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与思想史研究论纲
刘志琴
来源：中华文史网
一、 用新的视角对民间文化进行再研究
当前在世界上最热门的人文学科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与传统作品不一样的是它一改既往的说教，走向市场化和娱乐化，这一趋向在国内学术界已得到强烈的反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说:“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有的强调:“ 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都市中的流行文化，它通过模式化制作，广告式的宣传，倾销式的发行，推向广大民众。它有消费性，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的需求；它有时尚性，此唱彼随，变动不居；它有商业性，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导向而制作的文化产业。
民间文化是非模式化的，它起自民众自发的创作，缘情而发，因地制宜，有乡土性，民族性，千里不同俗，各有千秋，这些都不是集约化的制作，因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民间文化又是群体性的集体智慧，它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身传言教，层层加码，由众人渲染、烘托，层叠式发展的成果，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或创作者。只要有生活，有民众的生息，就有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它有稳定传承的机制，任其国运兴亡盛衰，风云变幻，都能代代相传。
民间文化的传播，不论是文本或非文本的，是即兴创作还是传之他人，都是非广告性的，民歌、民谣、神话、传说、信仰和手艺都是大众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是非文本的自我倾诉和演示。有些乡规、民约、家谱等文本，则是一家一族进行自我认同和约束的规范，是凝聚化了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化虽不同于大众文化，却与大众文化有历史的渊源，古代民众性的文化即为民间文化，这是与上层官方文化相对应的下层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文化传至现代，经过现代商业包装，也可视为现代大众文化。因此民间文化可以成为大众文化之源，大众文化亦可视为民间文化的现代发展或流变。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同属于非官方主导的文化形态。以民间文化而言，与高雅文化相区别的是属于通俗文化，与大传统相区别的是属于小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是属于民间表述。本来，哪个时代的文化构成，都是大小传统、雅俗文化或主亚文化的二元组合。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对立，又使得文化人有鄙薄俗文化的传统，士大夫们崇尚大雅脱俗的心态，使他们对通俗文化有相当的隔膜，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姿态傲视民间文化。然而，这被精英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凭借高科技和现代传媒不仅登堂入室，还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这全新的文化观念，不得不带来考察民间文化的新视角。
20世纪初期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观念引入民间文化研究，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盛举。1918年北京大学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收集各地民谣1100多首，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人议论说:“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把民间歌谣引入高等学府，在当时乃是震聋发聩之举，正是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教授的提倡，民歌才得以纳入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史的教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时代发展到21世纪，大众文化的崛起，引导我们视野的再次扩大，仅仅从文学史和民俗史的领域看待民间文化，不足以充分反映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框架，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是提升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二、 思想史需要开拓民间文化资源
在民间文化中以民歌的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青海花儿唱的是: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陕北信天游说的是:“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这发自内心的呼声，使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最坦率、最强烈的宣泄。它所歌唱的内容，从天象时令、吃喝玩乐、交际礼仪、兴亡荣辱无所不包。以民歌作为研究的主题，可以引出许多新知识，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对民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是深化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在前近代中国，民歌的全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以这时期的民歌为例，最能反映民众心态、精英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关联。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从民间文化考察，别有一番境地。
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经非孔、非圣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冯梦龙的“唯情”说、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
与此相应的是民歌在都市中的兴旺，在商业经济发达的苏州，新兴的市井文艺受到民众的欢迎，家弦户颂的吴歌，不径而走，远播到其他地区。史书记载，歌唱者“多浮虚艳词”(1)，《客座赘语》说:“ 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 风靡一时，“里(彳+共+亍)童孺妇媪之所喜闻。”酒店茶肆的“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这些为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展现出社会变迁中的新气息。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2)
这被胡适视为代表时代的不肖之作，正是所谓“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这一导欲，道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忌。以崇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统治思想，它拥有法制的、宣传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种种违反人性的说教，压抑了民族心理的健康成长。然而到明末，这种统治出现了从未有的裂变，大量民歌涌动出要求挣脱封建枷锁，寻找情爱的呼声，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礼教。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对情爱的渴望，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厉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另一种声浪，试看: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3)
仅仅从这儿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4)
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歌浪潮，一些精英深受感染，著名文人金銮、刘效祖，赵南星等高雅之士，理学名流，不顾反对者的嘲讽，也参与俗曲、小调的创作。更为可贵的是，对民歌中的情爱现象作了理性的提升。冯梦龙称誉这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把“情”推为人生的至高境界，这不是无端而发，也不是简单的鼓吹纵欲主义，他所宣扬的是，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说:“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吕尚不忍美人被诛，掩面斩妲已；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阐明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所以他认为:“ 情者，怒生不可(门+必)遏之物。”“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5) 因此他倡议创立情教，并以“情”字解释家事和国事。
在明清之际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谣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冯梦龙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 ?总而名之曰情胆。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6) 他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一字之改颠倒了善恶价值观观。把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因此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把情教凌驾在礼教之上。对于这一宗旨他毫不讳言:“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这一“发名教之伪药”，可谓一语中的，在歌咏者是叙私情，在社会上却掀起冲击礼教的浪潮。这样惊世骇俗之言，是出自他搜集、整理民歌集的评论中，冯梦龙可谓从思想价值观照民歌的第一人。
在民歌中不占多数，却极有价值的是抨击时政的歌谣，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7) 流传在市井平民中的民歌，何以有那样大的威力，惊动最高统治者? 这是因为它道出了民众心中的积怨。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市井谣谚戏谑三皇五帝也不为过，有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言+卖+言)愁叹，难堪入听。”(8)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对封建伦理的冲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人们都熟知《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殊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比孙大圣更有造反精神的土地神，明清刊本《土地宝卷》说的是土地公公逛南天门，受到天兵天将的阻挡，“土地曰: ‘乞众公方便，将门开放，我今随喜。’众神闻言，(言+虎)一大惊，众神大咤一声:‘你这老头，斯不知贵贱，不晓高低! 你在这里还敢撒野。’” 两者大打出手， 天兵大败，土地唱道:“土地呵呵笑，我把天宫闹，神兵不能敌。”“土地拐一根，摇动晃乾坤，神仙敌不住。”天帝又调动孙行者，虽知这齐天大圣又败在土地的手下，连如来佛也感叹:“土地之神，只可尊敬，不可冒犯，冒犯土地，我也难敌。”(9) 这最低层的神仙土地公公不仅制服天帝，还冒犯贵贱之别的天条，把天宫打得落花流水，此可谓大不忠的范例。
20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花关索出身传》则是又一件背叛伦理的故事，它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顿生不忍之心，放了关羽怀孕的妻子胡金定。这本身就是违反重视家室传统的事，更有悖于常理的是，关羽的次子花关索长大成人后到荆州认父归宗，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10)
这样忤逆的作品并不多见，但却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种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即使“有三五篇作品，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来的。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的。”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既存的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吴歌、戏文、小说、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这一时期“大逆不道”的言行和非君思潮而震撼。
明清之际一度涌现抨击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作为一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提出限制君权，改革君主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著述长期被湮没，直到三百年后才重新发现，这样的思想即使在后世大放异彩，在当朝却得不到传播，不能形成有影响的思想，从而失去在当代的作用。民歌中的思想火花虽然只是星星点点，却从生活中自发生成，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呼应，愈传愈盛。这一星之火，远比思想家的长篇巨著，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歌中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江南，这是16、17世纪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正是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哺育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所以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思想家的主观诉求，还要注意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受众愈多，愈有力量，得不到传播就无以显示思想的力量。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走出思想家的书斋，从民间文化中发掘新的资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歌，以民歌解析民众心态，建设民间文化的理论体系，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丰富和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这就是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值得提醒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歌坛上一股西北风，使深藏在黄土高原的山歌、小调、信天游，唱遍全中国，民歌借助现代传媒转换为都市的消费文化，这是民间文化发展的机遇，但是这一转换又使得创作者与受众分离，使乡土民歌都市化，从而对民间性起了消解的作用。由于商业化的渗入，民间文化面临失真和被消费文化蚕食的危运，包括目前原生态的表演，实际上也脱离了它的原始面貌，这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加工，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这意义来说，对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是学科建设中带有抢救性的任务，希望引起有志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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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风录》，见《续说郛》。
(2)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3)(5)(6)均引自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38年。
(7) 《敬事草》卷三。
(8) 《明史. 吕坤传》。
(9) 《土地宝卷》，郑振铎编《变文与宝卷选》，商务印书馆。
(10) 引自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学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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