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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 2011年03月07日）

    从汉字音入手尝试改革

    中文汉字五千年前就产生了，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更因缺乏一个皇帝提出要“字同音”的规定，所以虽有几万个汉字产生并运用，但许多字的读音却各地不同。汉代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能分析一个字音为两个简单音素，但还是借用不同汉字来代表的音素，并没有创造出代表声音的符号。到后来，又细化到将反切上的字归纳成36个“字母”（这是模仿印度的“梵文字母”），但还是借字表音，难以说推广全民族的字同音。

    机遇从海外传来。17-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了解中国，自然先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17世纪初利玛窦就进行拉丁文与中文的对译，19世纪初的英国人马礼逊编纂了《华英字典》。外国人在学习中基本掌握住中文的形、音、义各方面特点，把经过他们加工的、容易与西文对应的中文语法表述方法传给了中国人。改革家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曰：

    ……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女公子编纂之，……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年9月1版，P8）

    他的号召和朝廷的批示，引来一批先行者的尝试努力，如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方案等。一些地方学堂，开始试用各种学习汉字音的新方法。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早期尝试，从汉字音入手的尝试，很自然，也必然，可以说至今未断。

    名词“国音”重现

    古汉语中就有“国音”一词，早在晋朝翻译佛经中，就出现“外国音”、“众国音”词组。在南朝谢庄写的《鹦鹉赋》中有“审国音于寰中，达方音于裔表”（见扫叶公司古典文献库）。

    1913年，“国音”被突然高度使用，北洋政府教育部积极参与，成立“读音统一会”。与会的代表观点可分成三派：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派。其所用的观念，以吴稚晖在1908年提出的见解为代表：

    ……盖文字有二职：一为志别，一为记音；中国文字志别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记音之一事。……最要者，当先刊字典一册，即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国字典；字付音训于其旁，凡小学读本及通俗之书报，莫不如上文所云，增付切音字之音训。……（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发表于1908年7月25日，引自《吴稚晖学术论著》，梁冰弦编，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1月再版，P328）

    会上讨论定音的方法，也是吴稚晖提出来的：

    附注字典，其道甚简。……特设一三个月之短会，延十八省所谓能谈“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数人，每天到会半日，书记将字典揭开唱曰：“一”，候大家议定官音，当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议定当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则“廷亭停”可不复多议，故三月内必可讫事。决议之际，苟无十死不通之经学大师在内，不将古音等横插无谓之问题，似解决亦无所难。……（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发表于1909年6月26日，同上书，P293）

    1913年5月7日大会决议：“国音字典改名为国音汇编。”因为“国定字音，关系重大，本部须斟酌尽善，始能颁布施行，与私家传布者不同”。（转引自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1版，P26）所以暂不用“字典”而用“汇编”。但用“国音”一词来作为大家努力目标是一致同意的，并且也审议注定6500多个字的“国音”，也就让清末年间的方案融汇到一起。当年底王璞先生受命将这些字编辑的《国音检字》出版，该书体例是同音字的汇编，汉英图书馆发行。书前有姚华、蔡璋的序言。

    “国音字典”的缘由

    《国音字典》由吴稚晖在1918年首先在上海起草。其将原先审定的6500多字（以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为基础选定），再增添6000余字，以及科学新字等增600余字，共13000余字。并且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定名为《国音字典》。吴先生当年到北京，邀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共商，两夕而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出版。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到20世纪初才有了对汉字的统一定音，汉字初步同音，标音也用统一的字符。

    《国音字典》一出版，立即由南京高师教授张一士引发“京国问题大纷争”，争的焦点是读者的标准问题。“京音派”主张标准是北京本地人，而“国音派”则倾向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双方争论激烈，1920年12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指定的“国音字典校订专员”钱玄同、黎锦熙等人专职研究商定，刊布“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再由教育总长范源廉以部训令形式公布。1921年6月出版订正的《校改国音字典》，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方案在实用中，问题多多。

    1923年的国语统一会第五次大会上，一些学者又提出各种修正案，并且指定27人为“增修校正国音字典会会员”。1926年12月，12册的增修国音字典稿大致完成。由于经费等各种问题，这本第三次的“增修”本没有正式出版。

    1928年成立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中设立“增修国音字典股”，来执行具体“增字”与“改音”的任务，编成油印本7大册，成为《国语同音字典》的初稿。1932年编成《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

    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普通辞典股”做主任的汪怡先生，除了在1937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外，抗日战争期间，还拥有该处积累的300万张文字卡片。于是他将前述第三次的《增修》本稿本，重新调整，督导同人，连编带注，继续订补，终于在1949年8月出版第五次的《国音字典》，收录12230余个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印作黎锦熙主编）。

    当年主要参与者黎锦熙先生曾有评论道：

    过去的国音字典，……无论三次已出版公布的和一次仅成稿的，……就体裁方面说，都应该叫做“国字音典”，而不必叫做“国音字典”，因为“字典”是要有注解的，……这部民三十七年“国音字典”的名称，……才算是真正的“字典”了。（黎锦熙：《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8月1版，P9-10）

    《国音字典》类的语言工具书

    “国音”是当时专用的新名词，是以国家名义商定的新概念，并且是要与注音字母等合用定音，因此各个民办出版社开始在书中，共同摆出官方色彩。除说明该“国音”的来龙去脉以外，还普遍在例言中详细列举使用方法和状况。例言后还附有1918年和1919年，由教育部长傅增湘署名的部令75号和32号的全文，即注音字母表。（《校改国音字典》“例言”，商务印书馆1921年6月1版，P1-24）该书目录还是完全按照《康熙字典》214个部首，也分12卷排列。

    另外，一种新形式的语音工具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即用当时的新技术产品留声机片来学习汉字国音。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中华书局，由陆衣言主持，1920-1921年间开始印制“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说明书本；另一家是商务印书馆，1922-1923年间，由赵元任主持，开始印制“国语留声机片”及课本。我手头有《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该书的“缘起”中写道：

    我们中国言语不统一，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我们中国的字典，有许多字，甲音乙，乙仍音甲；虽然有反切，但是各地读音不同，仍旧切不准，查来查去，到底不知道读什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要统一国语；因为要统一国语，所以要统一读音；因为要统一读音，所以要注音字母。（《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陆衣言编，中华书局，1921年10月1版）

    还需要提到《中华新韵》（《中华新韵》，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12月1版），它是将国音推行到诗韵中的工具书。元明清的中国诗人作诗是需要诗韵来协调，但历来争论颇多，根源还是发音没有规范所致。因此当有了国音，就自然运用来做新韵的规范。在该书前是教育部布告社字第37834号，其中写道：

    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廿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廿九年七月廿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

    为了实现字同声的历史愿望，当年中国书生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学术性论争、论证、协调，终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全国性尝试，为汉字添加了学习辅助性工具，提供了各种国音字典。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这新事业在中华民族运用近百年了。

    锺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