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几内亚航向蓝色大洋——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田野民族志
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出版。这部民族志对其后几十年的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弗雷泽（James Frazer）在这部民族志的序言中说：“……我很难想象我的什么话能够为本书增光添彩。因为在本卷书中，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瞩目的人类学研究报告。” （马林诺夫斯基，1922）目前，世界上几乎任何一部人类学教材和人类学理论著作都会花不小的篇幅来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通常，学界还将同样于1922年出版的另一部民族志与之并论——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1922）。尽管布朗并不认同马氏的功能主义理论，但功能学派的田野工作无疑已经牢牢占据当代人类学的学术史高地。
“我们看到，抚育马林诺斯基成人的波兰文化的男性偏见如何使他在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先行研究中忽视了重要的事情。与今天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之前获得专门的训练不同，在20世纪初期，马林诺斯基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准备。”（哈维兰，2006） 对女性研究的缺失是马氏特罗布里恩研究的硬伤，直到维纳（Weiner）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人》（1988）发表，女性的地位和生产问题才被进一步揭示。可见马氏的工作不仅仅是树立规范，也为后学提供了深入和修正的空间。
民族志，指以第一手的观察为基础对一种特殊文化的系统描述。 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美拉尼西亚群岛，还是布朗的安达曼群岛，海岛民族志写作无疑成为功能主义学派田野作业的共同点。 海岛封闭的陆地环境和广阔的海洋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族群生态，这一点与大陆民族志非常不同。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灾难，造成安达曼人频临绝种，这充分说明海岛环境对族群的规约和限制作用。人类毕竟不是两栖动物，水域永远是人类“想象的禁区”，尽管人类在驾驭海洋上已经取得巨大突破。因此，海岛民族志的田野作业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
和安达曼群岛研究寥寥的惨淡相比，《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幸运的。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代人类学家纷纷来到美拉尼西亚，不仅检验前人的工作，还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样的“再研究”、“反复研究”过程中，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为开端的海岛民族志范式得以明确。在西方人类学界，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已经成为热点田野作业地区。在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带动下，西太平洋的考古学、语言学、生态学、地理学等也蓬勃发展，形成一道西太平洋群岛的学术风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英国政府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利用土著社会制度。而这就要求必须先有人去研究、分析这些社会制度，懂得这些制度的作用（功能）。”（庄孔韶，2006） 马林诺夫斯基借战争之际的滞留，深入新几内亚东部近海研究这些美拉尼西亚人的交换、巫术、家庭、社会、神话、语言、民俗、经济，并提出这些要素都是在功能上相互作用的。马氏敏锐地看到殖民者禁止酋长继续实行多妻制的弊端：“这种强制行为，一方面暗中破坏了土著人早已成立的权威，破坏了其部落道德风俗……另一方面则破坏了部落生活的整个结构……”（马林诺夫斯基，1922）如果库拉（kula）社会因此而消亡，实际上是不符合殖民者在这里的长远利益的。
作为范式，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方法论并不是针对海岛社会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并未将海洋因素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创立了包括掌握土著语言、周年与土著生活、全面而详细的大纲式记录、写民族志日记等的一套田野作业规范。事实上，在大洋洲，除了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岛、南道、北岛、塔斯马尼亚岛以外，其余岛屿和珊瑚礁的陆域面积十分狭小。库拉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依托海上航路， 独木舟方得以贯穿“土著”人的全部生活。海域环境在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中无疑是特殊和有决定性的因素。
从海岛田野经验提炼出来的范式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是考量马林诺夫斯基是否可以作为海岛民族志范式之滥觞的标准。答案几乎是否定的。马氏并没有意识到海岛民族志的独特性，至少在其民族志中没有析出关于海洋环境对岛民社会的影响。所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只能算提出了西太平洋海岛民族志的课题。除了特罗布里恩人的神话外，我们对这个族群的海洋观还十分模糊。而无论是soulava（项圈）还是mwali（臂镯）， 无论是礁湖捕捞还是海岸聚会，海洋在库拉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
无疑，固守功能主义限制了马氏的视野和思路。用文化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满足机体需要的行动，就是所谓功能。马氏的这种文化观需要满足三个标准：文化必须对诸如食物和生殖等生物学需要做好安排；文化必须对诸如法律和教育等工具性需要做好安排；文化必须对宗教与艺术等整合需要做好安排。（哈维兰，2006）马氏理论的缺陷在于：对共时问题的关注无法解释冲突和变迁；无法解释文化差异；其功能论的个人性无法解释整个社会。 但无论如何，马氏功能理论对人类学发展确有巨大贡献，“自马氏以来，对文化、社会的构造，功能性分析基本上仍作为有效的方法被承认，为许多社会人类学家批判地继承。”（庄孔韶，2006）
从海岛到大陆，人类学家的田野民族志一直在追问人类生活的本真。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生活世界”概念已经被成功引进与人类学相邻的民俗学， 那么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为什不可以回到生活世界的整体中来呢？正如户晓辉所言：“‘田野’的本真意义是生活世界或意义世界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被给予状态中的主观构造方式。”
（文中注释和引用因为粘贴不上来，再一一输入很麻烦，就在文后列出参考文献罢了。）
[英]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著，张云江 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页，382页。
[美] 威廉•A•哈维兰 著，瞿铁鹏 张钰 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4、47、51页。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55页。
黄淑娉 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户晓辉：《民俗与生活世界》，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