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中国人类学
2012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395期
作者：赵旭东
【核心提示】面对世界文化与政治秩序的新变化，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也在悄然地发生着一些转变。文化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民族问题重新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海外民族志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意识在人类学研究中逐渐凸显。
面对世界文化与政治秩序的新变化，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也在悄然地发生着一些转变。这些转变肯定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向内的，而是向外的；不是冷漠的，而是充满激情的；当然更不是没有希望的，而是满怀着憧憬和未来的，并由此带动人类学走进一个中国意识时代。
文化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化的观念在越来越多地跟人类的福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前提之下，文化逐渐从人类学家眼中遥远的他者的自在的文化，转变成一种近在眼前的自觉的文化。这种文化自觉性的增加，使得文化作为一种有着主观感受内容的向度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除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展演、民间娱乐以及各种类型的传统的以及新创造和发明出来的物质文化及其符号价值之外，生命科学、医疗以及公共卫生，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人类学的研究，都在有意识地注意到个体的自我感受性这一维度，而2008年汶川地震也让人的价值重新回到了人类学讨论的中心，灾难人类学不再是西方学者教科书里的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人类学家面前的一份实景记录。与此同时，生存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舌尖上的中国》尽管并非是一部纯正的人类学电影，但它的画面所吸引的广泛注意力，鲜明地反映出人们对于多样性文化的接受和欣赏。
民族问题重新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理念以及资本不断地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扩展与蔓延，民族问题又重新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人类学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到 “第二代民族政策”讨论中，希望以此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性地位。显然，那种把民族问题全部归结为文化问题，并试图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的做法，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争论，但无意中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开始关注文化问题，而且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认同、传统哲学、医疗、宇宙观乃至刚刚兴起的旅游文化等。而所有这些，都似乎隐含了想当然地以族群代替民族的简化思想。社会理论家时时警告，知识对于权力的加强作用在此有了明显的例证，但即便有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民族问题的讨论，也并不表明人类学家会认同于把文化与民族等同起来的极为简单化以及单一化的民族国家式的思考逻辑。
海外民族志研究取得新进展
随着今天各国联系、沟通以及文化相互融合的加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这也使得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走向世界不同区域，去从事实地田野研究。具有中国人思维特征的海外民族志的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各种海外民族志的专门研究机构正在筹划和构建当中，人类学的他者关怀一跃而成为人类学学者之海外世界拓展研究领域的行动理性。这与西方早期人类学更多地去殖民地并以此反思本国社会与文化理念，有极大的不同。
可以说，中国学者有关海外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关注民族志本身的书写和描记，无意于人类学建立之初的自我或他者的文化批评，更无意于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理论建构。中国人类学如果能够从既有的单一社会的研究中跳跃出来，关注的视野从本土社会迈向异域的文化，显然有益于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壮大。这与欧洲人类学发展相比，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在我们不断尝试走向异域之后，他们却在不断地要回到自身的社会与文化上来。但很显然，任何知识相互之间都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返回来”和“走出去”都属于整体性的知识建构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对于人类学这门更具包容性的学科而言，情况也许更应当如此。
中国意识在人类学研究中逐渐凸显
在此知识建构的意义上，引发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特征，即中国观念的逐渐凸显。以长期形成的中国意识为核心观念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包括对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以及这些社会边界之间跨境社会的研究，都将成为中国人类学知识建构的整体性的格局，并有可能是未来我们从事新的人类学探索的大讨论框架。在这一认识之下，中国作为一种观念再次成为人们借以思考中国文化整体性的、极具凝聚性和吸附力的学术概念，其空间存在的历史久远性以及文化观念上的不断伸展性和连续性，让中国意识成为一种具有崭新内涵的大观念。在西方社会借助“后”现代转向而努力反思自身文化问题和陷阱之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跟随的脚步是否正在接近他们的文化陷阱。不可否认，西方的理性曾经并且一直在影响着近代世界的发展，但是它自身也确实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文化中的分离和断裂。种族隔离以及文化断裂暂且不说，即便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因为分离而产生的冷漠也在使人生活在忧郁的孤独之中，在忽视他者存在之时，我们自己的存在也一样是在被忽视。强调自我的理性思考与物的身体之间差异性的存在之笛卡尔式分离哲学自17世纪以来广泛流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各要素融合在一起的所谓传统生活变成了不断相互分离的碎片化的现代生活，而被人诟病的科层化以及情感上的冷漠充斥于这个社会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应该高举文化自觉的大旗，不遗余力地去造就更多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意义和联系。很多社会与文化问题，也许正是由这种现代的分离观念而起。因此，在揭穿西方分离的技术文化陷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主张有文化价值的人们密不可分地在一起生活的必要性。这可能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亦是人自身的归宿。今天关于生态人类学、工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诸多分支学科的讨论，都在为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艺术、人和生计、人和规则、人和身体等文化意义的“在一起”进行良性回归探索。这样的努力并非无足轻重，它是我们所有理想实现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