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西北羌族地区调查归来已有十天，对那一带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印象深刻：羌族主要居住在泯江流域，泯江两岸的悬崖峭壁皆是光秃秃的风化岩，加上5.12地震后随处可见的滑坡、滚石、流沙，行走其间，感觉回到远古时期的蛮荒时代。印象汹涌泯江水而今成了一条时有时无的小溪流，人们甚至可以赤脚淌过低浅的河床，似乎成了将要枯竭的泪水。
历史上泯江流域却是山林茂密、江流汹涌的一块风水宝地。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年泾流量是黄河的两倍，史书记载的泯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暴河，每年夏秋季节都要给下流的成都平原带来洪灾，所以才成就了后来李冰父子的治水伟绩，都江堰水利工程也成为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泯江流域至今流传着诸多大禹的传说，甚至有些史家认为大禹故乡就在泯江的北川、汶川一带，这恐与当时的洪灾与治水历史密切相关。正因为泯江丰富的自然、水文环境，孕育了沉淀了深厚的文明基因。《尚书·禹贡》曰：“岷山导江。”《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出岷山，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水经注·江水》也说：“岷山，即渎山也，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是：“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 《世本》泜水作泯水，由此可知，《史记》所谓江水，《帝系》所谓泜水，《世本》所谓泯水，都是出于泯山的泯江。李白诗中也可寻觅到当年岷江的风采：“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也有《清江》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岷江的大小支流是古羌人繁衍的地方,至今在羌族传统中仍有祭天、祭山神、祭水神、树神之俗，说明他们的文化与这一区域特定的自然环境相依为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敬畏天命，敬畏自然，呵护万物在羌族的生产生活中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每一年他们都过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传递着祖先们的智慧，维系着与他们血脉相连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可以说，羌族的传统文化中，天神、山神、龙神、雷公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祭祀仪式中，也体现在流传至今的诸多神话、传说、故事中。至今羌寨中仍存活着许多保护自然的习惯法，如禁山期严禁砍伐，狩猎禁忌、严禁污染河流、神山崇拜等等。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承袭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羌族文明才能在泯江流域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羌族至今也只是个30万人的民族，仍处于农耕、畜牧为主的农业经济阶段，大部分仍在温饱线上徘徊。而多年的生存经验使他们深刻领悟了“人与自然和谐振共处”的真谛，他们一直精心呵护着这方水土。从这个意义上说，羌族不是毁坏泯江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谁是罪魁祸首？现在的泯江流域为何成了这样一个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频繁的“不适合人居住”的恶劣环境？这恐与近代以来人们的过度开发密切相关。在调查中了解到，泯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恶化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内近代工业化进程。
鸦片战争之后，积弱积贫的中国一直在苦苦寻找新的出路，改良成为当初的选择路径。尤其是经历了屡战屡败的种种挫折后，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拉开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幕，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受到鼓舞，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近代工业，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发展。成都作为西南重镇，也卷入到这股时代浪潮中，兴办起了大量的缫丝、卷烟、榨油、火柴、食品加工等轻工业，采煤、冶金、水泥等重工业方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民族企业。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成为瓶颈，由此四川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公司，自办川汉铁路。后来为争夺路权引发的“保路运动”的起因于此，此是后话。这场工业运动无疑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四川近代化进程，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工业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资源，尤其在电力资源极度稀缺的当时，蒸汽机成为主要动力来源，而木材作为燃料成为首选，加上修建铁路、兴办工厂、城市规模扩大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木料成了支撑四川近代工业化的硬件。而成都平原在上千年的发展史中，木材基本上告罄，泯江流域丰茂的植被成了这场工业运动的牺牲品。这里也有特定的历史根源：一则泯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在地理相毗连，是最为便捷的资源提供地；二则历史上一直成为成都平原的木材原料提供地；三则泯江水流量大，可以通过漂运直达下游目的地。这一近代化工业进程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进一步加速，当时隶属于四川的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心，而已有工业化基础的成都成为战需生产基地。建国后的“大炼钢铁铜”则成为“赶尽杀绝”泯江森林的“最后一把斧头”！此后，即使想砍也无树可砍，泯江水量也逐渐萎缩，成了一条流淌悲情的江河。在泯江流域的羌族口头记忆中，这方青山绿水的风水宝地也是在咸同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时期逐渐变成“山秃子”的，他们的居住地也是一搬再搬，只能往深山里求生。直到今天，只有在绕过泯江的深山背后，才可见到一些稀疏的植被，而且这些仅存的森林大都在不宜耕作的山顶上，山腰以农田耕地为主。
但悲剧并未结束，进入20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国内市场经济崛起，新一轮的工业化又席卷而来，这一轮瞄准的是泯江的水资源！泯江流域的水电站现在已达上百座之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水电布局带”。岷江流域除了泯江主流以外，在汶川以上有3条主要支流，从西到东依次是杂谷脑河、黑水河和源于松潘弓嘎岭的岷江干流。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杨勇在其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这条地质灾害频发的河流上，有着世界罕见的水电高密度布局，其中岷江干流已投入运行水电站大坝29座，其中8座属国家电力系统，另外21座属水利系统和一些没有注册的归属不明的电站。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建的违规电站一时难以统计。”在一般人印象中，水电属于清洁能源，不像火力发电那样造成污染，而且发电以后，水流不会减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调查期间基本上是在泯江两岸，沿途看到大段大段裸露的河床，干枯的庄稼地，连公路两边的树都需要洒水车来浇灌，只有在汶川、茂县县城附近才可看到江水。那么，泯江的水去哪儿了？答案是都进了山洞。为了防止地震破坏，改革开放后所建的电站都建在山洞里，这样引水入洞成了最安全的做法，而从上游到下流，基本上一个梯极一个电站，江水引入到一个电站，排泄出来后又引入到另一个电站里，滔滔江水就永无出洞机会；加上涵洞内地质脆弱，沿线不断渗漏，江流量到下游成了强弩之末，形成了愈到下流流量越少的怪现象。
古人最早时把长江源头定位为泯江，“泯江导江”之说占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明末徐霞客考察金沙江流域后才得以纠正。但“泯江导江”之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条江流对于长江、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性。一直到现在仍在流传的大禹故事、夏商周时代的传说、蜀人先祖传说、大量的考古遗址、文物，无疑都在诉说这里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但现在，山砍光了，水流没了，曾经水草丰美、山青水秀的泯江现在成了重灾区。人与天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植被破坏后，表层的土质地表被暴雨冲走，加上崩塌、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剩下的只是裸露在外的岩石层，而岩石层经受长年风雨剥蚀后，成了脆弱的风化岩层，从而更加剧了地质灾害的恶性循环。与我们同行的一个地方学者如是说：“不要以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恢复，在岩石上种树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百年，上千年也恢复不了了。不要说山上，路边人那些树，年年都在同一个地方种，还有专门的浇水车，三四十年了，还是长不起来。”汶川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只是其中的一个惊叹号，而非句号。殷鉴不远。唐朝诗人杜牧总结亡秦之训时这样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每一次自然灾害过后，国家、地方成了主要的财政承担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地震后的恢复重建换来了灾区的新面貌， “大灾难转变为大发展。”这样的大发展还能可持续发展吗？这样的话语转换背后又隐伏了多少不测？我们还能承受多少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而这样的代价不知还要付多少年？
泯江在哭泣，也在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