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导语：穿越历史烟云，中央民族大学自创建起，就走上了一条肩负特殊使命和任务、与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道路。回望六秩春秋，中央民族大学以她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人文襟怀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成为中国56个民族团结大家庭的缩影、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培养摇篮、民族理论研究的创新基地和国家咨询决策民族问题的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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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公告
中国校庆网@中国校庆报（2010-12-07 20:44:34）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将迎来60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向海内外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中央民族大学是党和国家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高级专门人才而创建的高等学府，她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其前身是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学院，1951年6月正式开学，1978年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4年进入“985工程”，开始向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

　　学校自成立以来，始终受到党中央的关心和重视，1950年至196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14次接见学校师生代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接见师生代表，并就如何办好中央民族大学作出重要指示；1993年学校更名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新校名。2001年6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学校视察，并代表中央政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的奋斗目标。胡锦涛亲自批示《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民族大学的请示》，提出了进一步办好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源深流自远，行健天同功。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与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始终以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己任，遵循中央确定的办学宗旨和办学任务，秉承延安民族学院“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弘扬“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坚持普通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与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规律相结合，充分发挥民族类学科的优势，不断优化办学结构、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扎实建设和不懈奋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已成为以民族类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知名大学。现有55个本科专业，13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许多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第一个博士都诞生于此。60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近10万名各民族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有近百人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近千人担任地厅级以上领导职务，成为建设边疆、稳定边疆、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60年栉风沐雨，60年春华秋实。60年校庆既是展示中央民族大学发展成就的重要时机，也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机遇，学校将倾力办好60年校庆的各项活动。目前，校庆筹备工作已正式启动，我们衷心感谢海内外校友和各界朋友数十年来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也衷心希望各位校友和各界朋友以各种形式参与校庆活动，共襄华诞盛大庆典，同谱民大未来乐章。

　　特此公告

　　中央民族大学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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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民族经济博士论坛为民大六十华诞献礼06-10 11:45
• 中央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教职工文艺汇演隆重举行06-10 11:43
• 信息工程学院举办校庆筹备会06-03 22:22
• 教育学院举办6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06-03 22:19
• 校团委组织开展爱党爱校主题团日竞赛活动06-03 22:17

• 信息工程学院校友分会举办校友论坛06-03 22:11
•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校庆六十周年”讲座06-03 22:10
•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筹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06-03 22:08
• 中央民族大学林芝校友联谊会成立06-03 22:06
•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06-03 22:04

• 民大参加第十二次中国高校基金会工作研讨会06-03 22:02
•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批准设立06-03 22:00
• 舞蹈学院第八届“新人杯”舞蹈大赛献礼校庆06-03 21:56
• 中央民族大学召开60周年校庆志愿者动员培训大会06-03 21:51
• “60周年校庆--历史与人生”系列讲座精彩继续06-03 21:43

• 93级校友、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司长熊万鹏回校做讲座06-02 19:38
• 预科教育学院举办“离退休教师座谈会”06-02 19:36
• 60年校庆即将推出文献纪录片和纪念画册06-02 19:29
•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集体签名 深情祝福母校六十华诞06-02 19:27
• 校庆“喜迎学校60华诞老领导、老医务工作者座谈会”06-02 19:22

• “民大人·风雨情”征文大赛成功举办06-02 19:18
• 中央民大召开校庆60周年志愿者动员培训大会06-02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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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宗群

2011年06月02日 18:31   新浪教育

　　延安民族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所高等院校，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回想当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创建延安民族学院的情景，可以深深体会到，我们党时如何关怀着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

　　延安民族学院的诞生

　　延安民族学院是1941年9月创立的。

　　那时，革命斗争的形式正处于严峻的时刻。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起疯狂进攻，并和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夹攻苏联以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国，并把主要兵力转向解放区，不断对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扫荡、围攻。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则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这年一月制造了皖南事变，又进一步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阴谋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和一切抗日党派、阶级、民族合作，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早在1937年，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就写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5——276页)同年，毛主席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谈到了中共中央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提出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前提下，共同抗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12页)的任务。当时，在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各民族青年爱国热情沸腾，从四面八方纷纷奔往革命圣地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

　　延安民族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式和要求下诞生的。创建这所学院的目的，主要为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培养各民族的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调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争取团结全国各民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简言之，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干部，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干部。

　　这个学院的组织机构和今天的高等院校比起来，除教学组织较为简单以外，其他都是大同小异的。建院时的行政机构是这样的：正、副院长下设教育、干部、研究、总务四个部、处。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后，将干部处予以撤销，其工作并入教育处。将研究部缩减为研究室，隶属教育处。教育处还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室和阅览室。由教务室安排教学工作，注册室掌管注册和生活纪律等工作。总务处下设有总务、会计和生产等课。另外还有一个医务室和一个休养所，负责师生的卫生和保健。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这个学院抽调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和干部。他们有的有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调来的，有的来自陕北公学，还有的是从原来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调过来的。学院开办之初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兼任。副院长是高克林同志；教育处长是乌兰夫同志；研究部主任室刘春同志；随后秘书长是王铎同志。1943年后，刘春同志担任院长。由于领导上关心这个学院各民族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当时的西北局统战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还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作具体指导。

　　全院约有师生员工数百人，学生中有汉、满、蒙、回、藏、苗、彝、东乡等八个民族成份。他们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部分是藏族、苗族、彝族学生，他们是从贵州，四川等省跟随红军长征过来的，其中多数人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再一部分是蒙古族和汉族学生，蒙古族学生多属原绥远省土默特旗，也有少数来自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以及哲里木盟。汉族学生主要是由原归绥周围各县过来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也有许多是专为投奔延安来学习的青年学生。第三部分是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学生，他们多数来自该盟的乌审旗和鄂托克旗，有的因为受不了国民党匪军的压迫摧残而到边区来，有的是伊盟进步人士纳素滴力格尔介绍来的。这部分学生入学时都还不大懂汉语。第四部分是回族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陇东的回民骑兵团，也有部分来自干、宁、青各省。从回民骑兵团来的学生，曾经为反抗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的蹂躏，在原来甘肃地区的固原一带举行了暴动，而后到延安来的。

　　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办教育

　　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是继承和发展了党办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声场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党的一贯教育方针。延安民族学院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的。

　　教学是学校的主要工作。延安民族学院的一切基本工作基本上是围绕教学进行的，这从全年时间的分配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时，全年教学时间有九个多月，生产劳动约两个月左右，也有一段很短的假期。在教育计划和学制年限方面，则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升降级和毕业期限等。只要基本上能跟上班，就随班学习，不轻易升降级，虽然建校之初也规定了学习期限，学程共分为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毕业，，但基本上是学习一个时期后，什么时候工作需要，就分配工作，也算毕业了。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革命事业要求决定的，正体现出了当时的教育是为了政治需要服务的。

　　学院的教学组织以班为单位，建校之初每班设指导员一人，直属院长领导，随后改变指导员名称，叫主任教员，相当于现在各校的班主任。他们的职责除了教课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之外，主要是了解情况和教务室的干部研究所改进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等。课程内容结合国内外形式的实际，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并使讲课内容和水平易于为学生所接受。

　　全院有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班级主要根据汉语文程度的不同编成的。研究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大学本科。研究班和普通班的高年级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历史科学、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和时事政策等。课程内容是和各民族的实际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当时的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普通班低年级有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文化课包括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这两种班还不定期地请校外同志做专题报告。研究室里设有蒙古族、回族、西南民族等几个组，对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进行研究。研究员多数都担任教课，其中两三人并担任了主任教员。他们还把研究民族问题的成果向学生报告。这恰好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的体现。此外，就是文化班。文化班中有的是按民族分班的，如回民骑兵团来的几十个人由于文化水平大致相同就编成了回民班，伊克昭盟来的蒙古族学生因为不大通晓汉语就单独组成蒙族班。文化班除学习政治常识和读报外，着重学习文化，文化课有汉语文、民族语文和教学等。

　　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计划的中心环节。它的内容是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来决定的。一直贯串在讲课、作报告和一切课外活动。对各民族学生，普遍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时事政策的教育。同时还着重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相互尊重风俗习惯的教育。在干部和部分同学中，曾学习过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师生中，分别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除了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全院师生还参加了1942年开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持续了二三年之久。领导整风学习的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有刘春、王铎、宋友田、宗群、刘景平和王志强等。

　　全体师生学习了整风文件，听了不少有关报告，参加了很多的讨论会。这次整风运动，对各民族干部同样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对于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一定的体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无组织纪律的危害性有了切身感受。经过了这次运动等于在革命的熔炉里受了一次冶炼，对于全院师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帮助。此外，学院一贯重视纪律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因而全院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团结的很好。因为这里的教育中心是团结，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班与班之间，这个民族的同学和那个民族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无原则的纠纷，即使有一些小的争执，也都能及时得到和解。学院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做到了亲自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一般是通过个别谈话或通过学生中的生活学习小组讨论解决，采取启发和别人帮助相结合，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学校的重要特点，也是共产党领导教育的一贯方针。1942年之后全院师生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了生产运动，一方面改造了思想，树立了劳动观念，一方面又学到了生产技能，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一般每人每年参加劳动二至三个月左右。

　　生产劳动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时到几十里外去开荒种地，有时去除草、送粪。有些人参加种菜，个人也可以种菜。集体种菜的收益归集体所有，个人种菜的收益归个人所有。每当收获蔬菜的季节，南瓜、西红柿都吃不完。在手工业方面，有的人纺棉花，有的人纺毛线，还有的人烧木炭。记得1943年的秋天，为了给全校解决冬季取暖的木炭，曾经组织了几十个同学到延安东川口南面的野林里去烧木炭。在那里有时晚上会遇到野猪群去地里糟蹋玉米、山头上曾经出现过豹子咬死小牛的情景。烧炭的劳动是艰苦的，要把粗大的青桐树和杨树砍到，将树干截成木段，然后装到窑里点着封好，等到冒出了青烟以后木炭就烧成了。那一次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烧了五十万斤炭，完成了给全校一冬供炭取暖的任务。另外，还有的人学会了打窑洞，五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大约用十几天到半个月的功夫，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艰苦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

　　延安民族学院创建之初，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北面的山坡上。1943年春迁到延安东门外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的桥儿沟，同时迁去的还有其它几个学校，各校联合总称新延安大学。1944年夏季，为了接近小数民族地区，又迁到三边。学院在延安北门外的时间较长，有两年光景。那里山岭绵亘、冈峦起伏，沿山腰上下左右打下了成排的窑洞，每到夜晚灯火齐明，很象一幢幢楼房。学校邻近有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院和文化俱乐部。南面临山沟有中山图书馆，西北方不远有八路军大礼堂。隔山头东北是中央党校。再往东北不足两公里就是党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东距延水及其东岸有名的桃林公园约一公里，东南方与清凉山、宝塔山遥遥相对。每当夏季野花盛开、山草遍绿的时候，别有一番宜人景致。各民族师生能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学习，又生活在山水幽雅的环境里，真是平生莫大的幸福。

　　那时候，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全院师生都按一定的标准，实行供给制。每个学员和一般干部在供给标准较高时，每人每天十九两小米、一斤菜、一斤煤；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一斤肉。每人每月还发一元零用钱。因为每人每天实际吃粮十五两左右就够了，多余的可以调剂着每周吃一顿面食。衣服是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双棉鞋；两年发一套棉衣。但青年们喜爱活动，有些人两年一套棉衣不够穿，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就加发一套或一件棉衣。鞋袜脏了要自己洗，破了自己补。窑洞晚上点麻油灯。每月一盏灯发一斤油，要自己捻花做灯芯，还要防备老鼠偷灯油吃。到冬季没有现在的暖气设备，是生木炭火盆取暖的。

　　但是，同学们都是个个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他们每周大约学习五十小时左右。各班上课时数不等，研究班较少，普通班和文化班较多，除上课外都是自习和讨论。星期天不上课，时间自由支配。从一天的安排看，学习八至九小时，睡眠八至九小时，吃饭、休息和课外活动七至八小时，是充分注意到劳逸结合的。因此，同学们在学习之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每天下课后，有的到山上自己修建的篮球场打球，有的到山头上的大礼堂里下棋、打扑克，还有的自愿结合练习民族歌舞、扭秧歌。每当节日或有演出需要时，他们经过短期的排练，可以演出不少精采的节目，其中有话剧、民族形式的歌剧和大型的秧歌剧。在延安和三边演出过绥德、米脂一带的道情戏《周子山》，以及自编的《送公粮》、《纺线》等秧歌剧，显示出了少数民族青年的聪明才智，都曾被称赞一时。

　　总之，延安民族学院的师生在党的亲切关怀之下，始终过着紧张而有秩序，严肃而又活泼，即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生活。他们虽然吃的是小米饭，住着土窑洞，但他们的精神是振作和愉快的。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

　　在革命摇篮里成长

　　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延安民族学院坚定的依靠学校党组织，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陆续培养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1945年春，大部分高年级蒙古族学生随乌兰夫同志去发展内蒙古的革命工作，部分蒙古族学生迁到伊克昭盟城川学习。各民族干部在革命摇篮里成长起来，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当年培养的几百名各民族干部，不但在抗日战争中有相当的贡献，就是在全国解放后，在个民族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今天，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蒙古族的布赫、云士英、云彦林、李文精、云照光等同志，藏族中有桑吉悦希同志、扎西旺徐同志、萨纳同志。回族中的沙力士同志、彭华庵同志等。同时，当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几十个各民族干部，除了个别的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外，大部分现在都在各民族地区或民族工作的岗位上积极地工作着。

　　延安民族学院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她所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人难以忘怀，最后让我以回忆中写下的延安民族学院的院歌，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资纪念。

　　(作者简介：宗群(1910-1997)，原名钱万生，字一粟，天津蓟县人。1932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其后任天津学联常委。1937年在西安从事爱国青年抗日救亡领导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历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处长，伊盟工委秘书长，中央西北局民族处处长等职。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任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院长、代党委书记及顾问。兼任国家民委委员、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文章来源：《宗群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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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02日 18:49   新浪教育

　　随着全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更加完善，民族工作得到高度重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对国家政治体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第六章还对民族政策做了很多具体规定。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中央民委。1978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简称国家民委)。之后，在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华北5大行政区和民族事务较多的省、市、行署、县级政府先后成立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1951年2月，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院、署、行建立有关民族业务的相应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建立起来，为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组织保障。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而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又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因此，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主席对此极为重视，1949年11月1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应办少数民族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指示，中央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座谈会，并酝酿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同年6月，政务院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央民委副主任乌兰夫及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兼任中央民族学院正、副院长，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开始。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理论家、原延安民族学院副院长刘春从内蒙古调入北京，9月政务院任命刘春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具体主持筹建工作。刘春根据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的指示，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同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方案，并于12月28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公布。其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对学院办学任务、教学办法、管理体制及各相关事宜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了三项办学任务：“一、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宣传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三、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还明确规定了学院建立研究部，“研究部按民族或按几个较为接近的民族分为若干研究室。尽可能将目前各大学和国内各地研究上述问题的适当人才集中到民族学院。”两个《试行方案》指明了中央民族学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性质。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至1951年5月底，有教职工283人，其中教师14人；并招收军政干部训练班、藏语班学员合计262名，5月28日正式开课。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临时校舍国子监院内举行隆重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出席典礼。朱德、董必武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社论热情洋溢地说：“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各少数民族的花朵在毛主席民族政策春风的披拂下，将日胜一日地开放起来。”

　　1952年，是中央民族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完全确定了中央民族学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社会地位。首先，这年夏季，北京西郊白石桥的新校舍主体工程竣工，学院迁入新校舍。新校舍由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持，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大屋顶，灰砖青瓦，磨砖对缝，画梁红柱；整个校园典雅隽秀，错落有致，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美丽如画。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被誉为花园式学校，为北京兄弟学校所羡慕。众所周知，当时共和国百业待举，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这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群，可以说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渗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学院的深切关怀。其次，这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统一调整。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规定的学院办学任务的精神，在中央的同意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藏、维吾尔专业师生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其中教师、研究人员共计40余名，包括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在院系调整前已到校)、林耀华等，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等，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王静如、马学良等。使学院人才济济，奠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声名大震。同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和研究部，为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学三大主干学科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整个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料来源：“北京高等教育丛书”《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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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中的“美美与共”一词出自学术泰斗、我校已故名誉校长费孝通教授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关于文化自觉的著名论述。

“知行合一”：民大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传统，致力于研究中国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各民族优秀人才。

“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完整体现了民大的立校精神、办学宗旨和办学思想，不仅反映了民大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传承，也突出了民大的大学文化特质和治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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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主体由红绿两色绸带勾勒出 “60”的字样，象征着中央民族大学60年发展“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辉煌历程。
在视觉上，两条绸带飘舞缠绕，重叠相映，首尾相连，在流动与舒展中成就了中央民族大学“生生不息”的发展寓意。其造型也与数学上的“∞”字符暗合。

Robot

□ 周家平 宫艳

《中国民族报》2011年6月10日



朝气蓬勃的中央民族大学各族学子



中央民族大学校园

　　这是一所富有魅力和特色的中国高等学府——走近她，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脉动；凝视她，你会生出难以抑止的民族自豪感。她的存在真实而生动地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历史格局中，一种“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精神已经完全融入了这所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进程。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及相关科研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摇篮，是创新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基地，也是国家咨询和决策民族问题的思想库。60年来，她作为一个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各族英才及特色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已形象地化作各民族莘莘学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殿。

　　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可追溯至1941年9月创建的延安民族学院。回望建校岁月，穿过历史烟云，难以忘怀诸多先辈名师继往开来、执鞭讲坛的创业身影。

　　1951年6月11日，身披新中国诞生的朝霞，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她独树一帜、定向办学，傲然翻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并由此走上一条肩负特殊使命和任务、与祖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道路。

　　国家建设的需求、党和政府的关爱备至与殷切期望，决定了这所大学的特殊定位和办学起点。学校创建之初，一批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学界名师，众肩担起了这所大学相关学科或专业的设置和教学重任，为她奠定了坚实的特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感念当年，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翁独健、费孝通、傅乐焕、林耀华、于道泉、冯家昇、李有义、王静如、闻宥、马学良、李森、吴泽霖、张锡彤、王锺翰、宋蜀华、陈振铎等一代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以其卓著的学术成就、严谨的治学理念和各具魅力的大师风范，引领各族学子求知进益、修业立德，书写了中央民族大学建校史上的第一页辉煌，并确立了这所大学卓尔不群的学术地位和社会荣誉。

　　感念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14次接见各族师生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为学校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薪火相传的精神鼓舞。

　　你是否知道，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的认识基础、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依据就是这所大学早期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三大调查”；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建议，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调研等，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你是否知道，这所大学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统一做出的杰出贡献——她曾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相继整理过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以及南海诸岛资料；学者们关于西沙、南沙的进一步考古发现以及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科学研究等成果，均成为国家有关政治诉求的权威依据。

　　你是否知道，这所大学所完成的人才培养任务对广大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文化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60年来，10万多名各族毕业生从这里走向他们的精彩人生：许多少数民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博士，第一位教授或艺术家都从这个摇篮中诞生；迄今，“民大之子”已遍及全国民族地区各条战线和各级领导岗位，并取得了卓著的业绩。

　　60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民大人自强不息、接力奉献，已使学校发展成为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体，以民族类学科为特色，学科门类齐全，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干部培训并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迄今，学校已成为全国民族院校中专业设置最多、人才培养层次最高和教学科研设施相对完备的学校。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科研工作骨干，一支支专业素质高、攻关能力强的学术梯队经历了学科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检阅。

　　毋庸置疑，中央民族大学的办学特色源自于她在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学、宗教学、民族经济、民族理论、民族艺术等学科上所拥有的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和资源优势，源自于她那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人文襟怀和强烈的创新意识。

　　中央民族大学在蓄势待发中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也迎来了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

　　凭借数十年的办学积累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央民族大学于“九五”时期昂首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在“十五”期间又依托“211工程”建设的成就成功进入了“985工程”二期建设院校行列。

　　在“十一五”期间，学校紧紧围绕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根本任务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努力推进各项改革和建设。自身发展潜力和建设魄力使她优化了自己的学科结构、突出了特色和优势学科，使她提高了师资队伍素质、完善了管理服务体系和改进了各项办学条件，使她的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使她的新兴应用型学科更主动地适应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需求，使她的传统优势学科更有力地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战略，从而登上了“一览众山、裁剪翠色”的最佳发展平台。

　　在“十一五”期间，以中央民族大学为标识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已成为相关学术领域内的新亮点——她的多个重点学科子项目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的居于国内同领域前列水平，有的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有的则代表着目前国内外同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通过绘制“十二五”建设蓝图，学校更加明确了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履行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战略服务的伟大历史使命。今日的中央民族大学创造了建校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势头，就像一部满载期望与责任的专列，向着辉煌的远景疾驶。

　　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她审时度势，确立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方针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并着力于更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结构优化调整；

　　她注重内涵，制定了旨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建设发展方案，并实施着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引进计划；

　　她强调创新，提出了“以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基本理念”的发展要求，并积极推进着跨学科学术创新团队的建设。

　　在民大校园里，你不仅可以看到各类专业教育与相关科研工作的累累硕果，也能感受到各族师生“和谐共处、真情相与、奋发有为、团结向上”的优良传统；在民大校园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到富有特色的多民族文化荟萃，也能体验到“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精神传承；在校园里，你还可以随时看到不同肤色、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和留学生，并能够与他们自由交流、分享知识和见解。

　　近年来，学校基本建设在加速发展，办学条件在不断改善。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研究生宿舍楼、本科生宿舍楼、留学生宿舍楼、文科楼和理工楼，为全校各族师生带来了舒适和欢欣，也带来了美好的展望。在向“世界一流民族大学”宏伟目标进军的征程中，中央民族大学以她特有的民族亲和力、学术影响力、成就说服力和社会感召力向世界展示着她独特的风采与价值。

　　今天，中央民族大学在“学术兴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三大战略的实施中，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她自豪——这自豪来自她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神圣使命感；她严谨——这严谨出于她对民族高等教育和相关科研重任的高度责任心；她自信——这自信建立在她所拥有的学科优势上；她务实——这务实体现着她在追求自身发展目标中所坚持遵循的科学发展观。

　　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中，中央民族大学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奇迹般的改变，但所有改变——无论是一座座校园宏厦平地而起，还是一批批科研硕果竞相呈献，抑或是一位位英杰才俊脱颖而出——于这所大学而言，都是一种生而必然、勇于自我超越的嬗变。

　　这就是继往开来、彰显特色的“今日民大”。她拥有值得自豪的历史，也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版图片由汤其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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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14次亲切接见该校各族师生。图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57年在中南海与该校师生代表合影。

国子监

大礼堂

文科楼一角 汤其燕摄

　　一所大学的建筑，不仅是学校人文精神的直观载体，也是培养师生人文精神的环境与场所。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大学里那些特色鲜明的建筑已成为承载学校历史、发扬学校优良传统的见证物。

　　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来说，无论是建校初期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办学，还是搬到现校址之后修建的一批古朴的建筑；无论是特色鲜明的图书馆，还是后来修建的集多功能于一身的文、理科综合楼……那些传统的以及现代化的建筑，不仅是承载着展示学校特色、传承人文精神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党和国家对民族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关怀。





　　最初的校址——国子监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在临时校舍国子监院内举行隆重开学典礼。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出席典礼。朱德、董必武发表了重要讲话。

　　1951年6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以示祝贺。社论热情洋溢地说：“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各少数民族的花朵在毛主席民族政策春风的披拂下，将日胜一日地开放起来。”

　　如果光从出席开学典礼的嘉宾来看，已经足以证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对民族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了。再看看遴选的临时校址，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来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把一所民族高等院校的临时校址选在这里，重视程度和建校意图不言而喻。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著名藏学家王尧在回忆起当时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在国子监开学的情形时说：“学校来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哈萨克族……让我觉得很新鲜。”王尧就读的班级叫藏语班，共有30人，来自全国各地。由于新学校还在建设之中，各班分散上学，分散住宿。王尧记得，他曾经在下洼子胡同、肖家胡同住过，还在雍和宫短暂住过。藏语班的教学地点设在福佑寺的班禅办事处，那里是北京藏语环境最好的地方。





　　民大人的共同记忆——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而且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集体记忆”。

　　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时，图书馆就随之建成，1952年，图书馆随学校迁往现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题写了馆名。

　　2003年，国家拨专款兴建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新馆投入使用，总面积2.45万平米，馆内拥有典藏和借阅合一的阅览室14个。图书馆馆藏丰富，民族学科文献收藏独具优势。馆内文献总藏量、汉文线装图书、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现已成为全国民族文献信息中心，学校学科建设和文献资源保障基地。

　　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回忆自己在中央民大的学习和工作时说：“那时候，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度过的，因为图书馆容纳学生的人数有限，我们经常还要抢着占位子。民大图书馆的藏书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一些民族类的图书。我先阅读了许多国内外的文学作品，随后又开始阅读藏族文学、历史、宗教方面的书。之后，我将几乎所有文科类，比如法学、哲学等学科的基本书目都看了一下，去了解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希望能够以此掌握一些对社会认知和了解的方法。可以说，在图书馆大量地阅读书籍，对我整个人生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我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从做学生开始，班班多杰就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他说：不管是在宿舍还是在教室，都不如在图书馆学习舒服。后来毕业留校，这个习惯也伴随了班班多杰近40年，即便在担任藏学院院长期间，只要有空他就会到图书馆浏览一会儿书籍。2004，学校在图书馆为班班多杰安排了一间办公室，班班多杰每天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家还要多。





　　第一栋建筑——大礼堂

　　1952年，是中央民族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年夏季，位于北京西郊白石桥的中央民族大学新校舍主体工程竣工，学院迁入新校舍。新校舍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大屋顶，灰砖青瓦，磨砖对缝，画梁红柱；整个校园典雅隽秀，错落有致，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美丽如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被誉为花园式学校，为北京其他兄弟学校所羡慕。众所周知，当时共和国百业待举，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这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群，可以说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渗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该学院的深切关怀。

　　新校舍有一个著名的建筑，那就是大礼堂，至今仍然是中央民族大学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每一届学生来说，他们大学生活一般都开始于一个地方，那就是学校著名的大礼堂。学生们先会在这里参加迎新仪式，然后开始大学生活。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启智的印象中，中央民族大学建筑风格具有民族特色，就像一个大花园。每逢重大节庆，学校都有庆典活动，鲜艳的民族服装成为首都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著名学者班班多杰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他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说：“1971年冬天，我们入学后，学校在大礼堂举行了迎新仪式。”班班多杰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大雪，而浑厚、稳重、灵妙的礼堂里坐满了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各族师生。“在那种情况下，建筑物和人群融为一体,透着一股‘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气息。”班班多杰说。

　　中央民族大学大礼堂是民族大学早期建筑的最典型代表，大礼堂采用早期中国大学红梁灰砖瓦盖的普遍风格，古朴清幽典雅庄严，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见证性的标志建筑。

　　大礼堂走向，采用南北厢房式，压在校园主体的中心线上，引领现理科楼，中心花园广场，舞蹈与音乐排练教室，文华楼，9号学生宿舍，28号女生公寓，学生一食堂，构成整个民族大学校园的中心主体，在中心线上呈对称分布。

　　大礼堂正门朝南开，两边配有四个小门，被绿地花园围绕。内设2000座位，能同时容纳2000多人。主要用来仪式庆典，汇报演出，活动晚会。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欣赏到纯正优美的各民族文艺表演，切身感受民族大学的民族风情。大礼堂前还有一片宽阔的空地，还有西面一个小型花园广场，这里是学生欢笑的天堂，每到夜晚灯火透明，很多人都凑到这里观看学生们即兴组织如藏族的锅庄舞，院系学生联欢会等活动。





　　民族文物之家——民族博物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是民大早期建筑，外观儒雅，紧接现图书馆，门前有假山，门前所对的即是民族大学狭长的绿地花园，背面紧接美术学院旧址。民族博物馆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民族史料和民族文物，对我国民族历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民族博物馆的前身是始建于1951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室，著名的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是文物室的第一任主任。1982年改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研究室。1988年9月16日经国家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为支持和推动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决定将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旧图书馆进行装修改造，作为博物新馆使用，新馆于2004年9月投入使用。






　　艺术之家——18号教学楼

　　中央民族大学18号教学楼是民大早期建筑，也是典型的中国大学早期风格建筑，与大礼堂等一样，外形典雅古朴，富有古色古香的文学气息。18号教学楼如今是舞蹈学院和音乐学院的教学办公所在地。

　　慈仁桑姆，是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女舞蹈教育家，也是民族舞蹈艺术学科发展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

　　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一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1957年，慈仁桑姆随西藏歌舞团到北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慈仁桑姆和另外29名来自西藏的小演员就没有回西藏，他们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舞蹈训练班学习，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舞蹈专业的藏族学生。慈仁桑姆那时只有12岁。

　　慈仁桑姆还记得，舞蹈训练班的教室就在古朴而典雅的18号教学楼。

　　慈仁桑姆说，18号教学楼就是自己在北京的家。从12岁开始在18号教学楼里学习，到后来留校工作，直至去年退休，人生有40多年的光阴与18号教学楼联系在一起。“刚进校时，生活很简单，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就是在18号教学楼的教室里不断学习，工作，我从一个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小姑娘，成长为今天还算有些成绩的教授。”

　　更为欣慰的是，岁月在前行，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但是，承载着很多人记忆的18号教学楼今天依然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得很快，现在也有很多高楼大厦，但是对于我来说，看到18号教学楼，自己曾经学习、工作的生活场景就历历在目，它串联了我40多年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的发展。”







　　发展的见证——南睿楼、北智楼

　　随着学校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原有的教学楼已不够使用。在国家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大学南主楼、北主楼于1990年竣工投入使用。这两栋教学楼秉承传统建筑风格而又富有现代气息，还借鉴了一些民族传统建筑元素。

　　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新校名。这标志着中央民族大学的发展迈向新的时代。而正是南北主楼承载了这一段让民大人难忘的历史。

　　这两栋楼于2006年9月完成室内装修改造工程，2007年9月完成室外装修改造工程。现有建筑面积17482平方米，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建筑面积8742平方米。

　　2007年10月，根据学校对新楼名、路名命名方案的批准结果，原南主楼、北主楼分别被命名为南睿楼、北智楼。




    崛起的标志——文理科楼

　　如果说大礼堂代表了传统，那么文科楼则代表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现在。

　　新世纪之初，中央民族大学在传统系科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各个新兴学科，向着朱镕基总理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这一宏伟目标昂首迈进。

　　在软件基本齐备的同时，民大的硬件也得到了提高。走进文科楼，教室宽敞明亮，配有现代化的教育仪器设备，为师生提供了教学交流和学习交流的空间环境，是一座现代化、数字化、人文化的教学及办公大楼。

　　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教学大楼系国家民委等四部委重点工程，始建于2003年，2005投入使用，是民大最为壮观的多功能楼之一。地下一层，地上十四层，建筑面积42128平方米，建筑高度59.4米，主要为文科教学及文科院系办公用房。

　　文科楼东西两侧的塔楼从第11层起，采用40米跨度的钢结构桁架连接起来，形成“门”字形。桁架下面是三层的报告厅。报告厅在2层用连廊同东西两侧的塔楼连接。位于教学楼之间, 报告厅上部6层处为一层装饰网架。建筑外立面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灰色面砖并结合玻璃幕墙、铝板幕墙，整个建筑造型简洁、明快、富有时代感、民族感，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的一幢标志性建筑。

　　这栋楼1至10层为教室、各类试验室，11层以上为教师办公室、会议室等，地上1层有可容纳200人的报告厅、2层有可容纳300人的报告厅、3层有大学生活动中心。

　　具有17层高，建筑高度59.7米的理科楼，是中央民族大学名副其实的第一高楼。这栋楼建筑面积39858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15层，主要功能为教学、实验用楼。

　　理科教学楼1至9层为理科教室及实验室，10层为3个理科学院办公室，11至14层为实验室，15层为设备层，地下1层为设备用房，地下2层为人防区。

　　理科教学楼建筑外形大方、美观，内设直饮水系统、楼宇自控系统、电视、电话、网络、安防和多媒体教学系统，以及独立的配电系统等，教学设施齐全，基本满足学校理科教学和实验需要。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李寅、钱丽花、王彦龙、王珍采写，图片除署名外，由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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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师生曾参加上世纪50年代全国民族识别、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形态及少数民族语言三大调查。 中央民族大学的科研创新取得较大进展。 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了国家民委“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项目调研。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2月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共同纲领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做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新型大学——中央民族学院。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

　　中央民族大学自1951年成立至今的60年间，学校师资队伍、教学水平不断发展和提高。可以说，中央民族大学60年的发展是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史的缩影。中央民大建校之初，一批学界名流，如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翁独健、费孝通、傅乐焕、林耀华、于道泉、冯家昇、李有义、王静如、闻宥、马学良、李森、吴泽霖、张锡彤、王锺翰、宋蜀华、陈振铎等到校任教，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至今，学校已拥有教职工200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1052人，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614人，其中一批中青年教师已渐成学界翘楚，民大师资可谓是“星光灿烂”。

　　60年间，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为国家及民族地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同时，民大的研究成果也在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民族政策的走向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方向。



　　王尧：藏学研究迎来新的“春天”

　　1951年5月1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王尧被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学习，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第一批学生。

　　当时的藏语班共有30人，教学地点设在位于北京福佑寺的班禅办事处。那里是北京藏语环境最好的地方，著名藏学家于道泉自编了口语教材，邀请藏族学者李春先（曲吉洛卓）来担任口语老师。

　　经过1年的学习后，于道泉认为，北京的藏语环境太薄弱，必须到藏区去。当时去拉萨非常困难，于道泉就联系了四川康定贡嘎寺的贡嘎活佛，让学生到贡嘎寺学习、生活1年，除了学习藏文，还安排了文、史、哲课程。“寺内的嘎玛、堪布上课给我们传授知识，下课与我们交流。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不仅学会了藏语，而且了解了藏族文化、风俗习惯甚至宗教信仰等。”王尧说。

　　1953年，王尧从藏语班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学校设立了藏文研究班，从各民族院校藏语专业中挑选学生进行深入培养，聘请了一批历史、因明（逻辑学）、旧时公文等方面的专家来教学。王尧担任研究班的辅导员，他随堂听了东噶·洛桑赤列上师主讲的《西藏王臣史》。“这本书是藏族古代历史经典，我曾多次自学，都没有坚持下去，是东噶上师的讲解，让我走上了古藏文研究的道路。”

　　1972年，王尧和于道泉先生受命翻译一个藏文文件，才得以回京。回来后，他和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了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的借书证，从《东洋史文献目录》中，找出藏学研究相关的书籍，编写了近10年的研究目录。

　　“失去了10年的光阴，我们非常着急，国外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我们还没有跟上。”王尧说，尽管不用再回干校劳动，但是藏学研究依然没有恢复，他与人合作，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翻译成汉文并加注；参与编撰了《藏文大字典》，还将过去收集的西藏古碑刻整理加注，编撰了《吐蕃金石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藏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王尧也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他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2年，出版了《吐蕃金石录》；1986年出版了《吐蕃简牍综录》；他还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藏传佛教，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王尧要求学生将文本研究放在第一位。他将自己在国外讲学时搜集的许多珍贵文本交给学生，让他们做比较研究，将他们引上了学术道路。


　　牟钟鉴：民族宗教学是这样“炼”成的

　　民族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中央民大，民族学科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却没有宗教学专业。

　　1986年，哲学专业从政治学专业分离出来，单设哲学系，哲学系计划创办宗教学专业，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调入中央民大，参与创建宗教学专业。

　　1988年，宗教学专业建立，当年招收大专生，次年招收本科生。牟钟鉴给宗教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宗教学原理、中国宗教史、道教、宗教文化等课程。

　　当时，宗教学专业的老师并不多，只有牟钟鉴、佟德富、班班多杰、张践、巴莫阿依等几位核心教师。发展到1990年，民大宗教学有了硕士点，2002年有了博士点。牟钟鉴不仅是第一批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宗教学博士点就是他带头申报的。

　　牟钟鉴说：“那个时候，国外宗教学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1963年埋下宗教学的种子之后，直到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召开，中国的宗教学才兴起。而民大开设宗教学专业，在国内也是最早的几家之一。”

　　牟钟鉴认为，民族学与宗教学应该交叉研究，同时发展。中央民大宗教学专业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为此，老师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写了不少研究论文。老师们认为，研究好民族宗教问题，对于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至关重要，这是中央民大的使命，也是中央民大的优势所在。

　　1990年，一个叫民族宗教学的宗教学分支被提出来，经过10多年的酝酿，2002年，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宗教学专业里，不过，还不具备完善的学科体系。2005年冬，中央民大“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启动时，专门在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基地下设立了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聘任牟钟鉴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民族宗教学学科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

　　研究中心成员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研究，决定在实施项目课题中，着手建立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体系。2009年7月，作为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由牟钟鉴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出版。该书初步建立起了民族宗教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基础，以此为标志，民族宗教学学科宣布诞生。



　　耿世民：我国古突厥语研究著名专家

　　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耿世民，是中国研究古突厥语的著名专家。以多种文字发表论著、译著数百万字，多次获中国社科院等单位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德国红堡基金会颁发的《国际知名学者奖》及世界阿尔泰学界最高奖项PLAC金奖。

　　“1952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那年夏天，国家开始进行高等院校的调整，我的档案被送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从1953年起，我整整在学校工作了50多年。”耿世民说。

　　上大学时，学习维吾尔语的耿世民来到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哈萨克族聚集区参加土改。虽然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同属突厥语，但差别还是不小。一年土改归来后，耿世民就掌握了哈萨克语，从此开始了对哈萨克语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1953年，在校领导的支持下，耿世民和负责预科班教学的两位老师一起，开办了中央民族大学第一个，也是我国第一个哈萨克语文学专业，并编写了相应教材。“那时候主要招收汉族学生来学习哈萨克语，第一批大概有17名学生。文革之后，我们这个专业主要招收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教材都是我和几位同事一起摸索着编写的。”耿世民说：“1971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是作为学校新疆语言教研室的一个教研小组，后来建了专门的哈萨克语文教研室，到2004年的时候，学校正式成立了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师也从原来的3人增加到10多人。”

　　此后，耿世民亲自编著了《古代突厥文碑铭选读》、《古代突厥－回鹘文献选读》、《黑汗王朝时期文献选读》、《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选读》等8册我国第一套系统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教材。在他的培养和教导下，19名维吾尔族学生4年后走上了古代突厥－回鹘语的研究岗位，成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支古代突厥－回鹘语人才队伍。如今，这些当年从中国第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毕业班走出的学生，在国内外都已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教授。

　　1985年，耿世民开始培养我国第一批古代突厥－回鹘文献研究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到2007年结束教学生涯。从开办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研究班到培养博士研究生，他为我国突厥语文学队伍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戴庆厦：中央民大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76岁的戴庆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创新基地”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突出贡献专家。几十年来，戴庆厦在语言学方面，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这块还未完全开垦的领地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建树颇多。如今，这位语言学大师在我国语言学界乃至世界语言学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1952年，年仅17岁的戴庆厦从福建省仙游第一中学毕业。当时，国家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从一些大学的在校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一批汉族学生到中央民大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培养他们将来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科研、翻译等工作。戴庆厦就是其中的一个。

　　入学第二年，在3名老师的带领下，戴庆厦和同学们一起去云南的景颇族村寨学习了近一年。

　　“1952年，西南边陲不太安定，当地的少数民族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就自己动手盖了一座茅草屋，自己动手做饭吃。白天就和当地的景颇族村民一起劳动，一起交流，晚上我们就到村民家里聊天，把他们的话记下来，回来再各自整理，最后汇总。”戴庆厦说，大家凭着一股学习的热情，经过几个月的实践，一般的交流就已经没有障碍了。

　　毕业后，戴庆厦进入语言调查工作队，3年中，他跑遍了哀牢山红河两岸的哈尼族村寨，调查了10多种哈尼语的方言土语，并为哈尼族创制了文字，编写了扫盲教材，还翻译了科普读物。“那时的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收获很大。现在，哈尼族群众看到我，都会亲切地叫我‘哈尼族爷爷’，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戴庆厦说，通过语言田野调查，他有了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初步能力，对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1960年，戴庆厦调回中央民大担任教学工作，一直教了50多年学。“学校培养了我，我也见证了学校的成长历程。上世纪50年代初建时，各个学科基本都属于空白，但在国家的重视下，各学科的发展很迅速，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语言领域。”戴庆厦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毕业加入语言调查队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在培训班的结业仪式上，吴玉章在台上作报告，周总理也亲自参加，并视察了学校。我们当时都特别激动，觉得党和国家对我们何等重视。”

　　戴庆厦觉得“自己的一辈子和中央民大绑在一起了”，虽然有很多国内外大学请他去教学，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母校。他说：“我对母校的感情太深了！在我眼中，中央民大就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是首都的一面旗帜，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




  　杨圣敏：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核心力量在中央民大

　　“中央民大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我小时候的家就在民大附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圣敏教授说：“1982年我考入民大后，便与民大结下了不解的情缘。研究生毕业后，我便开始留校任教。如今算来，已近30年。”

　　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学界名流林耀华成为第一任所长；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正式建院，1996年，45岁的杨圣敏被组织上任命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这个学院当初是全国各大院校中的第一个民族学系，如今民族学院（所）已发展到几十家。虽然竞争激烈，但中央民大的民族学院仍是全国民族学研究中的领军学院，在全国高校名专业排名一直第一。”杨圣敏说，这种发展，继承了中央民大民族学史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位列全国第一的荣耀。

　　在课程建设上，看到课程设置不成熟，杨圣敏几乎查找了国外著名大学民族关系学科的所有课表，设立了更具科学性的课程。杨圣敏指导学生用国外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功能学派”。

　　杨圣敏自1996年以来，连续5年主持了对北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调查，相关调研成果受到国家民委及北京市民委的重视。2000年至2002年，他作为主持人之一参与主持了《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国务院为此专门发出文件，拨出数十亿元专款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该报告同时也获得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2003年，他主持完成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委托的研究项目《西部开发与民族关系》，同年，他关于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并获得国家民委特别奖。

　　作为教育部支持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杨圣敏组织研究的课题已进行了8年，这是从心理学和民族学角度来研究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的民族关系，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世界上领先。

　　2005年至2006年，杨圣敏受中央政法委委托完成的《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突出问题、产生原因和解决思路——如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调研报告，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2009年“7·5”事件后，中央发布的《新疆民族关系白皮书》中所涉及的调查数据，许多都来源于中央民大的调查研究。

　　最让杨圣敏高兴的是，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核心力量在中央民大，这对学校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扩大了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几年来，杨圣敏多次应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学习会及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外交部、公安部、中宣部和多个地方的政府部门作民族宗教方面的专题讲座。




    金炳镐：构建了我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基本模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正式成立了，它便是如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的前身。如今，该学院已成为我国研究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最权威机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金炳镐参与了重大著作《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的组织和编辑工作，这部120多万字的著作从编辑到出版前后历时8年多，直到1991年12月才正式出版。“这部著作编辑工作特别严谨，仅复印的资料就达到300多万字。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所查的许多资料都是保密文件，复印资料都放在保险柜里，甚至每一页都要盖上中央档案馆的章。看到厚厚的《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出版，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所有的劳累与辛苦都不算什么了。”金炳镐说。

　　40年的辛苦耕耘，金炳镐的成果颇丰，不仅写出了450多篇文章，还先后出版了65本著作。他参与编辑的民族理论教材课本，如今已成为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而最让金炳镐满意的著作，是他1994年出版、1997年修订出版的《民族理论通论》，因为它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恰与中国民族理论的体系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完全可以看作是我国民族理论体系的“基本模板”。

　　这位全国第一位民族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不仅参与了中央民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本科专业的创建、创立和主讲几门主干学科课程，更牵头申报使中央民大获得了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作为全国民族院校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金炳镐曾荣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国家民委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导师和民族理论专家、学者，金炳镐的成长与进步无疑是中央民大的成长与进步的缩影，而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的从无到有、到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更是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一大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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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大遗传与微生物实验室。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参观校史馆。 中央民大透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历经60年发展，中央民族大学“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所承载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民大人。中央民大的精神薪火相传，学子们把民大精神带到工作之中，服务大众；教师在授业解惑中也传承着这种精神。2001年，中央民大建校50年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代表中央政府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学建成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积极培养和引进了大量各类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传统学科的建设发展：作为一所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大学从创校之初，就注意根据自身特色，发展民族领域的优势学科，而这些传统学科成为支撑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柱。



　　马启智：历史让我清醒而敏锐

　　1963年，20岁的马启智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却被历史系录取，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历史的世界。从1963年至1968年，马启智在民族学院度过了最快乐的读书时光。“那时候我们争分夺秒地学习，如果无故地浪费5分钟，那是不允许的。”每天晚上10点，学校熄灯时间到了，学生们就站在路灯下、躲在被窝里读书。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大家也不肯闲着，都抢着到图书馆读书。“如果说我们这些民族学院的学子，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的民族事业、为家乡做点什么的话，和当时在学校里受到的良好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发奋学习有很大关系。”现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马启智说。

　　回想5年的历史专业训练，马启智觉得受益匪浅。通过历史学习，他对历史观、社会发展观等形成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在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来临时规范自己的行为，确定自己的作为。改革开放后，他较早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并在实际工作中着手发展经济，造福一方百姓，马启智说：“这源于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敏锐把握。”



　　丹珠昂奔：筹建藏学系的记忆

　　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丹珠昂奔曾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藏族学生。从1978年入学到1999年离开学校去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丹珠昂奔在中央民族大学整整生活和工作了21年。

　　1978年春，丹珠昂奔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当时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元月毕业以后，丹珠昂奔留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

　　1992年底，在学校的支持下，丹珠昂奔开始带领组建藏学系，并担任藏学系首任主任。“组建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当时，我们把藏学研究所原有的十几名研究人员和学校民族语言系藏文研究室的十几名研究人员组合在一起，组建了藏学系。然而，很多东西都需要从零开始，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都要系统规划，拿出方案。我自学了教育理论和一些课程学的知识，并将藏族聚居区各中小学的教材、设有藏文教学点的大学教材都收集起来研究，最后起草制定了一套学科建设方案。”丹珠昂奔说，“教育是个需要公正、爱、感情和奉献的事业，不能误人子弟。尤其对藏族学生，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既要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宗教观、民族观、文化观，又要使他们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就这样，藏学系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央民大的一个特色优势学科。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是分不开的。1986年，学校推选我为校优秀共产党员，后被北京市委命名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学校又推荐我成为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那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又破格晋升为正教授，那时候我只有38岁，是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教授……虽然我写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但我的成长和中央民大的培养分不开。”丹珠昂奔说道。



　　达力扎布： 关注现实民族问题

　　中央民大建校之初，中央民大历史学研究是国际视野下的民族史研究。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达力扎布说：“这种优秀的学风虽然在文革期间中断了，但是恢复高考后，这种风气逐渐又回来了。”1978年，达力扎布进入民大历史系学习，恰好赶上了民大的恢复建设时期。读博期间，达力扎布师从当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王先生国学底子很好，其学术研究内容、方法都是有国际眼光，能与国际接轨的。”达力扎布说。

　　历史文化学院作为民大的传统学科，也在积极创新，利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同时关注现实民族问题，通过对民族史的研究，借鉴古代民族关系，促进现代民族社会的发展。如费孝通等人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的一体格局》在社会就产生很大反响。

　　中央民大与其他院校历史学不同的是，学生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方面有系统训练，并且民族领域专业集中，做民族史研究相对方便，资源比较充分。

　　如今，历史文化学院依然重视国际观的培养。从2011年开始，学院与蒙古国立大学建立交流关系，每年互派一名教师到对方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学生每年互派名额不超过3名，交流1年，并互相承认学分。






　　传统学科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各级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学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快速发展，而中央民族大学各个院系的发展正是该校发展的一个个缩影。



　　班班多杰：以哲学的方法研究藏传佛教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班班多杰自1974年9月从中央民大毕业后，便留在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1986年哲学教研室扩建为哲学系，即在哲学系任教，长期从事哲学原理、藏传佛教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班班多杰受同事启发，开始研究藏传佛教哲学。1986年，民大成立哲学系，班班多杰开始教授《藏传佛教思想史》。1988年哲学系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成为系所合一的教学科研机构，2008年7月，更名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2009年，学校又成立了哲学研究所。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成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等所在地，也是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与此同时，班班多杰开始发表论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关于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方面的论文。论文《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获2000年第二届中国藏学珠峰奖一等奖。出版的著作《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获得了 1993 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班班多杰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始终以哲学和宗教学的视野，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诠释，探究了藏传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轨迹、体系建构、复杂内容、理论来源、不同特点等。把以前深藏寺庙中的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弘扬于大众面前。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在国内，中央民大是独此一家。

　　“我国少数民族群众中，信教比例非常大，所以宗教与少数民族是紧密相连的。”班班多杰说，作为民大宗教研究的侧重点，就是要抓住民族和宗教两个关键点，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贡献力量。而民大的宗教专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个思路上的。



　　文日焕：中央民大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搭建了好舞台  

　　文日焕在中央民大所学的是朝鲜语言文学专业，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朝鲜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的文日焕除了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外，还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他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的与朝鲜族古代文学有关的课程就达7门之多。

　　回想起自己在民大的这37年，文日焕觉得最大的幸运是自己遇上了好老师、好领导、好同事，遇上了好机会。他说：“2000年开始，我担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院长，正赶上中央民大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政策好，机会多，院系发展的好时机也来了，这种好时机更为学院的发展带来了好项目和更充足的经费，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也多了起来。”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发展，是在前人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学院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学科特点更加鲜明，全院共形成了涉及33个民族、5大语系、80多种语言以及涵盖56个民族文学文献研究，这是全国唯一的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为主的院系，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给予了很多政策倾斜。” 文日焕说。

　　最让文日焕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已获准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学点，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支持，而且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搭建了更好的发展舞台。



　　才让太：为藏族聚居区发展培养人才

　　长期从事西藏苯教研究，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20多年的才让太，2006年作为民大引进人才来到学校。民大为培养人才，形成苯教研究的团队力量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已招收多名来自中国、阿根廷、韩国等国家的学生研究苯教文化。

　　现任中央民大藏学研究院副院长的才让太介绍说，学院本科专业设有藏语言文学和汉藏翻译专业，其中，藏语言文学免学费。今年9月，学院还将开办藏文零起点班，促进非藏族学生对藏学的理解和学习。学院拥有藏学硕士点、博士点各一个，实行藏汉双语答卷，即二选一，最大限度吸收对藏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同时，博士生也开办零起点班。目前，学院教师15名，来自汉、藏、彝等民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院正在进一步积极引进人才，并按中央民大引进人才的长期规划提供优厚待遇。

　　“国家对中央民大的要求是向高级研究型大学发展。在此基础上，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藏族聚居区人才。一是严格执行国家民族政策，做好藏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二是希望形成多民族教、学、办的格局，以藏文化为基础，搭建平台，为藏族聚居区发展做出贡献。”才让太说。



　　慈仁桑姆：中央民大舞蹈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民族教育政策

　　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一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1957年，慈仁桑姆随西藏歌舞团到北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慈仁桑姆和另外29位来自西藏的小演员就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舞蹈训练班学习，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舞蹈专业的藏族学生。

　　中央民大的舞蹈专业一起步，在国内就小有名气，经常到各地进行文艺演出，包括给中央领导汇报演出，一度成为宣传中国少数民族、宣传中央民大的窗口。中央民大舞蹈专业的快速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民大的舞蹈专业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如今中央民大的舞蹈专业在全国已经家喻户晓。在被誉为舞蹈界奥斯卡的“桃李杯”舞蹈比赛上，从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九届，都有中央民大师生获奖。而作为中央民族舞蹈艺术学科知名教授的慈仁桑姆如今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学委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桃李杯”舞蹈比赛评委会委员等。“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全靠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施。”慈仁桑姆说道。





　　新兴学科的大步前进：一所高校要不断前行，就必须不断创新，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央民族大学近年来十分注重发展新兴学科，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而这也有力地推动这学校未来的全面发展。



　　李俊清：中央民大管理学院的“异军突起”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李俊清在中央民大的工作经历和管理学院的发展是同步的。2002年11月，李俊清来到中央民大任教，同年12月，学校成立管理学院。之前，学校没有这个专业，基础比较薄弱。

　　管理学院成立后，每年寒暑假都组织学生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了解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情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热点问题进行跟踪调查，提出很多对策建议，有的上报中央后，得到中央领导重视。

　　“公共管理学研究一直强调世界普遍性，忽略民族地区差异性，在民大的环境下，接触到各民族的风俗文化，并在深入民族地区后开始转变观念，关注民族地区现实，从而开创了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全国争取到重要的学科地位，同时也为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李俊清说，去年他主编了系列丛书，包括公共管理学理论前沿、民族地区现实问题分析及对策三部分。另外，他还编写丛书，针对不同层次政府民族经济工作提出对策。

　　经过近10年的发展，学院规模今非昔比，管理学院分为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两大学科，设置2个博士点，3个一级学科的16个硕士点，9个本科专业。教师队伍已由最初的20多名发展到61名，教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达到88%。国家有关部门也大力支持学院的发展，在本院设立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未来发展方向主要是基础学科上水平；应用学科出效率，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向一流高校攀升；搭建平台，提升学科水平，针对民族地区难点、热点问题组织学术攻关。”李俊清说道。



　　崔箭：让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成为民大的“新星”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院长、国家“985工程”少数民族健康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崔箭教授从2004年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至今，和他的团队一起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从零开始，在各级部门的支持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特色新兴学科专业学院。目前，研究院拥有民族医学、民族药学、少数民族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战略研究4个研究方向，下设民族医学研究所、民族药物物质基础研究所、民族药物药理毒理研究所、民族公共卫生与遗传学研究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我们是一个建院时间不长的院所，但发展之快是有目共睹的。”崔箭说：“在我看来，这几年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理论上明确了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概念。搭建了一个能够立足北京，服务全国的平台。现在，在‘985’项目、‘211’项目以及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的经费支持，我们研究员的软硬件条件得到大踏步的提高。近年来，研究院承担了许多国家级的重点课题，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领域在研的课题达到20多项，申请发明国家专利10余项。仅今年，我们17位研究人员就上报了15项自然科学基金。”



    樊胜岳：沙化治理研究为民族地区发展服务

　　樊胜岳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生态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科研工作，在沙漠化地区社会产业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和沙产业等方面进行过专门研究。2005年，樊胜岳作为引进人才来到民大，继续进行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研究。樊胜岳说：“我选择民大，看重的就是民大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及学术考核的人性化。”

　　资源环境发展是国家发展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资源环境经济学就是要解决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学科。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屏障地区，生态保护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

　　樊胜岳指导的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各有6名，他们组成了沙化治理研究小团队，其研究成果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技术上，他们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清除狼毒的配方——“灭狼毒”和化学清除棘豆的配方——“灭棘豆”，可以显著改善草地群落生态结构，大幅度提高天然草原的生产能力。草原狼毒治理技术主要针对全国五大牧区，均为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一些牧区由于过度放牧，导致毒草丛生，该技术的研发是目前全国唯一成型的狼毒治理方法，推广面积已有四五百万亩。理论上，他论述并提出了沙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和制度安排，对沙产业内涵进行解释，丰富了沙产业理论，强化了沙产业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划拨资金20万元，批准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新疆草原有毒植物乌头和狼毒治理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立项，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樊胜岳说。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钱丽花、王彦龙、李寅、孙文振，实习生吴璇采写。图片由汤其燕摄）


　　［母校寄语］

　　“中央民族大学应当继续在培养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发挥领军作用。我特别期待母校能够加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各民族对中华一体、中华文化的认同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也为中央民族政策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提供智力支持。”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启智

　　

　　“中央民大走过了60年的历程，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注意研究在‘五化’背景下，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民族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民族学科的发展规律，使中央民族大学越办越好。”

　　——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

　　

　　“在中央民族大学4年的学习，对我之后的职业生涯和看待问题的方式的影响很大。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兄弟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生活、学习，互敬互爱。我从各民族的同学、校友身上看到了各民族独特的气质、传统的文化和他们对民族同胞、对祖国的热爱。

　　1983年我民大毕业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参与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工作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各民族同胞，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和期盼，我希望能尽最大力量为他们做点事。

　　中央民族大学是培养民族干部、民族人才的摇篮。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而是对一个民族的支持和爱护。在中央民族大学60年校庆之际，我祝愿母校能培养更多的各民族优秀人才，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

瑶族小妹

昨天看家园晚会，老民大人泪流满面啊
谢谢此大帖！
18号首体晚会，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