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人类学视角——《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序
(2013-05-08 2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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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
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人类学视角
——《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序
自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确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越来越精细化的职业化社会分工相配合的，是社会多元化结构的生成与深化，这不仅在文化上造就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的兴起，也在全球化的经济压力之下，促使人们更多地在家族的、地方性的、族群的以及宗教的身份认同中寻找自身的集体归属。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一文化重构的过程，人类学家正在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正在试图做出更为深入的文化解释。
人类学作为一门专业性知识，起源于18世纪殖民主义扩张与工业革命的年代，其根基即是对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关注（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在中国，19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纵横天下，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便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观念之中，甚至在今天看来，或已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系统性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直到此刻，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却仍然可能是一种边缘化的知识，更多存活于学院派的艰涩话语之中。
知识及其传播都依赖于人。
在中国的人类学界，徐杰舜教授是公认的一个“神人”。“神人”之谓未必是吹捧或者调侃，它可以是中性的，可以传神地描述其人其事。在我看来，以之称谓徐教授，恰如其分。
在实际国情之下，中国的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都是一些“单位”，等级严明，边界清晰。而徐杰舜教授却于沟壑之间，另辟蹊径，以其近乎企业家级的出色的“执行力”，为人类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精彩而独特的贡献。
1994年，徐杰舜教授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将这份学报的办刊宗旨定位为“人类学研究”，并以“封面人物”的全新打法，聚集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研究议题。尽管对这些学者与议题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徐杰舜式”的个人偏好，但却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代表性期刊之一。
2002年5月，在徐杰舜教授倡议与具体操办之下，首届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民族学院举办。费孝通先生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一个含义隽永的问题：“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
此后十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以年度会议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主办，综览其议题，皆有建树：
第一届 广西民族学院主题：“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2002）
特别会议（第二届）中央民族大学主题：“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2003）
第三届 宁夏大学主题：“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2004）
第四届 中南民族大学主题：“人类学与乡土中国”（2005）
第五届 吉首大学主题：“人类学与当代生活”（2006）
第六届 西南民族大学主题：“人类学与中国话语”（2007）
第七届 贵州民族学院主题：“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2008）
第八届 内蒙古大学 主题：“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2009）
第九届 凯里学院主题：“人类学与原生态文化”（2010）
第十届赣南师范学院 主题：“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2011）
我本人参加过三次论坛，并有一次提交论文但因故未至现场。就个人观感而言，此论坛之独特性贡献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格局开放。参加者既有学界前辈，亦有后生新人；议题既有宏观的全局视野，亦有微观的地方性命题；流程简单清新，少套话而多争辩，扬学问而去政治。
二是沟通主流与边缘。人类学于中国并非显学，资源密集于数个学术重镇，而论坛常驻地方院校，以重镇之理论诠释结合地方之经验素材，相得益彰。
三是民间化取向。学术交流于庙堂之高，自是尊崇权威，彰显仪式；于江湖之远，却更讲求实际，不拘一格，以此扩大学术研究之社会基础，与日趋多元化之社会结构恰为呼应。
诸此种种，人类学高级论坛最重要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天地，不如说是一种机制创新，无论其组织形式或运行机理，皆有可圈点之处。然而，毋庸讳言，无论是学术品质的保持与提升，还是可持续性发展之路，人类学高级论坛都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这个论坛高度依赖徐杰舜教授个人的努力，“神人”之“神”固是兴事之本，但坦率而言，长远之见，这却也未必不是事废之根。此议以第十届论坛上乔健先生之论最为给力：论坛需“检验过去成果，策划未来进展”。
岁如白驹过隙，十载光阴荏苒。
在过去的十年之中，由于徐杰舜教授及众多人类学同仁的坚持和努力，人类学高级论坛得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类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固然有做学问的人的执着与偏好，更多也是基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而这种需求的社会心理表征，即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于文化转型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焦虑。
试举两例。
一是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
在民族问题研究上，前苏联解体的一个理论后果，是斯大林主义原生论式的民族理论受到了强烈的知识挑战。而在这个领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以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代表，这个理论范式被乔健先生称之为“历史功能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当下人类学界的反思，正在指向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反思。尽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主权国家体系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但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传统，也正在显示出中国文化特殊性的深刻价值。事实上，现代社会并非仅仅是现代工业化生产的一个“生产关系后果”，它同时也注定是一个历史传统的产物。但如何避免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之内使异质性的民族和文化受到挤压，突破主权国家体系的某种局限，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现代国家，将是中国人类学家孜孜以求的核心命题之一。
二是关于原生态文化的表述。
在学术、艺术、政府政策以及社会运动场域，“原生态文化”近年来都在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原生态”似乎成为一种衡量文化多样性的技术指标，其对应者是那些人们依据来自某种文化特殊性的灵感而新“发明”出来的传统。这种区分类似于存留至今的古代建筑和当下重建的仿古建筑的区别，前者是“真”的，而后者则是“假”的。于是，关于“原生态”的话语表述成为一种权力叙述，“原生态”被道德化、审美化和绝对化，与哲学意义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连接在一起，似乎唯有“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才具有真实性，而那些找不出原生态文化特点的族群则看上去更像是主流文化同化过程的牺牲品。显然，人类学家对此的思考是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当然，这种超越性仍将是人类学家不断努力的方向。
以上两个命题也是本文集的选题重点，当然并非全部。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乡土中国；无论是消费文化，还是中国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本文集选择了在过去十年中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学者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试图展示一组当下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
实际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理解文化转型的知识图景正在显得愈发地重要。
文化是由群体共享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在人类学家的话语里，始终是用复数的形式指称“文化”（cultures）。当然，“民族”、“地域”与“社区”都是最简单明了、方便快捷的文化分类工具，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道德、习俗，人们通过族群、地域与社区而聚类，再为文化插上特殊的标签，这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基本逻辑。但今天这个常识性的文化标签并非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它取决于人们如何认知文化与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文化转型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发现自我的文化坐标，更是要发现这个坐标的来源及其意义。
关于这些意义的思考正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影响，而非仅仅局限于人类学界本身。对于人类学这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学科来说，它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知识透镜，为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问题提供一个知识工具。穿过人类学的知识透镜，世界的镜像以及这种镜像在人类内心的投射，正变得更为清晰。同时，人类学并非某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建构，人类学家的知识立场——对于边缘的、特殊的、底层生活世界的关怀、迷恋与支持，也正在影响更多的人，不知不觉地将这种关怀融会于具体而琐碎的生活实践之中。而这也正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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