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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秀良 《 博览群书 》（ 2012年02月07日）

　　提炼和归纳前人留下的本土化的宝贵经验，这也是我所说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工作史的第一重意义。可惜的是，从事社工教育和实务的多数人不清楚这一点，盲目地跟从着改装自国外的教科书学习经验，不晓得几十年前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不少很好的本土化经验。

　　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提取民国史上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细节，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是我所说的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另一重意义。

　　1988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先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这标志着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中国的恢复。说是恢复，是因为上世纪前半期社会工作已经从无到有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上海沪江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学（当时叫社会服务学）课程，1917年沪江大学开办了著名的沪东公社，表明刚在欧美国家兴起不久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慢慢成长壮大。但是，在当下很多人的视野中，社会工作在我国仍然是新生事物，是最近20年才首次被引进来的专业和制度，这一认识误区制约了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进程。2009年，在为新改刊的《中国社会工作》杂志撰写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系列文章时，我下定决心将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体系框架搭建起来，为国人更好地认识社会工作的历史和本质做一铺垫。

　　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源头和动力

　　社会工作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史的首要问题。从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上说，它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外来事物，即“舶来品”。但即使从全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来看，上世纪20年代时社会工作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专业。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最早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模式引入中国的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ohn S.Burgess），他于1912年创办了北京社会实进会，目的是组织学生参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以改造社会和救治中国。北京社会实进会1914—1915年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与工作状况进行了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车夫是一个花大体力而又不经济的工作，既无技能可言又损害健康，将来还会被其他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因此他们提出了帮助人力车夫改善生活状况的实际建议。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开展了社区服务工作，大致上分为教育、演讲和娱乐等几个方面，宗教色彩不是很浓，更偏向于启发民智，增强底层民众的自立能力。

　　1914年，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Ⅱ）创办了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刚开办的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只有一门社会学课程， 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也增加到5门，即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和社会调查。在教授“社会调查”课程的过程中，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地区的东部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这是中国大学中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人口密集，工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相当差，社会矛盾突出。可能就是这次调查引发了葛学溥创办社会服务事业的信心，他于同年在沪江大学校内组织了一个“沪江社会服务团”，实施慈善方面的救济贫苦，并且希望通过对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达到改正社会陋习的目的。1917年，葛学溥将社会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校外设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英文名字为“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直译为“杨树浦社区中心”，葛学溥给它起了一个很优雅的中文名字——“沪东公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服务机构。

　　1922 年，由步济时、艾德敷（D.W.Edward）等人倡议发起，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步济时任系主任。燕大社会学系初建时即注重培训社会服务专业人才，讲授课程着重于社会服务及社会调查。1925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增加了社会学理论研究及社会调查课程，但更加注重于实际应用方面，为各社会服务机关、团体培养社会工作者。

　　步济时、葛学溥、艾德敷等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他们之所以创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当然，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具体服务对象的改变，社会服务工作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化，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加强。大家熟悉的平民教育运动领袖晏阳初、从事劳工政策设计的孔祥熙和朱懋澄，也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可以说社会工作来到中国是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努力分不开的。以往我们认定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也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现在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尽管还比较薄弱，但左芙蓉、赵晓阳等人的工作已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机制打下了基础，这才有了我对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源头和动力的描述与概括。

　　由民间自办到政府干预和指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轨迹

　　步济时、葛学溥等人创办的社会服务机构都是纯民间的，1921年建立起来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同样是民间性质的机构，政府并没有插手其中。晏阳初指导实施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以及其后全国各地兴起的上百处乡村建设实验区，甚至包括最具有专业性质的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几乎看不到多少政府的身影在里面。然而，随着社会工作的大面积扩展，政府的作用逐渐渗透进来。以华洋义赈会的经费来源为例，政府历年拨给的资金分别是：1920—1921年3960800.00元，1922年2616815.39元，1923年975810.40元，1924年166000.00元，1925年15000.00元，1926年1100103.45元，1927年731647.42元，1928年419937.64元，1929年228000.00元，10年总计拨给赈款10214114.3元，占这期间赈灾总额的31.3％。除了直接拨款以外，政府还对赈灾物资的运输免收运费。1920年8月至1921年11月期间，北京政府在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正太、沪杭甬、粤汉、道清、泗洮等路线上，分期实行赈灾物品免收运费的办法，就此华洋各团体减少经费支出8682900.59元，其数多于直接拨款。1929—1930年，国民政府对华洋义赈会运往灾区的粮食免收运费506000余元，免收货捐、统捐172000余元，免收萨托民生渠建筑材料、物品及平绥路运费、北宁路运费14100余元，上项合计豁免之数达745000余元。

　　1940年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以后，政府的干预空前增强，社会工作借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改隶行政院后，社会部的职责逐渐清晰，组织系统也健全起来，其内部下设总务司、组织训练司、社会福利司、合作事业管理局和劳动局，大力推动社会行政工作的体制化。根据1941年9月5日行政院公布的《省社会处组织大纲》和1942年4月9日公布的《市政府（包括行政院直辖市）掌管行政暂行办法（未设社会局之市由社会科主管）》的规定，积极推动地方社会行政机关的建立；筹建和充实了重庆实验救济院、重庆游民训练所、重庆残废教养所、重庆义诊所等一批直属救济设施，使得社会服务机构的兴办规模极大扩展；1944年1月15日，由部长谷正纲题名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正式在重庆创刊，表明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工作人才培训，扩充了基层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人才。

　　在专业教育领域，1944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在社会学系课程中增设社会行政组（即社会行政专业方向）选修课程，从而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了法定依据。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均被列入专业课程体系，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精神病社会工作、医药社会工作、妇女工作等也进入了选修课的菜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事业（当时多数人称社会工作为“社会事业”）史在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比之于今天，那时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设置显得完备得多。因为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没有开设社会工作历史课程，即便偶有开设者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却以美国社会工作历史为主，没有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工作本土化经验的提炼和归纳

　　我们说专业社会工作是“舶来品”，并不是说近代中国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一个源头。中国古代的济贫思想、兼爱互助的思想以及偏重于社会救济的制度安排，都对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我们自身的传统资源接纳了外来的新鲜事物，专业社会工作才会在我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浦爱德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第一任主任，她在那里工作了18个年头，还在燕京大学讲授个案工作课程。浦爱德在长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整合力，而这正是社会工作得以生长的文化背景。她回忆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人们的头脑中还存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包括：一方面中国的家庭是否欢迎家访，另一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会治疗”。随着工作的深入，她发现“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方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最后她宣称，“中国社会本身就发展了能够成功解决大多数主要生活问题的办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社会工作的可利用资源，这是浦爱德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一下今天我们在推进社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社工入户访问不被接纳、与案主的沟通存在障碍等，浦爱德们初期遇到的麻烦不会比现在的我们小。我们不能够埋怨社会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的努力找原因，应该注意服从我们民族的固有传统，是发掘和利用传统，而不是抛弃和指责传统。

　　至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晏阳初、李景汉、章元善、言心哲、柯象峰、雷洁琼等人更是执着于对传统的开发与转化，尤其是平教总会组织定县实验区时“博士下乡”场景的出现，极好地说明了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注重对传统文化特点的探究与把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命题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浦爱德们在70年前就已经用实践做出了回答。提炼和归纳前人留下的本土化的宝贵经验，这也是我所说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工作史的第一重意义。可惜的是，从事社工教育和实务的多数人不清楚这一点，盲目地跟从着改装自国外的教科书学习经验，不晓得几十年前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不少很好的本土化经验。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库里至今还存有大量的原始社工档案没能开发出来，实在是一种遗憾，如能整理出来，汇编成书，将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给予多么大的帮助啊！

　　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

　　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即1912年，截止时间设定在194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正式结束。此后，随着政局的动荡和国民党退踞台湾，专业社会工作在大陆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而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整个时间域恰好落在民国史内，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也是在揭示民国史上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出于政治上的偏见，长期以来我们对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认识是一片空白，认定民国政府除去压迫人民以外，就不再有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的大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尽管民国前期内战频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威胁，但推动社会近代化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停止。但在民国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宏大的叙事结构，而很少关心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运动和微小的事件，比如“沪东公社”的历史就长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幸的是，在龚书铎先生主持编写了八卷本的《中国社会通史》以后，民国社会史的研究逐渐深化、细化，对民国时期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特定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借助社会工作者的努力才能到达受助人那里。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出了一系列改善公众福祉的社会福利项目，虽然很粗糙、泛化，但毕竟担负起了政府的一定责任，社会工作者秉持着人格修养的信条，扎扎实实地将工作做到了实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也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充分信任。晏阳初带领“博士下乡”时，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农村卫生条件的恶劣让人难以忍受，可是他们还是扎根在农村，全家迁往实验区，一住就是好几年，这种奉献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民国史上这温馨可爱的一面，长期被埋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见不到阳光，令人痛心不已。我们不能只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更应该注重吸收历史上的经验。如果历史光是用来反思，而没有温暖，那我们怎么能够激发对历史的热爱之情呢？吴相湘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治学历史后总结说：

　　近一百余年来政治恩怨太多，各种有意歪曲事实的宣传盛行，是非颠倒，真相混乱，尤其是对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等以“天下万恶皆归之”几乎成为一定模式。今后如果要真正了解民国史事，必须首先排除这些偏见成见，再慎思明辨，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以进行研究，自有独特心得与丰硕收获。（吴相湘：《三生有幸》，中华书局2007年版，P179）

　　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提取民国史上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细节，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是我所说的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另一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