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19世纪末云南民族风情的记录者（一）
□ 周永健 戴维斯拍摄的掸人士兵。资料图片
19世纪末，受法国兴办滇越铁路的刺激，英国筹划修建一条从印度经缅甸，再经中国的云南、四川，与已立项的汉口-成都线相接的铁路，以打通从内陆通往上海的商道。1894年至1900年，戴维斯（H．R．Davies）受英印殖民当局委派，先后4次带领勘察队穿越云南，为修筑滇缅铁路做准备。他们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重要的地区，并深入到川西南藏彝地区，“行程有5500英里，正好有一半的地方人烟稀少，甚至有的地方连传教士也未曾到过，而其余部分，以前从未有人描述过”。其整个旅程“不包括去过两次的地方，几乎超过了1.5万英里”。勘察队不仅对沿途山川地貌进行了测量，对气候、物产、社会和风俗状况进行了记录，也对所到之处的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考察。
戴维斯取得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记录下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填补了当时中国西南有关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文化方面资料的不足，其调查时所拍摄的历史照片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11年，戴维斯在伦敦出版其4次穿越云南的考察记——《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
戴维斯对考察途中所见的掸族记述尤多。掸族在我国称为傣族，也是缅甸掸邦的主要民族。1894年1月，戴维斯在中缅边境的南坎与勐卯考察，注意到那里的掸族“自称为泰，掸是他们的缅语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称他们为百夷”。就掸族的分布看，“无论暹罗王国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小掸国都未包括其民族的所有成员。以西，他们分布在阿萨姆和钦敦江河谷。这个地区在缅北部的平原上，包括八莫、孟拱和孟缅等地区，几乎全部居住着掸族。在云南南部和北部湾边界，他们大多居住在低谷，甚至有一小部分分布在云南北部靠近扬子江上游的地区。我发现至少有一个掸族村寨就在木里的藏族地区。在贵州省被称为仲家，我毫不怀疑在广西和广东这些南方省份也有大量分布”。
戴维斯认为掸族与中国南方人具有一定的渊源，“云南人说广东人与掸人同属一族，而且可注意到掸人与中国南方人的面容是相似的”。他从语言文字与宗教的相似性角度认定不同地区掸族的同宗同源性：“所有文明程度较高的掸人，从位于西部伊洛瓦底江源头的卡姆特直到曼谷，他们有一套按字母拼写的文字体系以及非常书卷气的文字，而这种文字与日常的口语极为不同，对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生活在周围均是汉族的孤立的小社区的掸人，虽然他们继续用自己的语言交谈，但通常缺乏文字。一个区域广阔的国家在语言上自然有各种方言，但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掸人却能够彼此相通。我记得有个来自曼谷的暹罗官员能够听懂八莫的掸语。在宗教上他们都信奉缅甸的佛教，但其戒律却较缅甸的宽松。”
戴维斯记载了掸族的人类学特征、生活习惯与民族性格：“这个民族个子较矮小，但很健康，黄皮肤和容貌说明属于蒙古人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很精明的商人，但是如果他们只需在田里工作半年就能过得舒服的话，大多数人都喜欢在余下的日子里抽烟和嚼槟榔……他们不是山地民族，虽然他们常生活在多山的地区，但是他们居住的村落和耕地通常是在山间的平坝、河谷中。”
戴维斯还注意到掸族服饰、宗教信仰的地区差异性，并分析了其成因。
1900年1月，他看到了普洱莫沙平坝子的掸族，“妇女的服饰很奇特，与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掸族服装完全不同，在蓝色上衣的袖口上缝有红的翻边，腰部也用红色布带缠绕。上衣和裙子的边缘都镶缀红、白、黄色条纹，非常鲜艳，此外还要套上另外一件同样式样但很短的上衣，打扮才算完毕。此地的掸族最特异之处是他们不信佛教，但膜拜神灵，云南北部和四川藏区也零星有少数掸人家庭不是佛教徒，他们是在我路过的所有地方中唯一不信仰佛教的掸人。这可能是他们居住得离缅甸或打洛太远，佛教的影响触及不到吧”。
1895年3月28日，在孟仑汉族与掸族混居区，“我第一次见到掸族妇女的另一种穿着：深蓝或浅蓝的上衣，由前向后折叠，像一件领口开得低的背心，然后塞在裙子里，裙子常是灰绿色，但偶尔是深蓝色。常系鲜红色的布腰带。深蓝色的头巾包成圆形，比其他中国掸人用的小。她们戴的耳环是无花纹的银耳环。我发现在湄公河东部的孟潘、孟可、威远和其他地区妇女都这样穿着。这些跨湄公河的掸人的方言也与其他地方的有些差别。男人的衣着一般为深蓝色。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中，妇女的衣服是民族特征的标志，这一事实令人注目”。
戴维斯：19世纪末云南民族风情的记录者（二）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2-12-14 |
周永健
戴维斯拍摄的思茅拥挤的街道。 资料图片
走访多地，考察民族族源
戴维斯探讨了拉人（中国境内被称为濮拉人）、佤人与崩龙（德昂）人的族源关系及差异，认为“拉人、佤人和同族的崩龙人不容置疑是源于同一种族，但现在已分为不同的民族，在文明程度和方言方面差异很大……如果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划分，他们属于被称为蒙古族的孟安南人，与安南人、柬埔寨人、下缅甸的蒙人或泰朗人有关系”。他认为历史上，孟安南人不断迁徙繁衍而逐渐分化，产生了一批同源而又渐显差异的民族。“可能是居住在印度支那的第一支蒙古族人，他们是最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被别的民族赶到南方来的，也可能是被这片肥沃的平原所吸引，他们南下来到下缅甸、柬埔寨、交趾支那（中国古代地名，位于今越南）、安南（越南古称）、东兴，在这儿，他们建立了强大的王国。在朝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中，这些人沿途建立了一批同源民族，最初是在越南和北掸国的崩龙人（今德昂族），然后延续到拉人、佤人。拉人南下来到下缅甸的成为泰龙人，而在东迁的途中，拉人经过腾冲与克木人和拉祜人汇合。清卡江的克木人、斯丁人、莫埃斯人和其他源于同一家族的民族一直沿湄公河扩展到柬埔寨和交趾支那。”
1900年1月，戴维斯在普洱瞻鲁坪注意到窝尼人（哈尼族的一支）“分为三支系，即卡土、普土和匹奥。他们都说与倮倮语很相近的语言，但他们没有真倮倮的那种坦诚的表情和体格强健的特点……他们本应属于孟安南族，与普门人、拉人和佤人有种缘关系……妇女的衣着很别致，黑色上衣直达膝盖并在前面开叉，用分开的两块布缠裹胸部，其缠裹的方式是区别两支系的标志，普土是用纽扣扣在上衣上面，而匹奥则是简单地往衣里绕紧，两支系的裙子都是用一块布缝成折叠式紧围在腰部。头巾为一块省下来的长布绕着前额再从头顶抛向脑后，佩带大银饰耳环。也可以衣服的颜色和腰带的式样区分种族差异。匹奥妇女多半为白色，普吐妇女为深蓝色，两支系的未婚少女不戴头巾，以蓝色帽代替。头发剪成一英尺长短，垂在颈部，像缅甸边界克钦姑娘的发式。卡土妇女不同于上述两种的是穿裤子，在前额有小金属装饰垂挂”。
1900年初，在云南湖（滇池）普渡河段的左曲村，戴维斯考察了该地的彝族，认为他们与西昌彝族同源，至于他们之间的形体差异是受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村里的倮倮人可以说是我在南方所见过的最优良的类型，个子长得很高，鼻子笔直，面貌清秀，显然与四川独立的倮倮人同源。不同源的倮倮人之间身材和面貌不同。这种差异可部分归因于气候，部分为南方支系与其他支系混血的结果。凡是生活在气候越冷的地方，其面貌越好看，体型也越高。”
1900年3月，戴维斯经分析认为四川木里一带的藏族是混合的民族：“这些藏人很不同于西番，并且我认为比之倮倮肤色较淡，体格也较强壮。他们很高大，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平均值要高大得多，鼻梁笔直，肤色微红。在我们的旅行地——西藏东部，此乃一占优势的种族。虽然混迹其中，也可发现体形较圆，更具蒙古人种特征的人，特别是女人。有时也会遇见较矮小、肤色较深的男子。像几乎任何其他种族一样，这个种族无疑是一混合的种族。”
他还注意到晚清时期在木里藏区推行的特殊的行政管理机制，即喇嘛有朝廷授予的官衔：“有趣的是像古鲁这样一个如此无关紧要的地方，那领头喇嘛竟然还授有清廷的官衔：中国政府经常将这种官衔赐给那些非汉人部落的首领。这可能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地图上都将永宁这个云南西北部的小小摩梭镇标为永宁府。在那儿当然没有府级的汉人官员，并且汉人官方语也称之为‘土府’或‘土司府’，意为此地从重要性上讲次于正规的府。”
1895年1月18日，在去大理的途中，戴维斯住进了回族村落太平铺，考察了云南回族的族源问题。“我认为潘舍人（回族）中多数人的先辈是鞑靼人或土库曼人，是随忽必烈的军队来到云南的，但他们肯定娶了汉人妻子。还有不少现在的潘舍人的先辈是穆斯林收养的汉族孩子，是在伊斯兰教义的培养下长大成人的。在有的时候，由其面部特征可看出一位穆斯林来，但常常与汉人区别不大。”
发现云南据点村寨化的现象
戴维斯注意到，云南存在军人就地定居并与当地居民通婚，从而出现军事据点村寨化的现象。1894年1月15日，戴维斯记载的腊撒平原的户撒镇、腊撒镇的阿昌族头人“均出生于有汉族血统的家庭，他们的先辈在400至500年前来自四川东部的重庆府……勐腊、盏达和南甸的头人其先辈也都是汉族，勐宛和勐卯的头人则是真正的掸族。然而这些头人的家庭彼此通婚已变成了掸族，他们现在已不称自己是汉族了”。
1895年1月12日，在太平江边的小村子，他看到“这里像许许多多边境村庄一样，最初是一个军事哨所的驻地，中国政府通过这些边防哨所来控制边界的民族。然而这里的居民已在此定居成为农民有许多代了。当然，我相信，他们仍然可以领到一些微薄的军饷，或者他们的税收已被中国政府免除了。大概云南这一部分军事移民最初是汉族，因此遍及腾越和龙陵地区的人们，对村子的称呼多使用‘寨’，后者早期的意思即：一个设防的军事要塞。”1895年3月21日，戴维斯了解到在南坎要塞旁的一个小村子，“有些已婚的士兵也住在那儿，许多士兵娶了拉祜妇女为妻”。
戴维斯：19世纪末云南民族风情的记录者（三）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2-12-21 |
周永健
戴维斯拍摄的少年土司。资料图片
戴维斯在游历云南时还记录了沿途所见的春节习俗与迎春娱乐活动。1895年1月25日，正逢春节，戴维斯在去大理途经杉阳村时观察到：“每家门前都插着一棵小杉树。我认为这是云南到处可见的习俗，但似乎在中国东部见不到。春节时，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什么生意都停止了。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常常是为了过节从当铺租来的——去拜访朋友。拜访听起来并不怎样，但中国人很爱社交，对去邻居家聊天喝茶很感兴趣。大多数人要过好几天节，在春节后两周很少做生意，春节那一天中国人不外出。”
2月初，戴维斯见到了大理民众举行的“鞭春礼”，“其中包括抬着一个泥塑的人像和一头泥塑的水牛在大街上转二三个小时。在水牛和人像内有12头小水牛和12个小人，如果遇上一年有13个月，里面就有13头小水牛和13个小人。第二天把人像和水牛敲开，把里面的小水牛和小人拿出来，把一个小人和一头小牛送给当地的主要官员和其他要人，他们得为此付钱。这个礼仪似乎代表着新年的开始。每年这人像和水牛所涂的专门的颜色是由北京定的”。
在云州猛郎村，他观看了村民们的迎春傩戏演出：“村里的年轻人装扮成大象、狮子、雄鹿、鹤和其他动物，化装并不好，表演的舞蹈也不好看，翻筋头的技巧也差，可是村民很开心……在有的地方没有正式的剧场，庙宇就用于演戏。”
戴维斯还有意识地记录了云南的一些民间生产工艺。1898年底，他在瑞丽河谷的界头村考察了当地的造纸中心：“这种纸被称为‘白纸’，有时叫‘皮纸’，是用一种叫枸树的树皮生产的，我认为那是一种桑树。树皮先浸泡一天，然后用石灰煮，再用水冲掉可能沾上的任何石灰。然后用木杵研碎，把最细的部分选出放在一个大桶内用水搅成浆。后用一个很细的竹筛浸入树浆，然后上面会粘上薄薄的一层。随后把竹筛翻扣在一叠纸上，当干了后，上面的树浆就成了软白纸，被用来写字。”第二天，在另一个造纸中心瓦甸村，他又看到草纸加工工艺：“实际上是用竹制的，这是一种小型竹，只能用其嫩枝来造纸。造纸的方法与上述的相似，只是采用的是整枝而不仅是树皮。最后是用木板压住，在太阳下晒干。这种草纸是一种黄色粗糙的纸，只用于包东西。”
1896年4月29日，在威宁附近的夹丝口村，戴维斯考察了白蜡生产流程。“我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了白蜡虫(紫胶虫)，这儿多数的村子都养这种昆虫，靠专门种一种树来养它们。这种昆虫的壳软，呈棕色，里面长着不少很小的蛴螬，有的就用来繁殖，放在一小束一小束的稻草里，然后拴在树上。大约一个月之后，这些小蛴螬就出来了，爬满整棵树，一年后，又产出一窝蛴螬，这时就采集，然后卖给主要来自四川和湖南的客商。50至60磅可卖20两银子。由于很值钱，所以饲养得精心，以免受热蛴螬提前孵出。运送者走得很快，而且只在夜晚凉爽时才出发，当到达他们在四川东部和湖南的家乡时，他们把这种昆虫放在另一种树上。最后，它们从壳里出来爬上树，产出蜡。当产完后，（人们）就把树上的蜡尽可能多地刮下来，最后把树枝也煮一遍，把很少的蜡都提炼出来。这种昆虫产的白蜡价值很高，比其他这类物质都更耐热，主要用于蜡烛生产，用于其外壳生产以免蜡烛流蜡。”
1899年12月，戴维斯在普洱一带见到了井盐生产工艺。“井里的盐水用大皮桶提，约有180英尺深，然后把盐水倒在一口大锅里煮3至4天，剩下充满盐巴的氧化残余块，再将它们打碎，加水反复煮到只剩无杂质的纯盐为止。据说这口井一年可产盐500磅。”
戴维斯还提及考察时见到的生产及交通工具。1896年4月3日，他到了昆明附近的平原，“这一地方最引人注目的景象之一是灌溉渠两旁成排的柏树，二是手工操作的奇异的提水轮，可以把水从湖里或水塘里提入灌溉渠。最不寻常的是两轮车，我没有想到在中国西南部见到这种车。后来我发现在云南东部所有的坝子都在使用这种车。车不大，由一头阉牛或水牛拖着，只用于农活，不用做交通工具”。1896年5月7日，他在东川坝子柳树河边见到水轮驱动的打谷机，“它有一个竖着的轮子，在一个圆形槽里转，谷子就放在槽里。打谷机由水轮驱动，像卧式水轮机，齿置于顶部四周，用于提水”。
1900年4月12日，他在西藏与云南交界的边境扎扬渡口看到了溜索：“那溜索是竹子编成的，很粗，很牢。溜索高悬江上方，近的一头高，远的一头低。每个渡河地点都有两条绳索，一个去，一个回。有一块木片，长约一英尺，中间镂空，穿在溜索上。木片两头绑有牢靠的皮带。就用这些皮带将渡客以坐姿捆绑结实，带子从双腿间穿过，顺着胸膛固定在脖子后面。绑好后就放行飞过江流，速度可与特快列车媲美。飞行时，双手要么放在木块的两边，或者抓住与木块联结处的皮带。假如双手不小心碰到桥索，双手就会被削成碎片。桥索的那头最后一段被拉成一个弧度，所以最后几码需用双手拉着绳索爬过去，建得好的溜索桥，这段距离已减少到最小。骡子和行李也可用同样的方式送到江对岸，花的时间并不比渡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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