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国语运动
卢毅
作为章门弟子之一，周作人曾经总结：“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1](p253)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对章氏的革命业绩虽有所忽略，但却精确指出了其学术造诣之根本。章太炎即曾自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2](p236－237)，“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3](p10)，“比于浅露不根之经史学，其虚实相悬矣”，并自称其所撰《新方言》一书乃“悬诸日月不刊之书”[4](p322、320)，《文始》亦“一字千金”[5](p322)，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p236)，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并且先后“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6](p281－282)。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学养，积极投入到国语运动中去[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注音字母的创立
关于“国语运动”，有论者指出：“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的两翼。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变革现代书面用语，弃文言而用白话，实行‘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目标，则重在推行标准语，弥补方言的隔阂，谋求语言的统一”[7](p64)，这一界定清晰阐明了国语运动的主要宗旨，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及其与白话文运动的互补性。不过历史地看来，国语运动并非始于五四时期，而是早在清末便已发端[8]。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开民智”，深感中国各地方言纷繁复杂，以至难以互通，不仅“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为异族”，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9](p37)，而且“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9](p43－44)，于是积极提出了“使天下语音一律”、“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的主张[9](p29)，进而还呼吁说：“诚以语言一致者，立国之要素也”[9](p125)。这一主张也由此得到官方的支持，《奏定学堂章程》即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后来，在张謇、张元济、傅增湘等人的提议下，学部又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在此期间，一些文字改革家为了推行标准官话，还分别创造了数十种切音字新方案，如卢戆章的“切音新法”，王照的“官话字母”等，从而在清末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切音字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派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排满，也主张统一全国语言。不惟如此，他们还更深刻认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章太炎就说：“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10](p204)，“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4](p340)，所以应该“速谋语言统一”[11](p376)。为此，他拟订纽文三十六，韵文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作为标音符号以代替切字旧谱。当然，由于时局的剧烈动荡，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方案，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状况直到民初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1912年8月7日，新成立的民国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采用注音字母解决读音问题，并于稍后开始着手筹设“读音统一会”，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有组织地审定汉字读音并制定统一注音字母的机构。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制定统一的注音方案。但在讨论过程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主张采用国际音标，也有代表倾向于清末简字，以致各持一端，争执甚烈，时任“读音统一会”议长的吴稚晖后来即曾回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节，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有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而且都具匠心，或依据经典，依据万国发音学，依据科学，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终着意在音符。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哪一种。”[12](p35)在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通过以朱希祖为首的章门弟子的提案，采纳了章太炎拟定的标音符号，从中择取了39个纽文和韵文[②]，并将之命名为“注音字母”，由教育部于1918年底正式颁布。关于此事经过，与会的许寿裳曾回顾说：“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13](p67)
今天看来，章太炎首创并由其早年弟子发扬光大的这套注音字母，由于“采用笔画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14](p234－235)，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异于向壁虚造所为”[4](p346)，因此成为这一阶段国语运动最高成就的代表，被后来的人们长期奉行。至30年代，钱玄同仍称赞它“堪作今后统一国音之工具”[15](p127)。
二、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
在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上，虽然缘于章门弟子的努力争取，通过了39个注音字母，但由于民初时局变幻莫测，迟迟未能正式颁布，教育部对外宣称“业已派员清理”，但其实仍是搁在柜子里，“由老鼠和书虫在‘清理’”[16]。而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这种局面终于得到了根本改观。
在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中，章门弟子同样表现得十分活跃，占据了领导者的地位，其中尤以自认“有‘国语热’”[17](p224)的钱玄同贡献最为突出。特别是当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二者合流后，他“兼而有之，竟作二大潮流中之中心人物”[18](p344)，同时他还深刻认识到：“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跟思想革命的第一步”[19]，由此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语运动中去，“自是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制作推行，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其效甚溥”[20](p41－42)。具体说来，钱玄同等人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二方面。
第一，编订《国音常用字汇》。1918年11月23日，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之下，教育部终于正式颁布了章门弟子提议的注音字母，不过这仅是制定了一种注音规范，至于普通用字的读音统一标准仍尚付阙如。为此，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代表与专家表决的字音基础上，编订了一部《国音字典》稿本，并呈交教育部审定。当时，钱玄同、马裕藻等章门弟子均受教育部委托，参与审定工作。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这部经过审定的《国音字典》，“这是中国确立国语字音标准之始。……从此《国音字典》做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凡十二年”[20](p45)。
如果说钱玄同这次仅是参与了《国音字典》的审定、并非原创贡献，那么《国音常用字汇》则是由他一手组织编订而成。由于吴稚晖编纂的《国音字典》采纳的是“读音统一会”大多数代表与专家表决的字音，而不是采用当时更通行的京音，所以出版后引起了一片哗然，争议甚多。鉴于此，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专门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由钱玄同等人在京音的基础上，对《国音字典》加以增删修订。历经十年，这项事业终于大功告成，并最终编成《国音常用字汇》一书，彻底地取代了《国音字典》。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同时废止民九公布的《国音字典》”。在这项工作中，钱玄同可谓精心筹划，居功至伟，曾参与此事的黎锦熙后来便回顾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到民二十一，整整经过十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20](p46)
第二，编写国语教科书。在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诸问题中，钱玄同“尤注意创编国语教科书”[20](p44)。1912年1月，章太炎在浙江教育会讲演时曾经表示：“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21]此后，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白话文教材，但毕竟仍属局部现象，直至随着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开展，此事终于被章门弟子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19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人就提交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指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播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22]，由此明确提出将“国文”改为“国语”的主张。这个议案在大会通过并呈交教育部。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4月，教育部又发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与此同时，章门弟子还积极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由于在此之前，“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大家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20](p44)，因此教育部虽然通令全国改“国文”为“国语”，但却因缺乏国语教科书的范本，一时难以普遍推行。有鉴于此，钱玄同深感“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23](p354)，所以不等教育部颁令，就于1918年在北京高师“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商议编写国语教材，打算编成之后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件事，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20](p44)。在会上，钱玄同还被公推为编辑主任。这部教科书后来虽未能编成，但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等人还是成功编写了孔德学校的国语教科书，其中五六年级的国语课本，多半是钱玄同亲自编选的[17](p485)，在以后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3](p354)。
总之，无论是从编订《国音常用字汇》，还是从编写国语教科书来看，钱玄同等章门弟子都积极运用其音韵学专长，精心主持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为国语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6]周作人.鲁迅的故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8]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
[9]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A].庄俞、贺圣鼎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下）[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3]许寿裳.章炳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4]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5]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
[17]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8]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9]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1925（1）.
[20]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A].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1]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J].文化教育，1933（27）.
[22]教育公报，第6年第9期.
[2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文章来源：《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