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活动纪要
2012年4月27～28日，“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公馆老街民族志展览馆举行。此次学术工作坊基于理论方法和个案考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人类学视野的拓展作一次深入的讨论。本次学术工作坊由主题讲演、学术报告、圆桌会谈、研究生读书会四部分构成。活动由四川省安仁老公馆公司的民族志展览馆承办，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协办。在此次国际学术工作坊举办期间，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参与了“民族志展览馆开馆仪式”、“重绘世界地图”、“论道博物馆”等活动。
本次国际学术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为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活动组织协调人为安仁老公馆公司的熊燕女士、西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汤芸博士和张原博士。参加此次活动的学者有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icheal Rowlands）教授、美国威斯坎辛大学大贯惠美子教授、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文玉杓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白苏珊（Susanne Brandtstädter）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彭文斌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辉副教授、青海民族大学陈乃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舒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金花。此外来还有12位分别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学术工作坊。
4月27日上午8:30，“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的开幕式在杨正文教授的主持下正式开始。熊燕女士代表安仁老公馆公司向参与此次活动的各位专家学者致欢迎词，祝愿此次在安仁古镇举办的这一学术活动能圆满成功，也希望通过类似学术活动在安仁小镇的召开，能让在这一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小镇及其老公馆成为学者们的精神栖居地和思想迸发处。接着，“山：东亚人类学的视野”的主题讲演正式开始。王铭铭教授的主旨发言，以“涉及‘山’这个意象的若干印象”为题，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介绍了他对山的三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基于民族志的对山与“社会”的关系的探讨，王铭铭教授基于他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的田野经历，指出从山顶是否建庙这一现象能看到汉人和藏人对山的理解和信仰是不同的。第二个印象是比较历史宇宙论方面，从伊利亚德提到的一座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山到顾颉刚的“四岳与五岳”，这种“一”与“多”的差异启示我们应该把历史放在一个欧亚大陆的视野里来看。第三个印象是比较（政治）本体论方面的印象，通过对“仙”字的三种不同写法可以思考人与山的关系。接下来作主旨发言的是文玉杓教授，她以“朝鲜王国礼仪体系中的山”为主题，从自然观念中的山脉、作为宗教崇拜圣物的山、国家仪式体系中的山这三个部分进行阐述。她在演讲中说道，山在韩国的宇宙观和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山的意义还受到道教、佛教、风水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且依然处与不断变动之中。最后是大贯惠美子教授以“日本宇宙论中的山之比较观点”为题的视频发言。大贯惠美子教授先介绍了日本的稻作文化，并指出与中国不同的两个要素，即稻作文化中的风神和山神。她进而提出日本的山有两类：一类是代表无穷力量的火山，如富士山；另一类是掌控稻田水源的小山，小山还会演化成女山神，庇佑苍生。而山是神灵的灵魂居所，因此在日本文化中，人们是不会去征服一座山的，甚至不会轻易接近。
主题讲演结束后，与会的各位学者首先在安仁镇公馆老街的刘元汤公馆举行了“民族志展览馆开馆仪式”，该馆是在王铭铭教授等学者的倡导下，由他山学社和安仁老公馆公司共同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志展览馆，是一个向社会公众专门介绍和展示人类学民族志的展览馆。接着在刘体中公馆，与会专家学者出席了“重绘世界地图”的活动。“重绘世界地图”是由安仁老公馆公司支持的一个艺术与学术的跨界活动，活动发起人王铭铭教授介绍到，这幅“世界激刺图”是以400年前西方人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为蓝本，在重新绘制的过程中加入了传统中国宇宙观中的日月、五行等元素，并紧密结合了人类学视野。世界地图的绘制就是人们对世界观的最好表达，因而这幅不标准的世界地图代表了一种视野拓展的可能。在活动的最后，王铭铭教授、白素珊教授、文玉杓教授、杨正文教授、彭文斌研究员还受邀在民族志展览馆参与了“论道博物馆——博物馆与生活”的访谈节目。几位学者认为，我国的博物馆馆藏现普遍以关注我国的历史为主，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需将“了解别人怎样生活”作为重要命题纳入博物馆的展示范围。
4月27日下午，以“中国西南之山的人类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在彭文斌研究员的主持下进行。张原副研究员首先以“嘉绒藏人的神山与家屋：在神圣历史中生成的社会结构”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通过嘉绒人的神山信仰以及家屋观念背后所隐含的宇宙观念、世界图式、生活形态和历史逻辑的一整套体系的分析，来阐明中国西南的人文特质具有一种“山在中间，文明在周边”的中间性特征。接下来发言的是汤芸副研究员，她报告的题目为“隔江山色：西南中国的山川命运与历史景观的个案考察”。通过对半边山这一区域的社会历史、族群关系、文化景观、仪式活动进行一系列人类学分析，汤芸副研究员提出围绕着山川这类景观，西南各族群之间形成了一种“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交互共生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是研究西南的一个出发点，而山的研究则为这一理解拓展了一种具有历史感的视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中指出，西南之山的人类学研究也是一种文明的研究，而如何基于山的考察来与东南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这是当前研究者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白素珊教授主持了“山的书写（1）”这一部分的报告发言。第一位发言人舒瑜博士作题为“‘山志言山’——以高?映《鸡足山志》为个案”的报道，介绍了山志与地方志的分异，以及山川与府州的结构性关系，据此提出山川外在于府州，却是府州风俗的来源；而在士人眼中，山之所以能够成为朝礼、归隐之地，原因在于山存在于府州之外，是府州内部“治”的力量来源，同时也是府州“乱”世的归宿，山川作为一种在野的力量，构成了对府州的一种反思。在“士人、土司与山川——从清代游记《容美纪游》来看士人的山川观念”的报告中，李金花博士后指出，清代士人顾彩所著《容美纪游》中包含的野蛮地、桃花源及仙境地这三重形态的描述，是与中国传统士人的“夷夏之辨”以及“道治之分”观念紧密联系的，这实际代表着士人观念意识中的帝国秩序。在评议中指出，王铭铭教授强调对于山的书写之研究，不仅是一种观念史的人类学考察路径，更是关于山川文化形象的一种经验考察的重要补充。
4月27日晚，此次学术工作坊的研究生读书会在民族志展馆内进行。读书会由舒瑜博士主持，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共同围绕“山”的主题，结合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报道。讨论主题涉及朝圣的文化翻译问题、中国古史神话中“山”与“洪水”、山与华夏宇宙观的关系、西藏的文明与神山体系、葛兰言关于中国古代节庆与山川的研究，以及青海湖祭祀中仪式化的民族关系之建构等等。陈乃华副教授、李金花博士后、吴银玲博士针对每位报道人的报道进行了点评，张亚辉副教授和张原副教授参与了讨论。
4月28日上午，以“山的书写（2）”为题的报道在张亚辉副教授的主持下进行。兰善兴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山水画论的兴起和山川神圣性》。他以山川神圣性的来源探讨山水画中“山”这一意象的来源作为切入点，指出中国文人自魏晋起，便自觉地具有了处于政权与世俗之外的价值心态，这种身份与心态无疑和自然山水处于世俗之外的神圣性相合。到了唐宋时期的山水画论当中，文人的这种居身于政权与世俗之外的心态，通过超凡脱俗、隐逸逍遥的追求而得到了直接地展现。在题为“葛兰言：汉学社会学中的中国山川”的报告中，吴银玲博士指出，葛兰言通过阅读上古文献，试图阐明上古中国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并且强调山川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将山川看作“中心”和自然秩序的源泉上，农民从中汲取恢复土地灵力的源泉，而贵族从中汲取用以统治的德性，天子则通过山川与天地相沟通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张原副教授在评议中强调，古代中国的山具有层次多重的文化涵义，且在历史中其象征意义也有一定的变化和延续，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山川的文化意象单一化，而应该更为历史和具体地分析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层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
4月28日下午，工作坊举行了以“比较宇宙论与比较文明论”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会议由王铭铭教授主持。参会学者首先围绕着“在不同宇宙观下少数民族如何表述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舒瑜博士提到在《鸡足山志》中强调鸡足山发源于昆仑山，以及韩国人以人的身体想象山的这种思考方式，其实都与“风水”观念有关，因此在少数民族表述山的观念中也会涉及“龙脉”、“精气”等说法。张原副研究员认为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墨尔多神山志》这样的“伏藏”中，强调的是神山的“绝对他者”的意象，这样的表述带有一种宗教社会的性质；而在普通嘉绒人那里神山崇拜和丰产信仰其实关系紧密，当这些相互冲突的表述杂糅在一起也就表现了是中间圈的混合性、流动性和模糊性。王铭铭教授则认为，真正的“绝对他者”的山川观念在中间圈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佛教进入后也未彻底改变当地原有的多元性体系赋予山川神圣性的那种原生观念，所以神山中各层次的观念叠合也要被重视。张亚辉副教授在讨论中提到，藏文明与汉文明对山的神圣性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认同。在藏文明中，雪越多山越具有神圣性，但在汉文明中，山不一定高，只要树木葱郁便是生机勃勃的象征，同样也就充满了神圣性。这在藏彝走廊这个过渡地带如何体现？峨眉山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雪盖以下其神圣性是基于树木的，雪盖以上的神圣性是基于白雪的，这样一个结合就构成了王铭铭教授所提出的中间圈的结合。由此再来看日本的富士山，它本身是火山，具有喷发带来的力量和恐惧，却也带有树木、水、雪，这种不同的景观也构成了我们对东亚的山的神圣性的认识，一种基于东亚世界的想象模式。西南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马浪认为，对藏文明中的神山之理解，要将山和山神区分开来。神山的形成过程有着藏人对它不断赋神的过程，此外官方出于自身的考虑也会对其赋予更多的意义，这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无论是苯教还是藏传佛教的进入，它们首先处理的是自身与当地人关于山之概念的关系，然后才会处理佛苯之争。此外在藏族人祭拜神山的时候，它们祭拜的不一定是这个看得见的山，而是他们心中的“山”，这正如山水画中的山是写意而得的“山”。
在关于山的书写和表达之讨论中，兰善兴博士结合佛教，补充了对于山水画中山之神圣性的观点。他认为要理解从贵无之学到崇有之学之间的转变，必须要借助佛教对“象”的重视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转向崇有之学。从文人的角度来看，文人也从来没有把山的高度看得很重，被士所推崇的会稽山也没有很高的高度。另一方面，作为山水画中的另一要素——水，对它的描绘也不在于其真实性，因此在山水画中文人“画山不画水”，只是通过河、湖上的小舟以及低空中的大雁来表示水的存在。这与西方的风景画的写实有着巨大差异，以文人心中理想化状态下的山水表达出来的写意即是对“神”而非“形”的推崇。李金花博士对于如何从山川书写的文本中看到“文人”的宇宙观和土家族的宇宙观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疑问？王铭铭教授指出文本研究本身就设定了观念与角度，也就不存在多层次的的探入。对于土家族土司宇宙观的研究不可能从顾彩的文本中去研究，首先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个土家族的土司的世界观、宇宙观。彭文斌研究员则从“比较土司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土家族的容美土司还是湘西的彭氏土司，他们一方面借主体语言表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己对山川形胜的看法，这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交融，因而可以从不同土司之间的比较看待这种交融性。
之后，在就东南亚山文明与海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讨论中。罗杨博士谈到，东南亚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名山大川，因此他们对于山就有着一种不同的心情，但王东南亚国家会将国王的陵寝、佛教的寺庙都置于山顶之上，成为一个“庙山”，所以应看到东南亚的文明与山的关系实际上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东南亚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延续“山与海”的话题，陈乃华副教授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佛教对整个世界的描述恰恰是山和海的对立。在佛教的世界地图中，须弥山位于其中，对立面是海，在山、海之间才是四大部洲。二是像台湾、日本这样的地区，内部的山是被海洋所包围的，而“山的人”和“海的人”之间在食物、贸易、知识上进行的交换值得关注。
本次圆桌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山的“横向意义”与“纵向意义”之理解。张亚辉副教授指出，中国有很多山构成了版图的重大分界，这些山是横向的；但佛教的进入和封禅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强调的是山的纵向发展，反映的是对天下的关照。因此张亚辉副教授认为山一方面在制造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制造相对性，由此应思考怎样处理对山川的横向意义和纵向意义的书写。王铭铭教授强调，无论是讨论山的纵向意义还是横向意义，应该看到山不仅仅是简单的边界，它更是中间圈，是对边界的克服和超越。
4月29日下午，罗兰教授以“山与内在超越”的主题讲演为本次国际学术工作坊作划上圆满的句号。讲演中，罗兰教授从西方关于文明的观念，讨论了超自然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两种宗教视野的关系，即神明世界到底是超越于世俗世界的，还是弥散于世俗世界之中无所不在的。他对比了轴心时代与非轴心/前轴心时代两种文明体系，指出在强调超越性的轴心时代会关注垂直形态的山，视其为通达超自然世界的力量；而在非轴心/前轴心时代，更多的情况则是超自然力量以各种形式与世俗世界的交织，因此人们对山会有不同的理解。罗兰教授最后强调，尽管人们总认为超越性是一种等级性的，而弥散性是无等级的，但其实我们也需重新思考杜蒙（Louis Dumont）所梳理的那种等级概念的问题所在，并借助于非洲、中国汉人等案例，从“山”这样的考察视野，来重新理解神圣与世俗间的关系。山作为人类学的一种视野，其价值正在于此。
(兰婕 汤芸)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