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16 作者：李纯一 来源：文汇报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莎朗·佐京： 小型集市、传统街市更有人情味 图/莫非
◆莎朗·佐京是纽约文化与建筑的书写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消费社会与文化、美国与法国的经济新秩序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日前，佐京教授在复旦大学访问之际，就她著作中的概念如象征经济、她的新书与简·雅各布斯著作间的关系、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作为城市的使用者，我们知道城市并非本该如此、并非一日造就。但是，除此之外，很有可能现有的城市景观已经宠坏了我们的眼睛乃至感受——标准化的麦当劳成为熟悉感与安全感的来源，周末里人人都去一站式封闭购物中心“赶集”，公共建筑具有唤起或压抑某些感觉的隐喻。类似于这样的城市故事，不仅在纽约，也在上海发生。
但是，佐京认为，相比上海以政府决策为主导的模式，纽约的城市规划必须公私合作，所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要搞清楚怎样建造基础设施来帮助开发商，如何帮助开放商获得土地等等”，并且，“要以舒适原则来平衡权力和奢侈非常困难，纽约市的城市规划相当薄弱，对政治家来说，很难达到这种平衡。”不过，纽约在立法建造“廉租房”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美国城市”，佐京说，“纽约没有毁坏市里的公共房屋，而是尝试修复这些公屋或社会住房。现在仍有大量居民住在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子里——而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地已经把它们都拆了。”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大街区，其居住环境往往十分糟糕，公共设备也不甚理想。不过，佐京展示了曼哈顿、布鲁克林一些商业区新出现的混合出租办法——“开发商将廉租房与面向市场出租的公寓整合在了一起。目前我们还不能肯定它能否一直这样良好运转下去。比如说开发商建了一幢房子，里面有600套公寓，它自愿提供比方说160套作为廉租房给低收入家庭；当然并非所有开发商都愿意这样做。作为回报，市政府会同意开发商建更高的楼，造更多公寓。”
还有一种模式也可以防止某些街区的衰落或者被放弃——“纽约市还在建设新的公共房屋，有很大一片街区，而且还有不少高价房靠近公屋。这在二三十年前不常见，如今却是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靠近公屋的房产，价格并没有受到影响。此外，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来开发住房，推进城市规划，将低收入者从市中心迁往别处，使他们不集中在一个街区。”
莎朗·佐京（Sharon Zuki n）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她是纽约文化与建筑的书写者，此外，她的研究领域涉及消费社会与文化、美国与法国的经济新秩序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她因《权力地景》一书获得赖特·米尔斯（C.Wri ght Mi l l s）社会学研究奖，并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区与城市社会学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 and Hel en Lynd）成就奖。佐京著有《裸城：真实都市空间的死与生》（2010），《购买点：购物如何改变了美国文化》（2004），《城市文化》（1995），《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世界》（1991），《阁楼生活：都市变革中的文化与资本》（1982，1989），《马克思与铁托之外》（1975）。她还与迈克·索尔金（Michael Sorki n）合编文集《世贸中心之后》（2002），与保罗·迪马乔（PaulDi Maggi o）合编《资本的结构》（1990），还编有《产业政策：美国与法国的商业与政治》（1985）。去年年末，佐京教授在复旦大学访问之际，就她著作中提及的概念如象征经济、她的新书与简·雅各布斯著作间的关系、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汇报：您的《城市文化》（Cultures of Cities）一书，是研究文化与城市关系的代表作。您在书中所定义的“文化”是复数，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佐京：在这里我想要表达的是，城市中的文化始终是复数形式的，不会只有一种文化、单个群体的文化或是由国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城市是巨大且多样的，这是其最基本的定义。文化就是讨论城市多样性的一种方式——不仅是人口的多样，还有活动、语言、风格和兴趣的多样。因此，在美国的城市里，文化有三种含义。
一是最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喝水、酒、茶还是咖啡，穿怎样的衣服等等。二是指文化群体，也就是你祖上是来自欧洲还是美国，有时候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是一个混合的类别，界线并不明晰。我们称之为族群（ethnicity）或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不过这两个词有一些分别。族群是政府或其他人在看待你和你的群体时用的词；族群认同则是你自己由自己的来源所选择定义的。
所以，当你来到一个人口相当多样的国家或城市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相对狭隘的国家、地区认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族群认同。比方说，有位来自安徽的移民，他来到纽约，但没人知道安徽在哪儿，于是他会说，我是中国人，不过最后他会说，我是亚洲人。从1960年代起，美国的人们发展出一种谈论族群的不同方式，即强调每个人都是美国人，因此人们不再会说我来自安徽、我来自中国、我是亚洲人，而会说，我是亚裔美国人。这就变成一种认同——族群文化在你迁移到大城市以后会变得不同。
文化的第三种含义，是作为一个产业的文化，这可以包括创意产业，以及新闻、美术、雕塑、写作、戏剧、音乐等等，在大城市里，都会有一个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创意产业工作者有许多市场。这个产业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油画工作室，也可以是广告社或者报业集团。
一些高附加值物品的生产回归到大城市
文汇报：大城市也是您所说的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在《城市文化》里，您提到把文化视作“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通过符号创造活动来开展文化产业。
佐京：确实，我很强调族群和文化产业领域真正的多方面发展，或者在城市里拥有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因为这是人们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人们在市场里创造、交换符号。在上海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各种文化认同都获得多重市场的发展。然而，在族群意义上的文化也即作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创造性意义上的文化之间，必须努力做到平衡——就像人们在权力间寻求平衡一样，我们一方面追求奢华，另一方面也要求舒适。因为，在现在的城市里，每个人都风风火火、急着要卖东西，即便他们正在售卖的是一种文化——这样的城市对于想要追求良好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可并不舒适。我想，上海的市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上海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现在多少有点迷失，许多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族群特征的文化、作为传统的文化，在这个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里已经消失了，人们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都非常少，没法发展不同种类的文化。现代化通常都会导致单质化。
文汇报：象征经济依赖于符号，那么除文化产业之外，人们是否也在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而这一般来说是上层建筑的基础？
佐京：多年前我在法国和美国研究产业变迁的问题。那时候我不相信经济可以脱离制造工厂而存在。但是正如全球化让我们看到的，生产、制造的场所已经变得不同，许多制造工厂都迁离出了城市。比方上海就不再有那么多制造工厂，现在搬到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搬到越南。我们看到物质生产制造在地理上的变迁，而与此同时，一些高附加值物品的生产则回归到大城市。
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增长的产业就是食品生产，但不是那种生产成千上万升牛奶的大工业，而是非常专门、有特色的食品生产，可能是一个人拥有一家小小的烘焙店，售卖时下流行的纸杯蛋糕。如果你看到这里有家纸杯蛋糕店，你就知道这地方是属于中产阶层的。因为纸杯蛋糕除了小孩子都喜欢以外，是一种有点精英化的小点心。手工制作的冰淇淋也是一个例子。
像这样的食品生产店家，上个世纪时都搬离出纽约城了，甚至还有许多食品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现在，城市里开始出现想要自制食品的人，甚至还有关于都市农业的讨论——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人们可以在花园里自己种蔬菜。甚至还有建筑师和规划师在想像，是不是能建个人工生态塔，里面有土壤、有水，然后就能实现本地的食品生产。总之，现在一个普遍的趋势是，作为初级物质资料生产之一的食品生产，已经回归了城市。
纽约从未有过重工业经济——曾有过一些汽车制造厂，1960年代之前纺织业和印刷业在纽约地位较高，就像上海曾经也是纺织业重镇一样。但是因为地价昂贵，也因为工业逐步自动化，到1970年代的时候，这两大产业的规模就越来越小。
那么，大城市是不是有一天会脱离物质生产呢？我认为现在生产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张了，人们都一定会认可这种地理上的变化。飞机、汽车、轮船还是要有人生产，但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走这个模式了——如果有许多人在先进技术生产领域工作的话。
大城市正是在允许新思想的表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文汇报：资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手，它将消费主义推向全球各大城市，这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各城市本身拥有的历史资源和地方性知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消费至上”和“娱乐至死”这样的信条。在您看来，有什么现实力量可以抵御资本对文化的无所不侵呢？
佐京：我坚信市场和集市（market places）是人们开展互动的基本空间。市场确实会发展出不平等，但我一直认为，空间、尤其是集市所呈现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开展互动的非常有趣的地方。比方说联合广场公园，角角落落里有摆画摊的、有卖手绘T恤的。在纽约，本地企业受到鼓励，这样，许多人就不再喜欢去大型连锁超市了。他们会更喜欢小店，这样买家与卖家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更喜欢在农副市场买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和种苹果、豆子的农夫们交谈。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里的食品市场体系都像这样，我知道法国就不一样，法国人并不是可以直接在市场里面对农夫的。但是，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上，小店总是被迫关闭或被夹击包围——先是说要让这里变成干净、可控的空间，然后又说要有规模经济，于是就有了巨型商场。但有时候，这种发展反而让人感觉很糟，因为他们走进这些巨型商场，只知道要买东西，却并没有真正感受到亲密的、面对面的交流。这就让有些人转而再度支持那些个人经营的本地小店铺。在纽约，我们称这样的传统小店铺为“老爸老妈店”（mom-and-pop stores），上海也有“夫妻老婆店”的讲法吧？我们这些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人，有时候其实不喜欢买那些大商店里的东西。
然而，这种亲密正是人们在超市和连锁店的大潮过后想要追求的，所以看来还得要同时激励大商家和小店铺的发展，这点很有意思。集市是人们交换信息、甚至也包括交换时尚信息的重要城市空间。比方说，我就是先去逛商店，看今年人们会穿什么，然后从中辨识出今年我想穿什么；而等到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衣橱里十年前的衣服现在重新流行起来。我想说的是，正是城市里的集市刺激了新想法的产生，刺激人们用创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新想法。那种同别人快速、有效互动的感觉，我想正是从广义上的集市而来。这和去公园这样的绿地空间、说我今天不是去做消费者、只是去放松身心不同——在小型集市、传统街市里，人们之间会互动，更有人情味地互动。因此拥有集市是非常重要的。
文汇报：不可否认的是，资本某种程度上也在固化不同城市空间之间的壁垒，比如，收入较低的阶层显然就难以进入高消费的文化艺术场所。您也提到说，购物其实是民主的一种幻象，人们好像能自由选择，但其实一些场所只开放给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
佐京：我认为，所有的公共空间开放给所有人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是娱乐的空间，也可以是给学习、节假日专用的空间，像“占领华尔街”也是这样的空间，人们聚集在一起表达异议和不满。我想，大城市正是在允许新思想的表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新思想有时候讨人喜欢，有时候则不是。但在历史上，大城市也只有鼓励多样性才会成长。因此，公共空间只要能鼓励多样性，任何形式都是非常好的。
我想，单个的人也在他们购物的时候追寻中意的东西。我们总是批评别人的购物状态，但从来不这么看自己——总觉得我们还好，我们不是受害者。我很少碰到有人跟我说“我是购物的受害者”。所以我想，确实存在一种所谓选择的幻象，把有能力有机会购物当作是民主的幻象。
然而，购物可以是一种大脑体操，训练我们怎样找到好东西——我们现在可再也不会出去打猎找肉吃了，而是直接去店里买。我们必须去买东西，并且感觉非常快乐，甚至觉得这是桩有创造性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在选择的时候都在力求达到一种平衡——你需要它、也喜欢它，而且恰好负担得起。如果能平衡这三者，你就会觉得快乐。当然，这种快乐仅指购物方面，自由跟这还是两码事。
社会学家也一样可以成为作家
文汇报：您的新书《裸城：真实都市空间的死与生》的标题，戏仿了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而这部书到2011年也已出版50年了。能否为我们谈谈您的作品与雅各布斯作品之间的关系？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您看来，雅各布斯的这部著作给今天的城市社会学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什么？
佐京：这几个都是非常大的问题。简·雅各布斯已经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美国城市书写者，部分是因为她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城市发展太快，正在失去其内在的灵魂和历史文化特质。
纽约的建筑在那时候已经被认为很高了，虽然现在有些楼比上海的小。对简·雅各布斯来说，走在纽约城里，就像现在人们走在上海街头的感受一样——高楼林立、灯火通明、车流不绝，甚至道路之上还有高架，这简直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设计者在想像未来城市时候的未来主义作品一模一样。简·雅各布斯非常反对这些，她从美学和生理感受的角度来看这些建筑和街道，当她被这些毫无特征的宽街伟厦包围的时候，她心底里升腾出来的不适感和大家是一样的。我想，她对人性化城市的支持，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她至今仍然大受欢迎、广受爱戴的原因。
而对于我，同样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认为社会学家也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也同样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来说，她的作品很有趣，她的写作很简洁。如果你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会看到她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在写作——她的书里没有脚注，也没有参考书目；她从交谈过的人里塑造出一个典型。所以，我想写这样一本普通人（比方我在读大学的女儿）可以读的书，也就是《裸城》，我努力写得简洁，用了很多释例而不是理论化的术语。可以说，简·雅各布斯对我在描述城市的具体环境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她对我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也对简·雅各布斯有所批评，所以我的书才起了这样的副标题。更准确地说，她是一名新闻记者而不是社会学家。她没有注意到创造出她所欣赏的具体环境的那些社会因素，也从未虑及社会阶层或族群文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创造出某种实体空间。她也从来没有考虑不平等这一因素——对她而言，最大的敌人是政府的城市规划；但从1960年代至今，对于美国的城市尤其是纽约而言，最大的负面力量是私人资本和房地产开放商，他们比政府要强势得多。我知道在这点上，上海远远走在纽约前面，地方政府会与开发商合作，建造新的城市空间和区域——这比我们美国的资本主义城市好多了。纽约市政府对私人开发商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在限定范围内，开发商才会不做彻头彻尾的坏事。
现在，我们在纽约也有两个和“新天地”类似的项目，也即政府同私人房地产商合作，一是在布鲁克林中心地区，还有一个在曼哈顿中城的西岸。这两个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旧得不能用了，需要重新规划。所以，政府必须拿到地，然后以低价给开发商，当然政府可以要求开发商遵守一些环境方面的法律，但这种合作关系并不强，我们的政府并不是这两个项目的出资方，这和上海或者其他地方不一样。
文汇报：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许多城市都采取一种创意人才聚集区的组织形式，将画家、平面设计师、广告人和职业媒体人、信息和软件工程师等等聚集在一起，希望打造出一个文化创意园区。把这类人员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中，就一定能确保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型吗？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什么？
佐京：在纽约，我们并没有政府规划的创意园区，而都是通过市场产生的，有点像上海莫干山路上艺术家们自己开出来的画室、画廊。纽约的创意产业都是通过市场的集聚力量自己产生的。我想，真正重要的是，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们有机会待在这些地方。像莫干山路这样政府不涉足的诱人地块，一定也对其他人群很有吸引力，于是就有一些人先到先得，然后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们负担不起，可能就搬到郊区。在纽约，他们都搬到布鲁克林。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涉及纽约城里创意社区在地理上的变迁，发表在2011年大阪出版的《城市文化与社会》期刊上。一般来说，纽约的艺术家聚集区都在向东迁移。
政府几乎不参与创意和创意产业本身，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同。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规划创意园区的国家。我知道，现在上海有许多创意园区，但这些园区到底是否真的富有创造性，还不得而知——我是说，也许今年还行，但明年会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