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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汉先：考证黔西苗族的前世今生（上）
中国民族报 2013-3-1

□ 周永健

　　杨汉先（1913~1998），苗族，贵州威宁人，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1936年8月，受聘于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杨汉先，陪同该校德籍民族学家鲍克兰女士，在贵州的平坝、郎岱、普定3县及安顺市，对苗族、仡佬族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按照分工，鲍克兰撰写有关仡佬族的调查报告，杨汉先负责有关苗族的调查报告。1947年，杨汉先写成《黔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并以手稿的形式保存。

　　在实地调查中，杨汉先发现黔西各苗族支系皆有关于孟获的传说，而且当地的彝族和苗族均以孟获为其首领，“苗族既认孟获为其祖，则其人或有早于三国时移居黔西也”。杨汉先还发现，“苗族（大花苗、川苗）即称早年曾与倭黑人居西南地，则事必在秦汉以前，因秦后西南已无黑人踪迹”。由此，他认为汉晋时已有苗族移居黔西地区。

　　杨汉先在调查中得知，安顺苗族自认为其祖先初来时曾与仡佬族大战，苗族战胜，后据有了安顺。所以，他认为“古代黔西民族，其相战斗之烈，不亚于中原各族之战斗”。

　　根据黔西苗族支系的传说，杨汉先认为，可确定黔西大部分苗族已于明以前居住在黔西地区。苗族最早移入黔西地区应该在唐代以前，元明时又有大量苗族移入黔西。关于苗族迁入黔西的路线，杨汉先根据在实地调查中所得知的“苗族十三支系大多数不约而同之传说”进行推断，“黔西苗族流出于四川南部，其路线又根据彼等传说可分为西南向与南向”。同时，他还翻检史籍，以更多证据证实上述观点。

　　基于黔西苗族的传说，再参考各种典籍，杨汉先认为，“黔西苗族确分流于川南黔山”。唐代樊绰所撰《蛮书》述及“黔、泾、巴、夏四邑有苗众”。杨汉先考证后认为，以上4地除夏以外，其余皆属川南地区，即均位于长江南岸。“樊既云此地多苗众，则唐时川南必多苗族，故黔西苗族来自黔北川南者其证一也。”

　　杨汉先注意到，川南叙永一带的苗族有“祖先由长江北岸泸县之小河，被绑手强迫跨江移至叙永境”的传说。云南威信、后山的苗族人李安长的家谱中记录：“亦云系由泸县以西移入威信。故知昔年苗族曾散布及泸县附近者，今之黔西苗族即分流于此，其证二也。”

　　杨汉先又根据被称为大花苗与大定白苗的苗族支系的传说认为，“早年居挪地者，所指必在川南黔北，故黔西苗族流出川南黔北者其证三也”。

　　杨汉先还在毕节地区采访到苗族民间谚语：“吾祖足踏黑羊箐，手把峨嵋山，开荒破草按山打猎。”他认为：“其语虽不足为凭，然言贵州而涉及四川者，要必有因，亦可列为参考。故黔西苗流出川南黔北者其证四也。”

　　但翻检四川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在明景泰以前，四川毫无苗族的痕迹，仅于叙州府志中提到了一点儿：“景泰中，纠戎珙苗攻破长宁九县。”直到清初各县志才开始载有苗名。经考证文献，杨汉先认为，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盖明以前苗族雄居川南，然不称苗，而混称为都掌蛮也”。杨汉先还结合贵州地方志中有关记载，认为“更是旁证川南黔北于明以前苗人必众，是则苗族早年必居之川南黔北，然后始移来黔西者，其证五也”。

　　关于黔西苗族的信史问题，杨汉先十分注意在调查中搜集各支系的历史传说，并予以研究推论。“今实地调查其传说，所得者为最近五百余年事，再上则莫知矣。”他认为黔西明确历史始自明太祖，明以前的黔西，除统治阶级能与中原发生关系外，大多数被统治阶级对天下事丝毫不知。“故明以前之朝代，询之苗族，彼等莫以对。一极普遍之现象，如果询苗族以何时到达此地，彼等皆曰明洪武时到达。再问由何地而来，答者或有由江西西来，或曰由调北征南来，或曰由调北填南来；谓由江南来者亦有……吾人曾试验多次，是否黔西苗民知宋元时代之任何年号，但始终未得，仅得大定毕节白苗及威宁花苗口中述有‘赵家天子万万年，杨家宰相千千载’，‘赵家天下，一口肉两口饭’等语。彼等承认赵家天下，先于明洪武，且为一黄金时代，因叙述时，由其表态观察，印象似极深刻，非如叙述一般之历史也。”

　　杨汉先还对有关黔西苗族迁入云南的传说进行了考证，发现传说主要流传于安顺及毕节等地的苗族中。他认为：“黔西苗族确于某一时期，曾集体往云南南部迁移。自然苗族之移往滇南也，固必非一次两次，或一日两日，然其间必有一二次大规模之迁移，故彼等始有如是深刻之记忆也。”至于苗族集体移往滇南的时间，杨汉先列举了当地民间有早于明代之说，也有始于明代之说的差异。

　　杨汉先认为明太祖平黔西的战事，掀起了黔西苗族的第一次融合。在他看来，明以前之贵州西部，虽常有战争，“然仅原部族间之斗争，故其范围很小，影响不大，于是各民族之关系形式必较为完善”。但是，明太祖平黔西，兵力强大，范围极广，从川南叙永至云南东川，皆经历十余年战争。“于是黔西苗族遂形成一搅动式之混合，此种混合为秦汉以来所未有者，斯时所有罗罗、苗族、仲家、仡佬、汉人，均被一视同仁地搅动在一起混合。其中能力稍强者，遂往云南逃避，赢弱者，则任其自然，或死亡，或被他族同化。”战事平息后，若干混合后的小部族便开始形成，这就是黔西苗族支系繁多的源由。

　　明太祖征剿滇黔后，黔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各民族之新集团渐已长成，然明以前之一切原有文化，例如史歌、故事、传说、衣饰、语言等，则已损失殆尽。新成长者大半为混合式之文化，故今日黔西各苗族之历史、诗歌中含有较纯而古之成分者甚少，其仍保存者，大多半已为第一批于大战时逃往云南之苗族所带去。”

　　明洪武之后，黔西又发生了第二次大乱，历时约数十余年。杨汉先发现，战乱造成“今日黔西苗族无不知吴王剿水西的故事，即妇孺亦莫不道之曰：‘康熙三年吴王剿水西，雍正七年李王破土府。’是证苗族受剿水西之患也，亦非浅矣”。此次战事后，黔西苗族又发生了第二次融合，其原有集团形式再次破裂，并因迁徙而逐步同化。

　　清代咸同年间，贵州全省发生大动乱，黔西各地苗族亦被殃及。“而大兵所向，黔西乃当其冲，于是又造成五百年以来黔西苗族之第三次搅动混合。”杨汉先在调查中发现，“今日苗民述之至详。据滇省彝良苗民云，当时青苗至彝良，攻克花苗寨后，所有青年妇女悉数带走，此十足证明咸同军事所影响之混血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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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3-3-8

□ 周永健


20世纪初的贵州苗族地区。 资料图片 　　

　　杨汉先认为，贵州的民族学工作，应该首先注重对民族的分布与归类进行研究。而“民族分类之根据，除体质外，当以语言为主，而历史风习等辅之。”所以，杨汉先在实地调查中特别注重有关黔西苗族支系的名称、历史及分布诸端的内容，他认为“由于西南地区民族过于复杂，不能不有集团个数之假设，否则分类研究之进行亦无从而发展”。鉴于材料的贫乏，他深感对黔西苗族作分类“未免言之过早”；但是，“吾人如欲研究苗族之整个文化，当综合此种小支系之苗族，加以研究，始能奏效。故苗族之种类问题不再分类，而在归类也。”

　　杨汉先主张，“今日吾人所指之新分类，原则上应顾及两点，一为历史的，一为地理的，所谓历史者，有的苗族虽相距甚远，然其历史最为密切。故实为一集团者例如云南、罗次之大花苗及贵州紫云之大花苗（汉族称花背苗，或鸠鸠苗）。所谓地理者，有的苗族虽然名称不同，然实究之，因居住于同一地带，文化极相似，故应列入一类，如威宁大花苗及毕节大花苗。两者名虽异但居处接近文化同，故应列入一集团。”杨汉先详细地以历史、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可分为高地型、平原型）、语言（以各族自述其语言与他族语言相差程度，并以学者调查所得的各种苗语验证）为标准对黔西苗族各支系予以归类。

　　杨汉先对黔西苗族各支系的名称、地域分布、姓氏、源流、宗教信仰及历史传说均进行了详细考察。居住在安顺的坝苗又被当地汉族称为花苗，经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杨汉先认为，坝苗的血统不如大定白苗、威宁大小花苗等苗族支系纯粹。“安顺附近坝苗约含有仡佬、汉人等之成分不少，其次则侬家之成分亦有。至于与其他支苗族混血，则更不必言，而尤与水西苗混血者为最多，故或言坝苗为水西苗之一支系亦无不可。……此种混血情形在三百年以前最盛，当延百余年左右之久。”杨汉先认为坝苗在贵州与汉族发生紧密联系的时间应当开始于明代，“今日之贵州真正汉族（即来贵州后仍然保有较为纯粹之血统）尚保存有汉族之名者，大多数皆于明以后来贵州也。其于明以前来贵州之汉族，今已不复有汉族之名，反而被后来之之汉族列入苗夷民族，或非汉非苗之民族。例今日所谓堡子、凤头鸡、红脚鸡等。故严格而言，苗族与汉族于贵州境内发生密切关系者，实向明代开始。”

　　杨汉先注意到坝苗各姓在丧葬习俗的开路仪式中，尽管“各姓用之鬼师不同，故各姓历史不同，然送死者去，则皆言及三岔河。”由此判断，安顺坝苗迁出的祖居地名称应为三岔河。“常考苗族源流，川、黔、滇三省交境地区，实为今日大部白苗、花苗之发祥地。”

　　“多数之坝苗，承认其族人早年曾大规模移入云南之蒙自、开化，彼等称该地为小曹，故今日云南南部苗人或乃坝苗之一支。”杨汉先还从安顺坝苗的口碑资料中梳理出坝苗迁入云南的原因，即历史上发生在黔北地区的大面积饥荒与战争。因为，“第一、考今日云南、缅甸、安南、暹罗各地之苗多系花苗白苗。但今日之川南白苗，黔西之犵苗（亦即坝苗）尚能叙述其族大规模移入云南南部者，吾人不能认为偶尔之事，今以越滇缅暹各地诸苗，乃由川南黔北之白苗花苗移去者，至为合理。第二、吾人虽未知安南、暹罗苗族与安顺坝苗关系如何，但据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说：东京苗乃经云南至东京者，今安南既在云南之南，故安南苗族必经云南南部始能入安南也，安顺坝苗既承认其族于早年曾大规模迁入蒙自、开化，故或东京、老挝之苗，乃坝苗之迁入蒙自、开化，而再至东京、老挝者。第三，且考坝苗历史，既由大定移来安顺，则与东京苗之述其移徙路线丝毫不差。又按坝苗之另一名为花苗，但安南苗亦多为花苗。由此各点证之，安南苗或乃坝苗之同流异支也，再暹罗苗名既为花苗或白苗，则大约与坝苗亦有密切关系也。”

　　杨汉先了解到，坝苗在每年春季都会去附近山林中祭祀大树或者大石头，“乃于斯地斫木棒一根或二根，长尺许，粗如小茶杯，带回供于村旁之土地庙。故吾人曾于坝苗村寨附近土地庙中，发现供有十七支小木柱者，其形状似人，然并非有意制作为人形者。据云，彼等供此，即供山水土地，可保一村平安，庙内除木棒外并无他物。有的村寨并禁止妇孺由此中土地庙经过，意在避免亵渎也。”

　　牛角苗居住在安顺以南20公里新场一带，杨汉先认为苗族一些支系名称的来历最初与地名或人名有关，所以他也就据此推断牛角苗的迁移路线和时间。杨汉先根据乾河周姓所述，又据岩松菁朱姓的说法，“今就此传说臆断，则或与坝苗同一时间移动者也，且昔年此二族，或许为衣服语言均同之一支苗族。……就牛角苗之传说而论，似较其附近诸苗者尤古。”他认为牛角苗居住在安顺的年代当在明以前，他们迁移到安顺的路线和时间大约与坝苗相同。

　　他还从服饰来推论白苗源流，“吾人观察此族衣饰，颇似云南威信、四川珙县之白苗语亦大同小异。故由四川南部移来安顺，实一可能之事，至于移来年代，则或较坝苗为晚。此族与其他苗族少有往还，由体质外表观察，似有一独特型，近年尚且续保持其单纯之血统。”

　　杨汉先在调查中发现，长角苗内部又自分为短角、长角两种。二者的衣服、语言略有差异，婚姻也以此为范围。“可知此族之分支，正在过渡时期，诚为吾人研究苗人支流成长之良机也。”而补龙苗系安顺城内汉族人所命名，实际上“此族并非补龙……真正之补龙则居于镇宁江龙场以下，乃仲家之一种，实非苗也。”他还考辨得知补龙苗与青苗，“盖明以前此二族历史相同，明以后始异也。”并确认补龙苗的形成，始自安顺修建城墙时。“彼等原为安顺南外之青苗，原居于今之南官屯，因安顺建成时，附近民众被迫搬运泥石，居南关屯之青苗，距安顺城甚近，每日被迫参运泥石，久之不堪其苦，于是相率往新场一带逃避。初时移至石头寨，此地去城较远，使役乃得免。其余居青苗洞附近之青苗，则未知他迁。……以上事实乃补龙所自述者，亦为青苗所证。青苗曰‘补龙苗乃吾人兄弟移往新场一带所变者，其子女服饰虽改变，然语言则仍保存吾人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