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民族考察、民族化与近代羌族社会文化变迁》
(2013-03-01 12: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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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教授
本文为2012中国新疆阿拉尔·塔里木大学·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主题演讲论文
【作者简介】
王明珂，男，中国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万年人文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摘 要] “民族化”是指，在近代民族主义潮流下全球各地由国家主导，经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以界定各“民族”并识别个人民族归属，所造成的全面之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本文以羌族为例，说明在近代中国发生之民族化过程。其次，我说明民族化后羌族的社会转型变迁，以及相对应的文化变迁。最后我对民族化提出一些反思；相对于在此之前各地方村寨人群相互劫掠、攻伐，人们时时生活在暴力威胁与恐惧之中，成为羌族后的村寨族群关系的确有极大进步，但仍产生一些新问题或也有旧问题的延伸，值得关怀及设法调整改进。
[关键词]民族化；羌族；文化变迁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及其传统“四裔”地区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强国势力角逐之地。在此背景下，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期望建立中国之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以护国保种。在此中国国族建构的初期过程中，部份革命党人曾有建立纯汉族国家之议，但逐渐以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整合为一中国民族，成为最得到各方支持的建国蓝图。
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结束清帝国政权，至“中华民国”建立，不但当时政治局势混乱，许多国家体制尚待完成。但更重要而尚待完成的工作是：其一，构成当代国家的“国民”——具有普遍国族知识的个人——还须深入的普及教育来塑造；其二，组成中华民族的国内各“民族”究竟有多少，他们间一体关系的历史文化根基何在，这些也需要厘清。民国建立后至1949年期间，这两个工作积极进行。到了 1970 年代，民族化与国民化工作都已大体完成，然而也留下一些未竟之功。如，民族识别、分类仍有些来自学术界及民族内部的争议；又如，个人在国家及各种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仍需厘清及调和。因此为了解“现在”，我们可从探索近代“民族化”历程开始，而探讨近代中国边疆之“民族化”也应考察同时进行的“国民化”。
关于国家与政治层面的民族调查、识别，以及各时间阶段的民族政策变化，在各相关学科中都已有很多研究。这篇文章是希望从一些被忽略的角度，从一个新的研究取向，来呈现“民族化”的过程较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个角度便是“，土著”在民族化过程中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民族化前后的体验。所谓新的研究取向，便是近年来我所专注的“边缘微观研究”——探索重大社会变迁发生之边缘时间、空间中人们的微观互动，以此了解变迁及其意义。
民族化过程之一：民族史知识的建立
在过去的著作中我曾说明，华夏文献对于“羌”的历史记忆，以及近代历史学者根据此记忆的历史建构，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史之建立十分重要。章太炎、刘师培等论中国民族历史之学者，其心目中的“羌”或“氐羌”已是联结汉族与西方回疆、青海、康藏各地民族的桥梁。后来在许多中国民族史著作中，“羌”或“氐羌”皆代表一古代重要民族（或民族集团），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与古华夏相争战，一方面又不断融入华夏，因此其后代目前广布于汉、藏与许多西南民族之中。[1]
我在《羌在汉藏之间》中对上述“羌族史”提出不同观点。由于“羌”并非一个古代民族的自称族名，而是华夏给予西方异族的称号，因此根据中国古典文献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由于商周人及华夏之西向扩张，这个华夏边缘由商代至汉代不断往西方推移。终于到了东汉魏晋时，这个华夏边缘西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自此稳定；今日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界线也大致在沿此。公元7 世纪以来，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向扩张，也将青藏高原东缘成为吐蕃文化（含后来的藏传佛教文化）的边缘。无论如何，由商周以来至清代被称为“羌”的人群并非建立在彼此认同上的民族，也未能建立其一体之国家，因此在历史上他们部份人或成为汉人，或成为吐蕃。最后，在汉（华夏）、藏（吐蕃）政治与文化的扩张、挤压下，到了清末，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西北一隅的山间居民仍被称为“羌民”。
在 19 至 20 世纪世界性国族主义下，“民族”（nation 或国族）被成为是自然的国家组成单位，因此民族国家间之竞争也是民族间的竞争。在当时，“民族”被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当时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旨趣也与此相关：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民族之范畴与民族间的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过去”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所以在民族主义下，当时中国知识界一个自觉的刻不容缓任务便是建立民族知识，说明中国民族内有多少民族，以及他们间的历史文化关系。在此背景下，一个其组织架构包括上述学科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于 1928 年成立于广州。史语所成立之初的三个主要分支部门，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反映此国族主义之研究旨趣。
在民国成立之初的数十年，中国政、学界领导人物所谓中国民族之“五族共和”，指的是汉、满、蒙、回、藏。中国南疆与西南等地，有些土著人群被邻近城镇的人视为“苗蛮”，但他们的生活习俗却与汉人差别很小；这些人群被当时中国政学界概称为“苗”，或认为他们已相当汉化，不应再考究他们是否为分别视之为汉族。又有些人群（川西、滇西）生活习俗近于藏，他们则被称作“西番”。无论如何，“苗”是一个民族或其中包括几个民族，“西番”是否为藏族，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尚待解决。因此，这是中华民族建构中最模糊而亟待解决的一个“边缘”。史语所成立两个月后，一位该所的助理员黎光明便前往川西进行对当地藏、羌等民族的民俗调查。这是在民族界线模糊的中国西疆进行民族考察的先声。
民族化过程之二：民族概念与国民知识的传播
黎光明是四川灌县人，1901 年出生，其家族为回民。1922 年他曾在南京东南大学史学系就读，后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侵略学潮而被大学开除。他与一群热心革命的朋友至广州，朋友们多进入刚成立的黄埔军校，他却因回教饮食习惯无法进入军中而转入中山大学（原称广东大学，1926 年改名）就读。毕业后便进入刚成立的史语所。在这川康考察中与他同行的朋友王元辉，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是黎的革命伙伴之一；此时因参加北伐军革命，身陷国民党清党斗争，所以脱离北伐军行列避居成都。由此以及傅给他的信函内容可见，他的社交圈朋友多为热心革命的青年。
1929 年 3 月他们进入岷江上游。在往后约四个月的期间，他们旅行于川西的汶川至松潘之间。在汶川，他们访问了当地县城附近的瓦寺土司及其属之“土民”与“羌民”。他们停留在松潘的时间较长，造访了一些当地土司、头人、寺院喇嘛、活佛，以及城镇与村寨中的“西番”、“猼猓子”等“民族”。他们的川康民俗考察（实际上他们的考察不及于康区），不只是将外界不熟悉的这些边疆同胞及其社会、文化介绍给国人，也将一些新概念、新事务、新思想带给这儿边远的国族同胞。在此年代，新概念如民族、国民、科学、革命等等，深植于黎光明、王元辉这些革命青年心中。如王元辉在行前写了一篇名为“辞别在成都的朋友们”之公开信，在信中他写道：“我要去到荒寂的西边。那西边的地方少人识字，少人知道科学，更少人谈得成革命，我觉得有把握处处出风头。”[2]这一段话语，充分表现他们期盼对本地人夸耀一些新事务、新观念的想法。以下我说明黎、王如何在与本地人的互动中，表露及传播他们的民族、国民、科学等概念。
在“民族”方面，黎、王努力的在此探索与区分羌民、西番、猼猓子、杂谷等族群之民俗文化，在进行此探索的同时，他们也不自觉的传播其“民族”概念——民族是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及彼此认同的群体。因此，他们对田野考察中所见现象或觉得可笑，或觉得不可解，这些反应都表现在他们归来后递交史语所的报告中。如报告中提及，瓦寺土司的一位土舍弟弟跟他们说其家族之历史；他称，有个河南人带了四个儿子移民四川，其中一个最小的儿子来到汶川瓦寺土司家，因被招为婿而“偷龙转凤”的承了土司职。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这位土舍对我们说到“偷龙转凤”这一层，曾加上“不要笑”三个字。这个传说的意义是在证明“索家此刻并非土民之后，乃天汉之裔也。”其实，汉人在土司家被赘为婿因而承袭土司职的事实，在茂县、理番，或竟西番的草地中也是有的，这种话可“半信半疑”。
这段描述，显示当时黎、王在听此“传说”时曾露出不以为然的笑意。同时显示，他们对于土司自称汉裔因而与其子民为不同民族这一点感到十分可笑，因此加以嘲弄。他们的报告中又有一段文字，嘲笑这位土舍向他们介绍“土民”文化时的言行：
他的谈话中每每有“他们土民”、“我们索家”的话头，其意思是不承认索家是土民的同种。他睡在鸦片烟灯的旁边，替我们谈“他们土民的老规矩”。
对当时心怀民族概念的黎、王二人来说，土司家族与其百姓为不同“种族”此实为不可解，也是可笑的攀附行为。
带着民族概念，黎光明与王元辉的考察中遭遇不少研究挫折。如，他们认为“西番”应是“西藏民族”的一支，但又发现各沟西番“语言不统一的程度惊人”。在民族认同上亦如此。他们指出“西番”的一个寨子就是其“社会的最大组织”，各寨人群“很少有一体之民族感情”；这似乎是指，一个寨子的人便等于一个民族。关于杂谷脑河流域的各村寨人群，黎光明与王元辉无法确定他们“究竟和汶川的羗民同种吗还是和土民同种”，所以他们称“，我们权当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暂给他们一个‘杂谷民族’的名称。”关于“土民”，瓦寺土司之民，他们称这是“西藏民族”的一支，是与当地“羌民”不同的民族，但又认为土民、羌民在生活习俗各方面都无太多区别。关于好劫掠的“猼猓子”，由于邻近“民族”都不认为其与自己是同一民族，所以黎光明等将他们视为“猼猓子”民族，但他们又称这民族“似乎没有独立的文化。”傅斯年要黎“学习一种夷语，记其文法上的大略”，但在黎看来羌民与西番一样，各地村寨人群之语言差别极大，一条沟的话通不到另一条沟。
在“国民”方面，当时如黎光明等怀着国族主义新知的青年，心目中的“国民”概念值得我们重视。当时新中国，理想上为一民主共和国，其构成份子是此国家之内每一个人，国民。这样的国民又有同质性，其基础乃一般性政治知识，包括民族国家之地理、历史，以及更重要的，关于国家之政治性知识。怀着这样的“国民”概念，黎光明等人在此经常觉得本地人对于国家之知识贫乏得可笑。因此，他们描述、嘲笑喇嘛们对当时国家政治时局的无知，如他们的报告记载：
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凝戈也不懂汉话，他用西番话问我们，“宣统皇上这一会还好吗？”这般态度，彷佛不是他和宣统皇上有旧，便是他知道我们一定和宣统皇上相熟。他从不曾知道有大总统袁世凯，当然更不知道有主席蒋介石。同他谈到南京，他问，“那是洋人地方不是？”[3]
相反的，他们赞扬当时的瓦寺土司颇具政治新知。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土司口齿清楚，语言流利，所谈辄引报章杂志。”这位瓦寺土司说，英国人想拿政治力来征西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认为，倒要注意日本跟西藏的关系，因他们都信佛教。[4]
当时报章杂志是一种新文类，它的文本内容中一重要部分便为政治之事。这些都显示，黎、王等人认为凡国族同胞都应有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南京等等关于国家之政治常识；如瓦寺土司这样深具政治知识的边疆之人，则十分值得嘉赏。黎、王讶于并嘲弄“西番”对国家现况的无知，并对国人表达此讯息，也是强调“边民教育”应在此加强、普及。
在“科学”方面，受西方殖民主义国族国家之全球资源竞夺影响，近代国族主义一方面吁求国族团结，另一方面也吁求国族科学进步，以谋本国族生存于国族间之激烈竞争。黎、王两人也带着这样的概念，在田野之行中，他们经常向边民炫耀其“科学”产品，并藉此传递当代中国之科学进步。他们带去一些礼物，如洋帕、洋腊烛、铅笔，后来洋铁纸烟筒、废电池、糖精等等，都成为他们的社交礼品。[5]
此外，他们的相机与留声机，更是可向边民炫耀的现代科学工具。有一次，根据他们的报告记载，一个土官家人问他们那些东西（留声机、糖精、电筒）是不是洋人做的。他们明知道那些都不是当时中国能做的，却回答说，这些都是成都有的。他们写道“，我们只好这样答应；惭愧。”[6]
这谎言，显示他们对科学进步的中国之期盼，同时也显示他们如此向边民炫耀其科技物品，也是以科学与落伍的对比，来呈现国族核心与边缘的区分。也因此，相对于自身的科学进步，他们在报告中常描述本地人对新事物的无知与迷信。他们提及“西番”转经、叩长头与各种判断吉凶之习俗。喇嘛、活佛向他们所示的神物，如可治病的“独角大蛇之角”及“孔雀脑髓内的石头”等等，都是他们在报告中嘲弄的对象。他们又详细描述本地人如何对话匣子、手电筒等啧啧称奇，如何恐怕被摄去魂魄而不愿被摄影。这些都显示，黎光明等人来到边疆进行考察，一方面将国族边缘人群的“落后”情况告知国人[1]，一方面在探索与夸耀间将科学、民族、国家、国民等概念带给国族边缘之人。在黎光明、王元辉之后，有几位较具与“民族”相关之学术知识背景的学者进入川西，从事对“羌族”语言、文化的考察。最早进入岷江上游研究“羌民”语言的学者应是闻宥。当他“发现”川西仍有羌人时，曾发出以下感叹：
我侪今日茍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以一早见于先秦文献之族类，亘数千年，历无数之移徙混合，卒未灭绝，而并世竟无知之者，斯真学林之憾事已[7]。
这显示，羌族之成为一“民族”首先是在历史文献中被发现；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已有一其历史“亘数千年”的羌人。这是晚清以来国族历史知识建构的结果。然而相对的，对于当时生活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学术界之知识仍很浅薄。在 1930～ 40 年代，许多个人与学术研究群体进入川西岷江上游地区，探索“羌民文化”，及其与“嘉绒文化”、“汉文化”、“杂谷民族文化”间的区分。这些探索，充满了争论、矛盾与挫折[8]。譬如，当时有成都地区大学师生组成之“教育部大学生暑期考查团”进入岷江上游考察，他们所得之结论为，羌人之文化现象与内地汉人相若，即使有差别也只是枝节而已。譬如，以服饰文化来说，他们指出，“羌人服饰，无论男女，并无特别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饰观，无从知其为羌人。”至于羌人的语言，他们也察觉羌人语言十分复杂、分歧，含有许多邻近族群的语汇；各地羌语差别很大，甚至某地与另一地羌语可当作是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体认如何界定羌人文化十分困难后，他们认为“：羌人之辩别除由语言外，殆无它途可准”[9]。
另一学者胡鉴民，1940 年代初在岷江上游进行“羌民”文化研究。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分析、探讨何者是羌民“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化，何者为其得自于汉人或嘉戎人之文化；此表示依胡鉴民所见，当时的“羌民文化”并非其固有之传统文化，且羌与汉、嘉戎之间的文化界线模糊。他在文中称，“在现在羌民所有的许多任务艺与发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汉化或番化嘉戎化而来，已颇不容易。”最后，在所有文化项目中，他强调羌民宗教最能表现其文化特色。他认为羌人有巫师与巫术，这一点与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一样。他描述传说中羌民巫师端公的种种神通，称此巫术的根据为一种“初民心理”。他又以“图腾主义”来解释羌民的民族性——他指出羌族是以“羊”为图腾的民族，并以此来理解许多羌民之地方传说与宗教习为。显然，“羌”字是以羊、人两部份合成，中国汉代文献将“羌”字释为“牧羊人”，这些都让胡鉴民得出上述结论。总之胡鉴民以宗教信仰当作羌民的特殊文化，以此说明其落后——如其所言：“氐羌之名早见与殷商之际，以如此悠久历史之民族，而其信仰上停滞在如此原始的阶段，这是很令人怀疑的。”无论如何，胡鉴民发现羌民在物质生活与社会等方面汉化或“番化”很深，难以找到典型的羌民文化。因此，他寄望于以语言学来厘清此问题。他指出：
到了现在体质、语言与文化已成为人学上并重的三大研究。中国西南民族中，氐羌与西藏民族在体质方面的关系尚未闻有何试探。在语言学方面，则已有专家证明，羌语确为藏语之一支别（华西大学闻在宥教授数年前执鞭国立四川大学时，即开始作是项比较的研究）。这一点学术上的收获，可以给研究民族文化者极大的帮忙。因为由文化区的观点观察，现在的羌族文化亦可归入西藏文化区，与语言学上的收获互相发明。
最后，的确，羌族的范围与人群认定主要依据语言学上的“羌语”分类及判准。基于其词汇、语音、语法等等之共性，岷江上游汶川到松潘间各沟各寨人群的乡土语言被归纳为“羌语”。大致上，说“羌语”的人群被认定为羌族。青藏高原东缘另有多种的乡土语言与“羌语”有些关连，它们被语言学者归类为“羌语支语言”，说这些语言的人群被视为古羌人的后代，但如今已发展成与“羌族”不同的民族。更上层，“羌语支语言”又被认为是汉藏语族中藏缅语支（Tibeto- Burman）的一部分。这样的语言系统分类后来广为民族研究者引用，于是，羌族——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汉藏语系民族，这样一层层的民族系统被用来证明羌族、藏族、汉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间层层亲疏不等的民族关系。
1950～ 60 年代的民族识别、调查，便是沿承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之民族研究，进一步深入民间搜集资料。经过这样的历程，岷江上游约有三万多的村寨居民被识别为“羌族”，至此羌族之“民族化”大致告一段落。今日羌族约有 30 余万人，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许多个人与人群是在 1980 年代被识别或主动登记成为羌族。这是“民族化”的另一阶段历程：许多原来对于“成为少数民族”有疑虑的人群，无论其祖上是汉人、非汉人或介于二者之间，为了政策优惠或其它原因而纷纷争取成为羌族。
民族化后的社会文化变迁
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的村寨人群成为羌族之后，在族群认同、社会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许多变化。1994 至于 2003 我经常在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因此有机会观察这些变化，以及从本地年长者的口中知道这些变化对本地人的意义。
首先在族群认同方面，本所前辈黎光明称“西番”的寨子便是本地社会的最大组织，各寨人群少有一体之民族感情。他的观察、描述是正确的。我在岷江上游的羌、藏族田野考察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过去在本地，一个寨子的人，或更广些，一条沟中几个村寨的人群，便认为自身为一“民族”（以本地话称，“玛”、“尔玛”或“日咩”）；他们视上游村寨人群为“蛮子”（本地话称“赤部”），视下游村寨人群为“汉人”（本地话称“而”）——这便是我所称“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汉化较彻底的北川地区，这样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便成为每一小地区的村落居民都自称“汉人”，而称上游的人群为“蛮子”。
在民族化之后，岷江上游各村寨人群知道“尔玛”便是羌族，上游邻近的“蛮子”与下游的“汉人”也是羌族。逐渐的，他们接受学者的民族研究与国家民族识别所造成的各地“羌族”为我族同胞，同时也知道那些人群是“藏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项补助、优惠，中央与地方政府办的庆典活动，都是以“民族”为单位。九寨与黄龙兴旺的旅游业，也让汶川、茂县、松潘的“羌族”因此成为旅游、娱乐媒体报导的焦点。这些，都逐渐强化许多村寨人群的羌族认同。与此相对的，过去松潘一带的村寨人群虽然语言有别，但并无羌、藏认同与区分，甚至于藏传佛教之教派区分（牛部落与羊部落，或嘛兹与嘛尼）远较语言群体区分更重要。近数十年来在民族认同下，人们常觉得羌、藏之间的隔阂比从前强了许多。
与村寨人群之族群认同相关的是本地族群关系。在过去狭隘的村寨人群认同下，以及由于激烈的生存资源分配与竞争，各村寨人群间常存在着紧张与彼此防范的关系，甚至经常发生有暴力战争与掠夺。目前在羌族认同下，在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支助与社会秩序维持下，这些战争与暴力已消失。老人们谈起过去村寨间的暴力与生活中的恐惧，经常认为“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是一个民族。”
民族情感的产生有赖于成员（或其中掌握知识者）共同信赖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在此方面，羌族并非只是接受主流社会给与之历史记忆，而是更积极主动的建立本民族之历史，以及文化。这是其走向“民族化”的一部份。特别是羌族知识分子，对此最为热心。原来各村寨人群并无共同历史记忆，羌族知识分子以流行于部份地区的传说英雄人物，如“阿爸白构”、“阿爸木色”、“大禹”等等，作为本民族之英雄祖先。透过各种出版物与日常闲谈，这些本土观点的羌族史也逐渐成为常识。
在语言、文化方面，黎光明与王元辉称各地羌民语言差别极大，一条沟的话通不到另一条沟，他们对何者为羌民文化也颇困惑。这些都是实情。时至今日，四川话仍是各沟羌族彼此交谈最常用的语言，而许多“羌族文化”是大家找寻共性、忽略差异下的文化建构。在成为羌族之后，地方政府及其羌族干部成为探索、诠释与宣传本民族文化的先锋。九寨、黄龙旅游也提供许多羌族文化展演的舞台。便在如此氛围下，羌族文化愈来愈见鲜明，表现在色彩艳丽的羌族妇女服饰，热闹的羌族歌庄舞、羌历年、祭山会、瓦尔俄足等节日庆典活动，以及羌笛、羌绣、羌寨等物质文化。
各地羌族难以彼此沟通的“乡谈话”（羌语），以及无本民族文字，是羌族知识分子强化本民族认同上的障碍。因此在 1990 年代初起，在四川省民族委员会的支持下，一群羌族知识分子被组织起来从事标准羌语建构。并在威州师范学校成立羌文班，培训标准羌语及羌族文化教学师资。此工作进行了十余年，终徒劳无功而结束。其原因仍为，四川话早已是强势的共同语，村寨民众缺乏学习标准羌语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在“乡谈话”仍为日常语言的村寨中，人们认为本地羌语最标准，亦无意学习“标准羌语”。无论如何，由于“成为羌族”打破了各村寨人群封闭自守的传统习俗（与村寨人群认同），各地羌族往来频繁，羌族年轻人往外求发展的亦多，如此也加速地方性羌语（乡谈话）的流失。
另一个文化上的变化是，原来本地常有汉、藏与地域性文化杂揉的现象，如过去有些庙宇内道教、藏传佛教、汉式佛教之神佛共同在此受享，朝拜者也是汉、藏、尔玛等各族群皆有，并无冲突。然而在民族化之后，这些庙宇也愈来愈有民族文化特色。如松潘黄龙沟中，改建后愈来愈藏化的各寺庙便是很好的例子，但残留的“清净无为”匾透露着它原来的道教性质。
观光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发展的一种经济事业，也为各地民众带来不少工作机会与财富。观光创造民族文化展演的舞台，透过被观看，以及文化展演，许多羌族也因此以本民族文化为荣。然而观光也带来负面影响，专业化与资本密集化的观光产业经常掌握在外来资本家手中，羌族民众能得到的利益只是很少的一部份。观光也使得许多民族文化逐渐世俗化，甚至侵犯宗教文化之神圣性而造成敌对、冲突。也因为观光带来的物质文化冲击，让许多年轻羌族男女离开家乡，到城市中追求现代化生活；这样的变化却不一定是负面的。
结 语
近代边疆民族考察是在国族主义下国族边缘建构的一部份。借着历史、语言、民族文化等学术知识，将国族边缘族群转化为构成整体国族的少数民族。黎光明便是在此时代背景下，进行岷江上游的西番、羌民、土民等等“民族”之考察。如本文所言，他将本地之民族、文化情况，以及本地人之落后、无知，作为考察成果介绍给国人，同时也将民族、国民、国家等概念，以及当前国家政治情况与科学进步介绍给本地人。许多如黎光明这样抱负革命情怀的人进入今日羌族地区，经由与本地人的接触，逐渐为本地带来改变；他们带出来的知识，说明本地人“落后”的知识，更促使国家强化边区之教育、经济、社会建设，造成更多、更快速的变迁。
我在 1990 年代也踏上史语所前辈走过的路，来到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我看到的本地社会文化变迁，本地村寨人群成为“羌族”造成的变迁，其中隐约可见黎光明等人埋下的种子。“民族化”为本地人群带来的人类生态变迁是正面的，此点无庸置疑——沿着岷江某关某堡的地名，遍布于岷江、大渡河流域的碉楼，房屋紧密相连的村寨聚落，都显示过去旧人类生态下族群关系之紧张与暴力，相对的，今日碉楼、村寨成为观光景点。黎光明、凌纯声那一代的民族田野工作者，无论其学术知识背景高下，在边疆人群“民族化”上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然而，现况并非完美，少数民族在整体国家中的经济、社会处境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我们可以自问，当前民族田野工作者所建立的知识，在若干年后可能为今日少数民族带来何种改变？
我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那便是，近代边疆人群民族化过程中之“民族”认同与“国民”认同问题。在黎光明等人的田野考察中，如前所言，他们怀着“民族”与“国民”概念与本地民众互动，这只是当时整体时代趋势的一个微小表征而已。可以说，20 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中国民族国家之建立，民族化与国民化在国家边疆同时进行。以今日羌族来说，毫无疑问，如今他们自称是羌“民族”也是中国之“国民”。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政策之施行，在日常生活中其“羌族”身份认同不断被强化，相对的，个人之“国民”身份有时被其“民族”身份掩盖或受扭曲。在 2008 川西大地震之后，此问题被突显出来：灾民们应作为一个个的“国民”而平等的接受救济，或是作为“民族”而依民族政策给予救助？这样的问题，应有跨学科的研究与辩驳，更需各学科对自身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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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原计划在考察松潘﹑康定后﹐在成都将所获成绩公布于著名报纸并到各学校演讲﹐“以肆鼓吹”及“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傅斯年批示曰﹐“此事不可作”。
论文发表于《民族论坛》2012 年，第 11 期。
本文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16wv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