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云

来源：《中国民族报》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是一个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

　　尽管魏公村的得名传说不一、难以考证，但是，它与维吾尔族同胞的缘分却是由来已久的。700多年来，它目睹了北京城的变迁，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的传统。

　　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泓曾对魏公村的历史进行过多方考证，并著有《魏公村研究》一书。她认为，魏公村地区在元朝时是畏兀儿人，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的仕官的宅墅及其家族墓地之所在，如受封宅邸并敕封“魏国公”的布鲁海涯及其子廉希宪家族都葬于此。元朝还追封畏兀儿重臣扎马拉丁、阿里罕、亦不拉金祖孙三人为“魏国公”。因此，周泓推断，魏公村并不是像《洪业论学集》中所说和一些学者所考证的是“讹称”、误读，更不是如“魏吴”之舛写，而是因为廉希宪等畏兀儿人被封为“魏国公”之敕誉，被族人敬重，是一种荣称或自称。另外，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贾敬颜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所以清代此地由“畏兀村”改名“魏公村”，可能是因为被封为“魏国公”的大人曾居住、安葬于此。

　　虽然对“魏公”名称的来历有分歧，但学者们都认为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它和畏兀儿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对高粱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

　　高粱河是今天北京西郊一条重要的水系，它由西直门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颐和园昆明湖。

　　由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元代时，在西直门外、高粱河畔出现了几个畏兀儿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这些大型陵园为核心，这里逐渐形成了畏兀儿人在京郊的聚居点。虽然在元末明初这些陵园已经消失，但畏兀村之名却一直延续下来。那么畏兀儿人是何时到此居住？畏兀儿人聚落又是如何形成的？

　　据学者考证，金代时，城北高粱河一带虽有金朝皇帝的离宫，但普通居民很少。畏兀儿人留居都城经商，不会选择这片人烟稀少的山野作为居址。而且，金代史籍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畏兀村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如果畏兀儿人在金代没有到此居住的话，那么最晚就应在元代。因为据史料载，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畏兀儿人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庙选在魏公村一带的高粱河畔。加之前面所说的两大家族，3个畏兀儿大族的墓地都是元代在此形成的。

　　那么，这些陵园与元代畏兀村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元史研究专家党宝海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兀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党宝海还指出，关于此类现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研究北京史成绩斐然的尹钧科先生进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达官贵族和名门世家，这些人家竞相在北京近郊购置香火坟地或营建田庄……这些权势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坟地后，便派护坟人看守。因坟地都在村外田野，护坟人户近坟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处近郊田野里大批坟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点。”因此可以推断，畏兀儿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他们保持了世代相袭的家族墓地，而对于陵园的建设也往往不惜工本。正是畏兀儿贵族大型陵园的存在，导致了畏兀儿人聚落的逐渐形成。因此，这里最早的居民应是陵园的守墓人，而当人口积聚到一定规模时，他们便会像滚雪球一样，加速发展。从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年)到元末(1368年)，畏兀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

　　畏兀儿人在“畏兀村”融入当地

　　据史料记载，畏兀儿人在迁入元大都（今北京）时信仰佛教，他们事佛并刊刻、翻译畏兀儿文佛经。元大都许多重要寺庙都有畏兀儿僧人的活动，畏兀儿僧徒在朝廷的宗教活动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周泓《魏公村研究》一书所写：“关于高粱河畔畏兀儿人及其事佛庙宇的兴建、畏兀村的熙庶景象前人尚无专门的研究，只见星散的记载。长河畔畏兀村的熙庶景象与其时此地的事佛活动及其场所是相伴相辅的。元朝对宗教的开明政策，尤其是对佛教的扶持，为畏兀村人继续笃信佛教以及参与汉民间信仰营造了活动空间。”此外，她在书中还列举了《老北京庙会》中《帝京景物略》的内容：“都人踏青高粱桥，兴者则褰，骑者则驰，赛驱徒步，既有契携。至则棚席青毡地籍草，骄妓勤忧和剧争巧：厥有抓竿、跟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戏……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地，亦如之。”

　　据史料记载，位于高粱河畔畏兀村附近的佛寺，大多是皇家庙宇或朝廷敕赐。周泓也曾到位于魏公村南、长河西的万寿寺寻找维吾尔人信仰佛教的历史踪迹。万寿寺始建于唐代，原名聚瑟寺，明万历五年重修时改名为万寿寺，在元代时亦为皇室家庙。其千佛阁、万寿阁内佛雕像仍带有西域特点，骨骼粗壮，线条粗犷，色彩重烈，神情外溢，尚未完全中原内地化，应属辽宋以前。而山门后石台座正面人物塑像线条已柔和，神情内含，有蒙古人、西域人、驼、马，应属元代。周泓认为，以庙宇为中心形成村落是古代社区的典型形成过程。在元大都畏兀儿人由聚居家族陵园到畏兀村的形成中，畏兀儿人事佛庙宇是其聚落定居的中枢链环。

　　畏兀儿人信仰佛教一般迄止16世纪的明代，少数直至17世纪的明末才皈依伊斯兰教。周泓认为：“由于畏兀儿人逐渐伊斯兰化，由畏兀儿地面迁入京城者，大都居于畏兀村，带动了此地畏兀儿人的穆斯林化；因久居汉地，而维吾尔宗族制六服内禁婚，渐通婚当地，多与婚回族，取汉名汉字，又有伊斯兰教经名，部分人衍化为回族。其或改姓汉姓‘魏’，后裔现有姓魏者。”

　　学者们普遍认为，元大都城里西域人的职业构成主要有4类，一是因降附或被俘，签发而来的军兵；二是以技师、官吏身份求职而来的僚仕；三是宗教职业者河东行商旅；四是以工匠、驱口被携而来的匠工。他们以大都宿卫、仕吏、廷师、商官、匠民等事朝，逐渐融于当地。其中畏兀儿人与他族，特别是汉族的通婚，使其在生活、文化、习俗方面渐渐实现了本地化。

　　据史料记载，元代内迁大都的畏兀儿人在其原有的河西佛教信仰和汉儒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已相融于当地民众生活。如魏国公廉希宪就将3个女儿嫁予汉族人，享誉“廉孟子”之称。而元朝厚遇畏兀儿人入仕及行科举制，亦有鼓励畏兀儿人研习汉儒之学的意图。一代畏兀儿名家贯云石海涯词曲兼卓，诗书并举。曾被请赋《清江引》，限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每句首，每句须各有“春”字。他当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可以看出其汉文化之地道，毫无生牵之感。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和想象，明朝后期魏公村寺庙及民间庙会中，畏兀儿人出入、存现的情景，这种融洽与和谐的情景非常宝贵。

　　从“新疆村”到民族美食街

　　据周泓介绍，她曾在图书馆无意间浏览到《北京历史民俗》一书，内有北京城址的方位及其变迁。由于《北京历史民俗》展现了北京由蓟城、燕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师、北京的发展变迁，也就验证了她之前的论断：元代时畏兀村兴起，是因为大都城之兴建基于金中都北郊的离宫及高粱河水的开发，而使都城北移；然明朝因畏惧蒙古南下，而将城池自北下缩改建，使得畏兀村从明末开始变得萧凉。清朝畏兀儿人傍高粱河继存、同时东南向移居，融入当地汉、满、回族中，民国又进一步南向移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通过史料考证认为，自元代始至清代，除了聚居于畏兀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迁入北京，但是畏兀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究其原因，他认为畏兀村的居民一直信仰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民族之中。据杨圣敏所做的调查，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族人的踪影。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100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周围的土地。此后，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以务农为生，成为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各项建设的开展，如上世纪50年代后，在魏公村周围相继建起了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商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儿菜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族人再次陆续来到北京，其中很多人到魏公村一带经营餐馆。后来这里陆续出现东乡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渐发展成了多民族餐馆一条街。然而也是由于维吾尔族人居多，这里开始被老北京称为“新疆村”。

　　据杨圣敏的调查考证，1983年，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在“新疆村”的餐馆一条街上，维吾尔族餐馆独占鳌头。他们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维吾尔族美食广受人们的青睐。

　　杨圣敏曾带领学生调查了其中11家维吾尔族餐厅，了解到这些维吾尔族老板的创业和生活经历。据说，他们来北京之初，都是先投奔同族亲朋，所以他们尽量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在“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有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族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族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有些居住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人居多。据说，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经常携全家来此用餐。“新疆村”成为了展示维吾尔族的窗口，也成为维吾尔族人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的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以“民族美食街”的名头招徕了很多其他少数民族的风味餐厅，如长盛不衰的云南“金孔雀”傣族餐馆、“满德海”蒙古族餐厅、“老陈家”清真餐厅，还有藏族、彝族、朝鲜族等民族的特色餐馆。各民族在此以美食为媒介，向人们展示和传达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同时，魏公村也成为各民族交流沟通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张紫云 于 2012-3-11 13: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