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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后，点瓜种豆

新京报 2012-04-10 03:20:41

　　■ 田野笔记

　　这是古今东西碰撞杂交、传统与现代混融并存的时代!老旧的东西以各种名义苟延残喘，时尚的东西却如过眼云烟，花未开就谢了。靓男绿女们慌慌张张地饥不择食，或趾高气扬心安理得，或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优雅、纯净的古典草根已然没有了立锥之地，脆弱、匆忙的现代草根就成为我驻足凝视的风景。

　　□岳永逸(北师大副教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今天，乡村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主要方式是初中毕业前后就外出打工不在穷乡僻壤混，对土地谈不上憎恨，但基本没有了祖辈的眷恋。与此不同，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孩子多半都要早早地扛着锄头甚或犁头随父母、兄长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年，地处西南老家的父老们有句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天天念叨着，用来教育孩子努力读书的俗话，“给牛当老子!”

　　年少时，我同样也有在烈日下“给牛当老子”，汗流浃背的筋骨之劳。那时，识几个字，被乡邻视为知识分子的父亲常拿一本发黄的万年历，不管我听还是不听，就在我耳边唠叨，“当农民要知道二十四节气，不然你庄稼种不好!”或者是我天生就对数字、时间感觉迟钝，不要说那时，直到今天我也不能一口气说出这些节气。但是，天生文盲的母亲那句“清明前后，点瓜种豆”的俗语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记事起，老家人在清明似乎并没有怎么上坟祭祖。这样，对于我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清明更多地与土地、瓜豆两位一体。

　　“清明”二字最早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篇》中，“春分后十五日，到指乙，为清明。”《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说：“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在《岁时百问》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作为农事节气的清明，它标志着万物复苏，春耕时节的到来，自此须告别冬日的慵懒，辛勤耕作。所以，作为生活经验的积累，“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等就自然而然成为乡土中国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俗语。

　　上古的上巳节是“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上巳节是古人的性自由节。在那时性行为是一种很神圣的行为，在万物复苏的时日，人们相信男女交合可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一种神圣的祈年仪式。随着“文明”进一步“文化”人们，对于性，人们逐渐有了诸多禁忌，但外出野游、踏青、插柳等却被保留下来，并成为清明节的主要活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记载了当时文人外出郊游的盛况。

　　与清明节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节日，就是寒食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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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 2012-04-11 02:51:44 |

　　周代到当代，寒食节的文化含义在演进，或许将来，我们会以更现代感的“寒食”，来纪念这个古老的节日。新京报漫画/林军明

　　田野笔记

　　通常而言，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是载入官方祀典的改火仪式与民间禁火寒食习俗的综合物。冷食折射出的是先民曾经有也必然经历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则标志新的耕作期的开始。

　　寒食节与介子推的故事原本没什么瓜葛。《周礼·秋官·司烜氏》中就有了仲春禁火的信息：“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即，在周代的仲春时节，管理取火与禁火的官司烜氏拿着木铎通知人们开始禁火，季春时再生火。关于介子推与晋文公重耳之间的恩怨情仇，《左传》和《史记》都有记载，但二书均止于晋文公重耳对曾追随自己出逃的介子推没有赏赐，在子推退隐而亡后似有悔意，将绵上之地封赐给他，还以“介山”名之，并没有割股、烧山、禁火等让后人津津乐道，眼泪一把又一把，至少也要扼腕叹息的伤心事。

　　从现有的文字材料看，是汉末蔡邕的《琴操》才将介子推的传说完善，滋生出了子推割股食君，文公焚山等细节。其大意是说：在重耳逃难饥寒交迫时，子推曾割腕股以救重耳。重耳复国后，没有得到赏赐的子推上山隐匿。惊悟后的重耳派遣使者前往迎之，子推坚拒不出。重耳于是令焚山求之，结果子推抱木而烧死，重耳流涕而归。但是，《琴操》随后所言的不得举火的日子却是五月五日。

　　在文献记述中，真正将《琴操》版本的介子推传说和仲春断火、冷食联结一处应该是晋朝陆翙的《邺中记》。该书有载：“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糗是也。” 这样，本身是表达先民对再生渴望的寒食有了新的文化含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官方将寒食扫墓列入了五礼之中。由此，在唐代直接吟咏寒食的诗也就比比皆是了，诸如“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等等。

　　这样，在官民长期共同努力下，寒食、清明祭扫、出游的习俗也就渐渐合为一体。虽然如此，各地过寒食的具体时间和相关习俗仍然千差万别。同属山西，与大部分地区在清明节前一天过寒食节不同，榆社县是在清明节前两天过寒食节，垣曲县还有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前两天为小寒食的区分。

　　在传统文化被格外关注的今天，传说中寒食节发源地的山西介休绵山也自然被相关部门命名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这一自上而下的挂牌命名行为，不但进一步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名义将流动的传说定格于此，还不折不扣地为当地政府演绎着文化产业经济的神话。遗憾的是，虽然几乎每年都要往山西跑一回，也曾数次路过绵山，但只能隔着车窗玻璃，遥望被言说、点染了两千余年的绵山，而绵山寒食的火热现况竟然无缘知晓了。

　　岳永逸（民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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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2 03:20:24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清明时节绿意盎然，生机无限，是人舒筋动骨的日子，也是各类细菌、病毒蠢蠢欲动、同乐同庆的日子。在医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自然就欲通过其言行祛除邪祟、瘟疫，获取生的喜乐与祥和。

　　□岳永逸（民俗学者）

　　清明走出户外的戴柳、放风筝、荡秋千等的本意大抵都是如此。至晚，在唐代就有了戴柳的习俗。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云：“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

　　旧日，广州人在清明前的四五天，要在家中的祖宗牌位前和门口挂上一条柳枝以避野鬼，直到清明后一周才拔除。所以，广州人又把杨柳叫做“鬼怖术”。过去，广西邕宁的汉人在清明各户均插杨柳，有的戴在头上，有的束在腰上郊游或者祭墓。旧日的四川什邡，人们在清明这一天要用艾蒿缠绕树干，其目的是避蟊虫。

　　而现在在城乡随处都还可以见到的放风筝，实际上这是从头颈到四肢的全身运动，把整个冬日淤积在体内的不快之气，释放出来，故而放风筝在民间又称之为“放晦气”。在明代，不知是否由于“晦气”引发邻里纠纷太多的缘故，或者尤其怕晦气落入皇宫以及豪门的缘故，京城曾一度禁止放风筝。明人史玄的《旧京遗事》有载：“京师风高，不许放纸鸢，许养鸽，翦其翎，不许远举”。纸鸢即风筝的时称。

　　今天的北京早已不是平房“旧京”，大小飞机来来往往，高架电线密如蛛网，权贵豪门的别墅也风情万种，但并无风筝禁令，反而，放风筝被鼓励。在包括天安门广场这样稍微的开阔处，只要没有大小的庆典、重要的仪式，人们天天都可以仰着脖子放风筝。对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当代都市人而言，放风筝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颈椎病大行其道时，关于放风筝、抖空竹等传统娱乐能治疗这些办公室病、电脑病等顽疾的资讯铺天盖地，漫天飞舞。顺势，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风筝制作技艺也得到渲染。尚未放飞时，制作过程中的风筝就已经被插上了无形的翅膀。风筝本身也向工艺品发展。

　　在当下北京的风筝制作界，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已经家传五代的“风筝哈”了。2008年哈氏风筝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年富力强的哈亦琦不但频繁在央视、北京卫视露脸，更是带着哈氏风筝走出国门，游遍世界。我自己也曾附庸风雅地将哈氏做的一精装的三十厘米见方的工艺高、观赏性强的装饰性风筝赠送给外国友人。近年来，有机会多次在京城遇到和善的哈先生，不会放风筝更不会做风筝的我对他充满敬意，并仰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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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3 03:20:18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在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渐渐普世化后，对于要求女子固守闺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汉族青年男女而言，相互之间能自由交往的时空也就只有庙会和准许女子出游的清明、元宵等节日了。

　　在这些时日，男女可自由交往。在重庆、万县等地，20世纪初叶还有“上野坟”的风俗。清明前后，不论是贫富人家的女子，俱携酒食结伴而往，择一幽静处野餐，男子不管是否认识，都可以入席，而且相谈甚欢。显然，这颇有典籍记载中的上巳节的遗韵。当然，这些并不久远的男女的自由交往是以对先人的祭奠为借口的，而上坟-扫墓祭祖正是持续到今天的清明节的主体。

　　历代诗文图书，对清明祭扫的风俗多有描述，如《帝京景物略》云：“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磕轿马后挂楮锭，桀桀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皆醉。”从这些文字可以品味出古时人们祭扫祖先的虔诚、悲情，热闹和从容。

　　但各地具体上坟祭祖的习俗并不同一。

　　在四川剑阁，就在解放前后，当地的人们经常都是几家、几十家或者是全宗族一起祭祀祖先。在清明的当日，各家自己准备好献给祖先的酒肉、香、纸，携男带女列队依次祭扫列祖列宗的坟墓，时间往往要持续七八个小时。沿着起伏的山道一圈走下来，已经是夜深沉了。夜空下，人们再交换供品，生者死者在生死两界各自共食。在广西横县，如果是一个家庭生了男孩，在第一次去“拜山”（清明祭祖）时，一定要杀一只公鸡，献在祖先的坟头，告知祖先家中“已添丁”。广西象州的汉人的葬仪有二次葬的传统，当地话叫“捡金”，而“捡金”不在他日，就是在清明这天。到了该“捡金”的这一年，后人把埋在地下棺材中的老人的骨头取出来，放在特定的坛内另行安葬，使亲人的遗骨永世长存。

　　在快节奏的今天，都市子民清明时节的网祭在环保、生态、安全的监督与催化下，已经小有规模了。先祖若真的在天有灵，可能会因为自己活着的闲适而自慰，并原谅承继自己的香火的“不孝”子孙了。

　　□岳永逸（民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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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7 03:20:23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岳永逸（民俗学者）

　　当年的燕大地处郊野，四围坟墓颇多。似乎恰值清明，前往上坟的国人络绎不绝，而且大抵都手拎烟酒茶饭之类供品。布朗教授看到了这些景致，就好奇地问他的中国助手，“你们相信你们的祖先真能吃到那些东西吗？”聪明的中国助手并没有直接回答布朗的提问，而是有礼貌地反问布朗：“布朗先生，我知道你们的习惯是在墓碑前敬献鲜花，那么你们是否相信你们逝去的亲人能闻到花香呢？”

　　引出这段轶闻并无意辩驳中西文明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这样至今纠结精英阶层的话题。而是想说，在任何年代，焚香祭祖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或浓或淡的一道风景，并未因外力而完全舍弃、决绝。

　　民国时期，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有载：“清明，人家上坟，于市上买盒子菜以祀之，即南边之馔盒也”。2005年前后，我曾往门头沟山里溜达。在深山区的燕家台村，清明是村民们重要的节日。早在此前两周，常住村内的长者就通知外地的儿女尽可能回家，并为节日准备饭菜、供品。寒食节这天，是村民们例行“上新坟”的日子，祭祀刚过世的亲人，回家后再宴请亲朋好友。清明当天则是“上老坟”。是日上午，星罗棋布在村落四围的墓地鞭炮声四起，青烟袅袅，别有一番风味。除此之外，燕家台人还有在上老坟后，即清明节次日的“大清明”，那是和尚上坟的日子。但因为村中庙宇早已没有了和尚，大清明也就成为陈年旧事，留在耆老的记忆与闲聊中了。

　　不仅是燕家台人的“大清明”消失了，旧京清明的很多习俗都烟消云散了。比如“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清明不做饽饽，穷得乱哆嗦”。昔日燕京大学的旧地早就成为当下风光无限的北京大学了，四围坟地无存。在我经常骑着老旧的二八永久自行车蹒跚于北大周围时，我不时都有个自己也奇怪的想法：要是当年布朗看见的那些坟地风采依旧，今天从小就学英语、练钢琴、上奥数的孩子们会不会有布朗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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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8 03:20:34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自古以来，民谣都是民众反映自己生产生活与心声，并对社会以及自身评判的相对简短的韵语体口头文学，具有口头性、群体性、地域性、模式化等特征。民谣与其他口头文学一样又有“弱者的武器”之称。

　　□岳永逸（民俗学者）

　　无论古代还是当下，民谣可能有一个初创者，但在不停地流传过程中，传承者和传播者会不停根据自己的喜好再加工，从而使得传播开来的民谣不但有多个版本、异文，也有了群体性、时代性、在地化等特征，并最终匿名化，成为一个群体共有的知识以及表达自己和他群体交际的工具。

　　长久流传的好的民谣率性、形象生动、简洁、朗朗上口却又智慧、幽默，有着深远的人文关怀，反映巨大的社会变革、最广大民众的喜怒哀乐和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情感。例如“月子/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妻同罗帐，几家飘散/零在他州/乡”就言说着民众常有的聚散离合并存的两种生活状态，而且对飘散者充满了关切与祝福，有着淡淡的哀愁，也有着控诉。这首民谣之所以一直流传，就在于它已经完全突破了小恩小爱，突破了民族、地域、文化、时代的界限，反映的是普世价值与期盼，而且语言凝练、明白如画，丝毫不比杜工部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逊色。

　　再如，中国社会长期都是一个讲究纲常伦理、三从四德的伦理社会，对妇女的生活方式、活动空间、职业都有着严格的限制。这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伴随近代化历程，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服务行业兴起的“女招待”这一职业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新旧观念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民谣“中华民国大改良，推倒庙宇建学堂；中华民国一大怪，当下时兴女招待”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一现实。虽然只有四句，但句句实在，都紧扣时代脉搏，把握了二十世纪初叶的社会实况，至今诵来都让人感慨，为之叫好。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电邮、博客、微博、手机、飞信等传播手段的多样和彰显自我的个人主义的盛行，反映社会现实、百姓疾苦、喜怒哀乐的“段子”——新民谣——与老旧民谣在语言表达、传播手段等方面也有了明显不同，尤其是形式上对正、雅、官的戏仿，跨越时空的书面传递。面对面的口耳相传不再是段子传播传承唯一的方式，眼睛的作用也大于耳朵。但是，能普遍传播开来的段子绝对骨子里直接承继了老旧民谣的三魂六魄：直面社会现实，跳出小我，关怀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与情感，语言形象生动，妙趣横生，一目了然，令人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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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9 03:20:28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与开埠不久的上海、天津不同，历史悠久的北京确实有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但仅仅倚重文献，重温重抄旧书，显然不能知晓平民的北京，芸芸众生的北京。

　　□岳永逸（民俗学者）

　　现下不少人了解、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和人文风情时，习惯于以官方修订的方志或者是文人士大夫编撰的类书、笔记等为据。前者如《酌中志》、《析津志》等，后者如《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

　　但除了这些文献考据，五四前后的先贤，还很留心坊间里巷的歌谣、传闻，以此作为认知北京的方式。例如，1918年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有别于以往，它脱离了文人个体的雅兴，而是将其作为认知社会、民众，了解过去的入口以及“新的国民的诗”的母体。为此，周作人当年不但为重刊的《霓裳续谱》写序，也高度评价、引用意大利人韦大利（Guido Vitale）编辑的《北京儿歌》及其认知。在此浪潮下，不少有心人纷纷潜心于歌谣的辑录。李萨雪茹编的《北平歌谣集》、《北平歌谣续集》分别在1928年、1930年面世。深受刘半农的影响，李家瑞编的《北平俗曲略》于1933年出版。

　　李萨雪茹编的《北平歌谣集》的开篇就是名为“平则门”的歌谣，内容如下：

　　“平则门拉硬弓，界边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界边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界边就是马市桥。马市桥跳三跳，界边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界边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我问估衣怎么卖，桃红裙子二两一。老太太打个火抽袋烟，界边就是毛家湾。毛家湾找老四，界边就是护国寺。护国寺卖叭狗，界边就是新街口。新街口道儿长，界边就是蒋养房。蒋养房按烟袋，界边就是王奶奶。王奶奶啃瓜皮，界边就是火药局。火药局丢花针，界边就是北城根。北城根买破盆，界边就是德胜门。德胜门两头缩，当间有个王八窝。晴天出来晒盖子，阴天出来把脖缩。”

　　平则门即后来的阜成门。只要稍微了解点北京在清末民初的实况，人们就会明白这首易记的歌谣实际上是关于一度被称之为西城这个区域的人文历史地理图。我们也会明白，在那个读书人甚少的年代，人们是怎样生活得明明白白，有滋有味的。遗憾的是，这些信息含量真正丰富的民谣不但远离我们的“乡土教育”，也在居上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英们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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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4 03:20:22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城市化时代，生活失却了诞生乡土民谣所需的舒缓，有关部门曾征集过正面反映当下的“新民谣”，虽也不乏佳作，但这些应征民谣能否流传开来，就需要时间的考量了。

　　□岳永逸（民俗学者）

　　与乡土生活的舒缓、相对保守不同，急剧膨胀的都市是求新、求快、求异，狂飙突进的都市自然出现诸多乱象。

　　绝大数人都是要应对锅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的，忙乱中自然容易激发怒气与怨气。于是，为了疏导怨气，树立正气，美化舆论空间，2010年，北京市相关部门在网上征集新民谣。其中，不乏没有怨气，鼓舞人，反映在都市生活方式主导下的不同群体当下生活的“阳光”段子，如：

　　1、门一扇，窗两片，每扇窗，透着光的灿烂。朝霞一缕，照着秋水婵娟；夕照一抹，映着春山伟岸。女人是水，男人是山，山共水，搭就爱的港湾。港湾里，泊条船，船桅上，悬着一片帆。女人掌舵，男人摇船，挂起云帆的，是那少年。不管风吹浪打，船不改变航线，驶向幸福的岛，开往美好的滩。

　　2、晚上看球，白天梦游。一杯啤酒，不知三秋。

　　3、老爸和老妈，听我说句话，我是90后，幸福乐开花。国家在强大，世界在变化，放下动漫画，我要努力啦！不靠你，不靠他，也不靠爸妈！老爸和老妈，听我说句话，我是90后，压力也蛮大。我需经风雨，我就要长大，看完阿凡达，我要奋斗啦！天不怕，地不怕，努力为国家！

　　4、小两口，八零后，女孩漂亮男优秀；小两口，并肩走，一路大手拉小手；小两口，乐悠悠，锅碗瓢盆谱合奏；小两口，也泪流，住房工作也曾愁；小两口，不记仇，男孩宽容女温柔；小两口，手牵手，和谐和睦长厮守，长厮守。

　　但是，这些应征的，刻意创作的有生活有内容有情感也明显稚嫩的应征民谣能否流传开来，就需要时间的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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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5 03:20:24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1923年9月，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曾将歌谣分为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六类。这其中，比较与众不同的是应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歌，在当下，这种民谣有行业化的潜质。

　　□岳永逸（民俗学者）

　　其实，民谣的种类划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定律。按时代，有新老之分；按情绪，有赞讽之别；按地域，有城乡之隔；按性别，有男女之异；按品位，有雅俗之野……但不论哪种，要想了解民谣的现状，在做有心人的同时，还必须走向田野。在生活现场，仪式歌谣的传承者与内容也在因应时代以及具体场景而发生变化。长久以来，红白喜事都有哭的传统，前者叫哭嫁，后者叫哭丧，二者都有叙事传情的唱词，皆哀婉动人。

　　与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松江全境实行火葬之前，松江丧俗也有哭丧的传统，而且逢“七”日子的哭更有讲究，尤其是逢单数七的日子，如头七、三七、五七等。在这些日子，丧家会提供酒菜，点蜡烛祭祀。女眷们则围着点有长明灯的灵台抑扬顿挫地哭诉。哭诉的内容主要是死者生前的苦难和哭者的哀伤之情。同时，不乏趁机诉说心中委屈和自己不幸的哭者，也不乏有人借机咒骂冤家对头。这一来二去，一个会哭丧的女性通常会哭数小时之久。于是，每逢女眷在逢七这些哭丧的场合，邻里和村中的人会纷纷前往围观，看某某哭丧的水平如何，尤其是想一探是否哭出了啥名堂。

　　2001年8月中旬，我曾往上海松江做短暂的田野调查。一天中午，从吕荡村的吕荡庙访谈出来，顶着盛夏正午的烈日，我在已经差不多城乡一体化的上海郊区的这个村子路边的墙壁上、电线杆上看到不少歪歪斜斜的“代哭”广告：

　　浦南吹打

　　电话 57863721

　　BP．956392397201

　　土工 代哭念经

　　过去，白事的代哭也较常见。原因是亲人不会哭，或哭得不像，为表达哀伤之情，尤其是仪式的完整和氛围的营造，故请人代之。但是，十多年前的我确实被大上海边的这些广告“镇”住：在新千年之首的上海，代哭还是一件可以做广告的工作。遗憾的是，虽然后来偶尔还有机会前往上海出出差，但终归没有能够再到松江走走，不知道如今松江是否还有代哭？代哭是否与时俱进？是否有人在网上代哭？或者将抑扬顿挫的哭唱制成音频、视频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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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6 03:20:28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虽然是两回事，但哭丧与哭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希望离开这个家庭的死者、生者两类离别者保佑、祝福这个家庭，不要带走了原本属于这个家庭的财气、福气、运气。在湖北东南部，哭嫁就是源于“女儿出嫁时，不哭娘家不发”的讲究。

　　□岳永逸（民俗学者）

　　直到二十世纪晚期，这里常见的哭嫁都是女性直系亲属以边哭边唱的形式哭嫁，通常是母亲哭送女儿。随着社会的变迁，男女分工的模糊，在这一带的农村，会哭嫁的女性也日渐减少。于是，也有了“代哭”出现在当地婚礼中。

　　1989年，在嫁女时，身为父亲，黄石华井村王月湾陈清泉老人即兴为女儿唱出了情真意切的哭嫁歌。之所以陈清泉为女儿哭嫁，就是因为他妻子不会哭嫁。在陈清泉哭嫁的开首，围观的邻里对这个有悖习俗的哭嫁颇不以为然。但是，如永新的歌声，这次句句真言、感人肺腑的哭嫁很快带动着围观的全村老少都哭了起来。此事迅速传遍乡里，远近皆知。有聪明之人专程前往王月湾，请陈清泉老人再哭一回，录了音。

　　时隔22年之后的2011年2月23日，网友拜访了陈清泉老人，记录下了这首哭嫁歌词，并发表在了网上。其中，有父亲对出嫁女儿的祝福和期望：“恭贺我儿，佳期已到，为父代母把话训讲。恭贺我儿，良缘夙缔，苦诉衷肠。恭贺我儿，去到婆家为人，长命富贵。恭贺我儿，到何家去配祥高，金玉满堂……望我儿到婆家去，不在人下，不在人上，教育我儿，守本分，讲志气，为父母争光。常言一句，圣人所讲，高山更有高山上，世间上，如今人，强中偏有强中强。”有父亲的开明与自责：“婚姻自主，选才郎，情理恰当，我为父母的，改除包办，也是理所应当……你弟妹尚幼，家道贫寒，父母年老，无志无量，这几台，土妆奁，为父母的费了力气一场。买土妆奁，古老了，本不漂亮，实难赶，综合柜，电视三样……在我膝下做女儿，一十几载，未穿一件好衣裳。”

　　去年八月，我应友人邀约到鄂西巴东。去之前，我查询相关咨询，无意在网上看到了上述回肠荡气的哭嫁歌。老家同期哭嫁的情形猛地重现眼前，并久久挥之不去。关于巴东，网络最为热门的信息就是“烈女”邓玉娇了。当汽车爬行在巴东的野三关时，同座的当地朋友津津乐道讲着“烈女”传奇的当地版。我打断了朋友的兴致，问道：“这里的人还哭嫁哭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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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7 03:20:19 新京报


新京报插图/林军明

　　■ 田野笔记

　　1999年冬日一个周一的夜晚，寻着柔婉、悠扬且古色古香的唱和声，我找到了新街口苇坑胡同钱亚东先生家的“集贤承韵”八角鼓票房。就在那晚上，浅陋的我首次见到了八角鼓、三弦，听到了自己懵懂无知的单弦、岔曲、快书。但是，这些陌生的物和飘渺的音，使我穿越时空，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旧京。

　　□岳永逸（民俗学者）

　　当年到苇坑胡同，是初识的卫东介绍的。卫东稍长我数岁，本行是昆曲老生，但他绝对是个学问家，满肚子不知有多少知识。一来二去，熟悉了之后，卫东与我谈及了快成云烟的单弦的英译问题。因为他不仅向京城内外的年轻人义务普及昆曲、八角鼓这些文化遗产，也把这些东西推向海外。“乾隆民谣”就是卫东在对洋人翻译单弦/八角鼓时的英译名。卫东感慨地说，乾隆年间，这些东西就在老少旗人中盛行开来了。由于卫东的倡导、践行，“乾隆民谣”在网上已经成为专有名词，每周一次的八角鼓票房也有了乾隆民谣票房的别称。

　　为了弘扬乾隆民谣，卫东言行合一。1997年8月，他组织了“霓裳续咏”子弟八角鼓票房，担任“把儿头”。两个月后，他创办了民间刊物《八角鼓讯》季刊。到2007年10月，“霓裳续咏”票房的活动地点先后有：劲松大酒楼、刘家窑戏迷茶楼、东琉璃厂北京民俗博物馆、西琉璃厂京味茶馆、东铁匠营华北戏迷茶楼、南锣鼓巷交道口文化站、东城宝钞胡同天玉餐厅、大栅栏西街宏运饭馆、琉璃厂汲古阁画廊茶艺馆、天坛南门正阳楼饭庄、学院路明光北里居委会、西直门外索家坟海情家常菜馆、索家坟“时代之光·名园”小区俱乐部活动室。从京味茶馆起的这些地方，我都曾去过，有的还是常去。近几年，卫东抓住每一个机会让票房坚持活动。于是，山房琴馆，成贤街一承茶社、东四十条春秀路良社等时断时续的活动地点又一路排了下来。

　　二十多年来，在京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卫东他们执拗地唱的乾隆民谣都是些什么呢？“烛影摇红焰，透纱窗，雨后生寒”之类的自然是首先，但也有新创的 “‘天安门广场’中央五星红旗迎风展，四周围建筑物雄伟庄严；‘故宫’是名胜古迹三宫六院，赏美景戏耍游湖到‘颐和园’”之类的《北京新十六景》。

　　显然，一本正经承古的乾隆民谣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但都精致典雅，与“俗”字无缘。不用提当年常在乾隆民谣票房活动的王玥波等当下火热的名字，这些在胡同深处吟唱的乾隆民谣显然多少抵挡些了浮躁都市的负面形象。遗憾的是，乾隆民谣能够吟唱的地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此时，我倒更想与卫东闲话桑麻了。

karin

2012-05-02 03:20:19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衍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岳永逸（民俗学者）

　　2012年2月，有机会再次前往台北故宫。众所周知，因为空间小、藏品多，那里的展品是轮番展出的。所以每次去看到的展品都不一样。这一回，那里正在展出清代宫廷的物件，尤其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同行的多是行家，面对这些珍品，众人啧啧称奇，对其工艺、价值赞叹不已。还有人很自然地表现出对皇帝的艳羡，为今天自己能看到而感到欣慰。没想到的是，同行一位搞摄影的朋友愤激地说道：“真丢脸！一个皇帝玩到这个份上，玩得这么小家子气，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显然，这位朋友说的是“玩物丧志”这个意思。物倒不是不好，玩的人则有问题。

　　当然，清朝的衰败不振是否一定就与乾隆这个大皇帝的“小”兴致有着必然关联，那要历史学家考证点评了。但在同一场景，对同一物件截然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庭院深深的皇宫、价值连城的宝贝不同，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件虽然重在实用，但同样有着不同的功能、价值及其评判标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工具类和装饰类两种。现在对城里人陌生但还经常能在民俗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见到的镰刀、锄头、犁头、耙子、背篼、簸箕等是农耕社会多年的生产工具，锅碗瓢盆、衣服鞋帽、桌椅板凳、车船雪橇等生活用品都是实用的。剪纸窗花、肚兜虎枕、门帘牌匾等则多少都有了装饰性，潜在地表达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相应人群的审美情趣。虽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会尽量把工具做得美观，装饰性的物件也很少作为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把玩，同样有着实用化倾向。

　　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衍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于是，会制作的人，有了“匠人”、“师傅”、“巧手”等特定的称谓，会使用的人，有了“把式”等赞誉并对自己的物品珍爱有加，会用这些物作为交际工具使之流通的人，有了“好人”的口碑。这其实是农耕文明的共性。在其名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中，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曾精辟地总结出：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物是“把人与物的关系用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后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则“把人与人的关系贬低为人与物的关系。”换言之，转换之前的“物”如同“人”，是以人为准绳，是有情感的，而转换后的“人”则如同“物”，是以物为基准，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其实，今天说的人情淡漠，多少都与物的商品化有关。

karin

2012-05-03 03:20:49 新京报

　　■ 田野笔记

　　在当下的都市，八仙桌不是作为寻常的家用之物出现的，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废旧家具或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之类的旧货市场，或者是高碑店之类的明清仿制家具市场。其实，八仙桌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隐退是一件既值得庆贺也可怕的事情，悲喜很难一言道明。

　　□岳永逸（民俗学者）

　　将一张四方四正，坐八人的桌子称为八仙桌，与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国人的价值认同有关，尤其是与求永生、长寿的观念有关。即在千百年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俗世的凡人习惯将自己比作仙界的八仙，既有似神仙之意，也有赛神仙之求。说白了，当下鼓吹的生态、环保、绿色食品都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着生命的脆弱和短暂。相反，健康、长寿却是人类永久的追求。

　　通过传说、故事和浅薄的影视演绎，人们熟悉的“八仙”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在民间传说和文人杜撰中，这些由凡人成仙的八仙是随性洒脱、除暴安良、积弱扶贫、匡护正义，与弱者同一鼻孔出气的顽童。当然，人们对这八仙的喜爱，还与国人的酒文化有关。八仙个个都是酒中豪杰，不倒之翁。醉拳“醉八仙”的招式多少都与八仙有关，如：吕洞宾——醉酒提壶力千斤，铁拐李——旋争膝撞醉还真，汉钟离——跌步抱提窝心顶，等等。

　　可是，在长久的使用之中，八仙桌本身又强调的是一种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就是当下的乡间，遇到红白喜事，就餐的桌子如果不是圆桌，而是八仙桌，就餐者自然会按照自己认同的社会地位坐到适合自己坐的方位。上位只能是位高辈长的被尊敬的人坐，如长辈、村干部、老师、医生等等。左右两侧就是身份地位稍低的人以及陪客的座位，而与上位正对的下位则绝对是辈分最低、无足轻重的“小卒”的座位了。忝陪末座、忝列末席实际上都与八仙桌的长久使用有关。就是不是大型正式的仪式场合，儿时老少三代一家人吃饭时，爷爷奶奶始终也都是居上座的。除非是爷爷奶奶特别恩宠，小屁孩儿通常只能靠边站。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种时尚家具的圆桌很快全面替代了八仙桌。多数农家都以有圆桌为荣。作为老旧的标志和象征，八仙桌被乡民们主动抛弃。同期，在正式的宴饮场合出现的是老者、尊者自谦之词：“坐圆桌，不讲究这些，随便坐随便坐。”这样，从生活的最细微处，圆桌强有力冲击着一种制度，润物无声。

karin

来源：新京报 | 2012-05-04 10:21:12 |

　　二十世纪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中，剪纸之类生发于过去乡土的东西也发生了命名的转换，从民间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因应语义的演变，剪纸这些带有技巧、技术和才情的“手艺”也就成为需要提倡、发扬和学习的东西，并试图跻身都市艺术、精英艺术之列。

　　□岳永逸(民俗学者)

　　目前，全国不同级别剪纸艺术家数以万计。这些紧扣时事进行创作，与时俱进的优秀者，或者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走进校园传帮带年轻后生，或者作为文化使者，走出国门展示技艺，从而赋予了这门传统手艺新的内涵。

　　2001年，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北京剪纸艺术家张晓林特意利用三个月时间精心创作了名为“奥运之光照中华”的面积达90平方米的巨型团花剪纸。后来，这幅创了吉尼斯纪录，意义非凡的作品被中国体育博物馆收藏。2010年4月，在有“小鸟巢”之称的蒲子文化宫，展出了“中国当代特级剪纸艺术大师”贾四贵特意以蒲县东岳庙及其传统的四醮朝山仪式为题材的系列剪纸。这让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赞叹不已，成为“四醮朝山”申遗系列活动的亮点之一。

　　在当下中国北方不少乡村，还存在一种与这些剪纸艺术家的剪纸不同的另一类剪纸。这些剪纸的根本目的不是要作为艺术品展示，更不是要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在这些特定社群中传承的剪纸既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相关，也熔铸着民众个体及其所在的群体对自己、他人、自然、社会的基本认知，体现着人们的世界观、伦理道德、价值评判和男女的社会分工。由此，为什么剪，谁剪，怎么剪，什么时候剪，谁教谁剪，剪什么，特定的图案贴在哪个门窗，给谁送，何时送，送什么，怎么送，谁接，怎么接，等等，都有着一套不言自明的习惯性规定，是生活的使然。

　　就在蒲子文化宫展出大师剪纸的同时，近在咫尺的低矮简陋民居的窗户上还贴着冬日就贴上的“喜鹊闹梅”的精美窗花。我问屋内白发苍苍、掉了门牙、满脸皱纹的老妪，“这是谁剪的？”“呵呵，我呀！老了，手不好使啰，别笑！”

　　显然，作为观赏品的剪纸和作为商品的剪纸生发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剪纸，是后者在当今社会情形下的变异、发展、游离和反动。在这种游离与反动中，作为艺术品和商品的剪纸也就脱离了与土地亲人邻里等相连的日常生活。其实，长时段观之，诸如剪纸这样当下被重新命名和定义的“民间艺术”或者只是一个过渡性术语。

karin

2012-05-08 03:20:24 新京报

新京报插图/赵斌

　■ 田野笔记

　　在中国，文人始终醉心于梅兰竹菊莲，从屈原、陶渊明、周敦颐到龚自珍，大抵都是如此。但自明代以后，在华北百姓的记忆和表述中，槐树的重要性远远胜于君子们自喻自慰的那些植物。

　　□岳永逸（民俗学者）

　　作为华北常见植物，槐树并无特殊之处。它在乡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明初朝廷主导的大规模移民有关，而明初山西洪洞的那棵大槐树实际上已经是华北很多宗族记忆中想象性的族徽。在华北乡下做调查问起族源时，很多老人都会说：“不是有那句话吗？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随之，老人们还会顺势讲些传说来佐证。“解手”和“小趾甲为什么分叉”就是经常听到的故事，大意是：

　　老祖宗当年不愿意离开。官府就欺骗说，凡不愿意走的就到大槐树下集中。等大伙儿一到，官兵就强制将大家的手捆住押往各地。路上，要大小便，得先让官兵把捆手的绳子解开。一来二去，“解手”就叫开了。因为路途遥远，又全靠步行，走的时间长了，小趾甲就开裂了。关键是接下来的一句：“你不信？凡祖上是从大槐树出来的人，小趾甲都分叉！”

　　洪洞移民，源于战乱。乞丐朱元璋的猛将徐达等人从南往北一路杀将过来，使得河南、山东、河北人口骤减。未发生大规模战事的山西，人丁相对兴旺。这为明初朝廷为了恢复生产而大规模从山西移民奠定了基础。不同年代，广为流传的洪洞移民的系列传说因讲述者、听者的不同，讲述的频次、时间、场合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义。这已经是硕果累累的专门研究领域，赵世瑜等方家多有诠释。

　　2007年4月，有机会造访洪洞，顺便到大槐树镇的大槐树公园走了一回。传说中的那株大槐树已经从各个层面塑造成为了意在吸引海内外游子认祖归宗从而增收的文化品牌。公园室内摆陈有各种姓氏的祖先牌位，厚厚薄薄的族谱，室外是水泥浇筑的大小槐树，从两千多年的古槐到传说中的明初那株。面对这些意在致富的人造景观，很是有些难受的我半开玩笑地对美丽导游说：“姑娘，告诉你们经理，让他在园门口开一洗足房、按摩房。要来认祖归宗的人先在门口洗足，发现小趾甲分叉的人就加倍收费。来的人身心愉悦，交钱心安，公园收入增加，地方经济发展，岂不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