士和学者的身份来华工作。此后,除短期回国述职和进修外,葛维汉在华生活、工作长达38年,直到1948年从华西协和大学退休回国。
葛维汉在华期间深入西南民族地区,比较系统地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照片和考察报告。作为人类学者,葛维汉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的抢救性的调查和忠实的记录,对今天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和宗教提供了重要帮助。
如今,美国斯密斯索尼学院还保存着葛维汉留下的有关中国的400多张照片,内容涉及葛维汉及其家人沿长江辗转到达四川的沿途风景照,宜宾地区的民俗照,羌族、彝族、藏族及苗族地区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而美国惠特曼学院则收藏有葛维汉的资料21箱,包括他在华期间进行田野考察的原始笔记和往来信函,搜集的民间宗教习俗用品如冥币、符咒和经文等。
探索僰人悬棺之谜
来华之前,葛维汉已被美国纽约费尔波特浸礼会教会任命为牧师。1911年抵达上海之后,葛维汉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上海、浙江学习汉语。1913年,他沿长江乘船而上抵达四川叙府(今宜宾),参加天主教川南教区的传教工作。他认为,宜宾“未被外人接触的文化,在与西方世界接触时有被污染的可能,应该尽可能地去抢救”。
1920年回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葛维汉同意为斯密斯索尼学院在中国搜集自然标本、历史文物并接受其经费资助。为此,他在中国西南地区先后进行了14次田野调查。据《葛维汉收集日记》记载,1921年至1934年,葛维汉仅在川、滇、黔边境对岷江流域,嘉定(今乐山)和屏山之间,珙县曹家沟、李庄等地就进行了7次田野调查。在搜集大量自然标本、历史文物的同时,葛维汉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1928年,在宜宾城街道加宽改造工程中,出土了“李长春平蛮碑”,这引发了葛维汉对僰人的兴趣。他多次到悬棺所在地珙县、兴文进行实地考察,开始研究僰人的族属问题。据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僰有姓氏,用白练缠头,衣尚青碧,背领袂缘,俱刺文绣。”为了印证这一说法,葛维汉在珙县罗渡乡乡长、苗族人王仿钦的帮助下,在上罗乡中僰村(今半边寺仙人洞)大流水地方取下一具悬棺,对葬主比照文献进行验证,确认悬棺系“僰人悬棺”。
因为怀疑僰人与云南某些民族有同宗关系,葛维汉广泛收集有关僰人悬棺葬俗的民间故事,希望破解悬棺葬之谜。1932年、1935年、1936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相继发表《四川古代的白人坟》、《四川南境的白人坟》、《有关僰人的历史文献》3篇有关僰人研究的论文,从此,僰人悬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葛维汉也对川南苗族产生了研究兴趣。1927年,葛维汉开始在今属珙县洛表镇的王武寨等地调查苗族文化。在华期间,他先后5次深入苗寨实地调查,详细记录了川南苗族的历史、艺术、习俗及宗教信仰等情况。葛维汉还与苗族基督徒熊朝蒿等人合作,搜集苗族歌谣、传说达700篇,编成《四川苗族民歌和故事》一书,并译成英文出版。他还先后发表了《川苗的习俗》、《川苗的仪式》、《川苗的词汇》、《川苗的宗教》等有关川南苗族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将王仿钦赠给他的苗族蜡染服装、牛皮鼓、芦笙等赠送给华西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
深入羌寨记录历史
1924年夏,葛维汉从成都步行出发,经灌县(今都江堰市)到达汶川、茂县,后继续行至松潘,这是他第一次到达羌族地区。在汶川县城,经英国传教士陶然士介绍,他认识了当地的羌民头领,并请当地人帮助搜集标本。随后,葛维汉在《华西边疆学会杂志》上发表《松潘采集行记》,记录了此次探险式调查。他写道:“为博物馆搜集四川的美丽造物是令人愉悦的,但我认为更应该优先研究和我们的社会和宗教习俗有如此不同的汉人和当地土著民族。”
葛维汉对羌族的研究得出了与陶然士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羌民是具有自己传统文化的中国土著民族,属于藏缅支系而绝非外来人种,其文化显然受到西北黑水的卢花人、西南的嘉戎藏族、南方的瓦寺人以及东方峡谷与小镇和城市中汉族的文化的影响,并表现出借用其周边民族习俗的特征。
1931年,葛维汉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馆合作者。1932至1948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并兼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1933年夏,葛维汉到汶川、威州、茂州、叠溪等地考察。他参观了瓦寺土司官寨,深入到克枯、阿尔、龙溪寨、东门外、桃坪羌寨,并进入嘉戎藏族居住地杂谷脑,为史密森学会搜集有关羌族自然、历史方面的资料,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搜集羌民的手工制品。1934年,葛维汉发表《羌人地区采集之旅》一文。
1941年、1942年夏,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的派遣下,葛维汉随同70多名大学师生组成的考察组再次深入羌区调查,并担任副组长。他们途经茂州、理番(今理县)、威州、汶川、克枯、木上寨、龙溪寨、东门外、桃坪、大和平寨、簇头、簇头沟及涂禹山等地,还深入到更远的羌区布瓦、蒲溪沟、蒲溪寨、佳山寨、西山寨、萝卜寨等地,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石器等文物,搜集了羌族手工艺制品,记录了羌族的文化、宗教、生产活动和风俗习惯,1943年出版调查成果《川西调查记》。
1942年到1948年,葛维汉又多次重返羌区进行短期调查,并将羌族的民歌、语言、唱经等用国际音标进行了首次记录,随后又翻译成英文。1942年,葛维汉发表《羌民的习俗》一文,开始对羌族进行系统研究。之后,葛维汉先后发表了数篇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羌族地区的考古发现》(1944年)、《羌民的念咒法术》(1946年)、《羌民的“经典”》(1946年)。1958年,葛维汉在美国出版羌族研究专著《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并获得古更赫姆奖。
此外,葛维汉还曾深入康巴藏区和凉山彝区,从事有关藏、彝民族的实地调查与学术研究活动。1923年,葛维汉到达打箭炉(今康定),1928年和1929年又进入宁远府(今西昌)、穆坪进行人类学材料与自然史标本的搜集活动。他搜集到大量哺乳动物、昆虫、鸟类和蛇类的标本,以及彝族、藏族的日常用品和艺术品,其中还有一张熊猫皮,他将其运回美国交给斯密斯索尼学院。
在华期间,葛维汉给斯密斯索尼学院送去4万件标本,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品种,250个新物种或亚新物种。他曾经捕获两只大熊猫,并以中国政府赠送美国政府的名义送到了布朗克斯动物园。之后,他又将一只捕获的名为“潘多拉”的大熊猫送到纽约,在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