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刘锡诚民间文艺学观研究

张永华

一、 刘锡诚学术活动发展的过程

刘锡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间文艺家、文学评论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师从未名社成员、北京大学曹靖华先生。在曹靖华教授的引导下，刘锡诚选择了民间文学研究之路。他先后供职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曾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研究室研究员。刘锡诚一直默默坚守民间文学研究阵地，一生致力于民间文艺学、文学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艺术人类学、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且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骄人的成果。他出版了《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原始艺术》《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等20多部专著，发表了《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等1000多篇论文。刘锡诚锐意开拓，严谨治学，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奖掖后学，视野宽广，堪为学界榜样。至今，他虽然已经是83岁高龄了的耄耋老人了，却依然奇迹般地奋斗在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前线上，作为民间文学学科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和引路人，激励和鼓舞着后学人奋发图强。
任何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刘锡诚的学术历程几乎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相吻合，其民间文艺学研究之路也吻合了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之路，也就是说刘锡诚本人就是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同时，受时代发展环境的影响，刘锡诚的学术历程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刘锡诚学术研究的时代背景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局面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一个世纪，革命与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等纷繁交替，各自登台。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内争外战的局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新中国初期，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全面向苏联学习。在郭沫若、周扬等人的倡导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先于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成立，团结了大批来自不同背景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间文艺学事业提供了指导。这时学者们纷纷学习苏联的民间文艺理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唯物史观，在“双百”方针下，获得了较快发展。当时，苏联的几乎一切技艺和制度，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标准。客观分析当时苏联在社会学科的有些方面确实走在我国前列，但严重的教条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全面学习苏联，刘锡诚后来反思：“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的学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那时的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1]。
刘锡诚对民间文艺学的认识以及研究视角深受其所处时代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他出生于连年灾难和战乱的旧中国农村，通过自己刻苦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北大学生，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在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的引导下，刘锡诚对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择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为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刘锡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非偶然，他的文化生长环境塑造了刘锡诚对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特殊情感和认知，刘锡诚的童年在农村度过，中国农村的传统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植入了他的血液，奠定了他挚爱民间文学的文化基础。他说：“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记。村子里老一辈的相亲夏天在树荫下、冬天在地窖里讲故事的场面，瞎子刘会友弹着弦子给村里的老乡们说唱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仍然在我的脑子里时隐时现，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2]。在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期间，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深深影响了他，奠定了他从事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正如刘锡诚自己所说“没有别林斯基、杜布罗留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我后来不一定回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3]。
1957年在曹靖华教授的推荐下，刘锡诚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正式步入了民间文学研究之路。此时，刘锡诚深受苏联民间文艺理论的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为理论势必会影响行政决策和管理。刘锡诚的民间文学研究较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陆民间文学爱好者已经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有关著作，深入研究了他们对民间文艺的论述。这时刘锡诚读了鲁迅、冯雪峰等翻译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刘锡诚自己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文学》的内部专辑，他还翻译了一些苏联民间文艺学作品，如《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作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合作翻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他还开展了一些民间文学事项的搜集考察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民间文艺理论深深影响了刘锡诚的民间文艺观。刘锡诚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他还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和研究民间文艺学，如在探讨民间文学的起源时，他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一个社会制度被另一个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其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于新的社会之中”[4]。俄罗斯民间文学理论倾向于把民间文学只作为纯粹的文艺创作看待，在方法上，除了文艺学的角度外，一般不从其他人文学科的角度进行考察、研究、探索。受这种理论影响，刘锡诚早期主要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待和探析民间文学，也奠定了刘锡诚的民间文学本质观，在后期民间文学学科调整时，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型民俗学研究，刘锡诚却一直坚守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
文革中，各项人文学科研究均受到冲击，民间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刘锡诚先后被下放到内蒙、河南等地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刘锡诚才回到文艺界，在中国文联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辑部工作，开始了他短暂且成就突出的文学评论之路。这个时期也是刘锡诚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的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很少有人不知道刘锡诚其人其文的，可见文学评论的工作经历，为刘锡诚后来开展民间文艺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期，随着我国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和西方民间文艺理论的不断传入，刘锡诚及时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开始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审视民间文学，并开始注重民间文学的专题研究。在钟敬文教授的民间文艺思想影响下，刘锡诚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转型，注重运用“整体研究”和“实证”的方法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全国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文艺理论逐步被引进，西方学术中的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术中的方法论被广泛应用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大大拓宽了我国民间文艺学工作者认识和研究民间文学现象的视野，也促进了我国民间文艺学学术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我国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刘锡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当时我国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中国民间文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文学是一部多民族民间文学共同组成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就要从各民族的民族特性、民俗、社会发展甚至自然环境等角度着手，注重整体环境的综合分析，这正是刘锡诚先生一直倡导的“整体研究”观点。他这种观点，“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主体从民族，而不是阶级、阶层作出了重新界定，而其勾画的研究内涵突破了狭义文学的范畴，推动了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化”[5]。
根据当时对中国民间文学认识的这种实际，刘锡诚利用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契机，主张开展全国性民间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这期间，刘锡诚主持编纂了《中国歌谣集》《中国谚语集》《中国民间故事集》等中国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这被学术界当成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6]。
在这期间，刘锡诚思想不断开阔，他要求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要摒除“左”的思想的影响，对西方民间文艺学的种种流派思想及其影响进行评估，他提倡组织对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进行翻译、出版和评价，他说“民间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和民族中间存在着类同现象，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这需要我们打开眼界”[7]。刘锡诚还设想，要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钩沉、编纂、研究中国古典民间文学文论，他认为在我国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典籍中，蕴藏着极其珍贵的民间文艺学宝藏，需要我们及时开采利用，充分发挥效益，以便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刘锡诚还倡导加强民间文艺学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是民间文学事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8]。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得到了较快发展，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也很突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民间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客观的成绩，但人才缺乏成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此外，刘锡诚还主张积极开展民间文艺国际交流，拓宽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国际视野，并提出了实施民间文学资源数字化工程，正确引导了当时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可见，新时期伊始，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刘锡诚作为民间文艺界的领导，其文艺思想是多么开放和包容，其发展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之心情是多么急切，这一时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思想较为活跃的阶段。
但由于行政因素影响，1997年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遭到削弱，民间文艺学研究遭到重创，学者们纷纷转向民俗学领域或其他领域。此时，已离开领导岗位的刘锡诚，反而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始终坚守民间文艺学的阵地，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离开了文艺界领导岗位后，反而勤奋治学，发表了大量影响力较大的论文，出版了多部具有开拓性质的专著。他还积极参与我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为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术研究普遍采取了多元化视角，刘锡诚的“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文艺和学术研究之中”[9]。这时他开始回首总结民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在实证的基础上，刘锡诚确认了“20世纪民间文艺学”作为概念的合理性，将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开端推至晚清时期，为系统总结我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认为当下民间文学已经步入“非遗时代”，并不断思考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高有鹏曾经这样评价刘锡诚，刘锡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哨兵，淡然于物外，对我国民间文艺发展有着特殊的情怀”[footnoteRef:10]。
刘锡诚学术活动极具深度和广度，从横向看，钟敬文教授曾将民间文艺学划分为五个互相影响的单元：一是包括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在内的民间文学理论；二是民间文学史；三是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四是民间文学作品；五是民间文学方法论和民间文学研究史。在刘锡诚的整个学术活动中，这五个学术领域他均触及到了，尤其是在民间理论和民间文艺学学术史方面成绩突出。从纵向看刘锡诚的整个学术经历，我们发现他几乎参与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他的学术活动内容也涉及到了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几乎每个分支，因此，刘锡诚是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二）刘锡诚学术活动的阶段性特征
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刘锡诚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丰富多彩。陈辽先生曾评论刘锡诚的学术活动为“三十五年四转身[footnoteRef:11]”，其实说明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1983年），新时期伊始，刘锡诚被安排到中国文联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辑部工作。刘锡诚积极投身文学评论中，他纵横驰骋，眼光敏锐，视角独特，发现了许多优质作品，推出了何士光等在内的众多作家。这一时期他研究的方向虽是文学评论，但为后期民间文艺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1983年——1990年），刘锡诚再次进入民间文艺界，在周扬的提名下，领导力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一时期刘锡诚虽是民间文艺界领导，但在民间文学材料的搜集、考察、编辑等工作中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民间文艺研究素材。第三阶段（1990年——2006年），这一时期刘锡诚离开领导岗位，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巨大影响力和具有拓荒性质的论文及专著，是为刘锡诚学术研究的大爆发时期。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虽已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但刘锡诚先生仍笔耕不辍，勤奋著述，开始了散文写作的时代，虽是散文但处处是对自己一生民间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同时，刘锡诚先生还积极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为弘扬和保护民间传统文化而奔走呼吁、摇旗呐喊。
1. 刘锡诚的文学评论时期（1977年——1983年）
1977年到1983年，刘锡诚先后在中国文联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辑部工作，这一时期是刘锡诚集中开展文学评论的时期，也是刘锡诚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的时期，陈辽描述：“当时他在文学评论领域里纵横驰骋，大笔挥写，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很少有人不知道刘锡诚其人其文的”[footnoteRef:12]。
刘锡诚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比作雄鹰的两只强健的翅膀，对于文学事业来说，批评和创作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刘锡诚说“虽然有时候创作跑在前面带动理论批评，有时候理论批评又走在前面带动文学创作。只有创作的发展而无批评的活跃，这种创作终会在一定水平停滞下来；只有批评的勃兴而无创作的繁荣，这批评也会在某个时候消沉下来。一个民族可能长于理论思维，另一个民族可能长于形象思维，但从一个时代来讲，但从一个时代来说，批评与创作大抵是相扶相济、相得益彰，而不大可能处于长期脱节状态的”[footnoteRef:13]。刘锡诚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精辟恰当，体现了他较高的文学评论水平。
在文学评论上，刘锡诚以表现极为勤奋，作为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不仅要及时阅读大量新发表或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像淘金者一样对大量的新作进行淘汰、筛选，要有上下左右、古今中外的类比和概括，还要对文学艺术全局有较准确的时代估量，表现了刘锡诚较高的文学批评素质和修养。这一时期他的文学评论多收集在《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河边文坛》《在文坛边缘上》《文坛旧事》等专辑中。刘锡诚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成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有些材料非常珍贵，对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发展做出来很大贡献，刘锡诚本人也因文学评论的成绩蜚声于当时中国文坛。刘锡诚的文学批评经历为后来从事民间文艺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期（1983年——1990年）
根据周扬的提名，1983年秋刘锡诚在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常务书记，主持该会工作。期间，刘锡诚虽是民间文艺界的领导，但他却始终走在民间文艺研究实践的第一线，始终专注于民间文艺理论发展的思考。在这段时期，刘锡诚思想不断解放，不断开阔，他开始思考和总结“五四”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史发展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建国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力求摒除“左”的思想的影响。他还倡导对西方民间文艺学的种种流派思想及其影响进行评估，他提倡组织对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进行翻译、出版和评价，他说“民间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和民族中间存在着类同现象，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这需要我们打开眼界”[footnoteRef:14]。刘锡诚还设想，要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钩沉、编纂、研究中国古典民间文学文论，他说：“我国古典民间文学文论资源极为丰富，但都散见在历代的古籍之中，需要进行钩沉、整理的工作[footnoteRef:15]”，以便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刘锡诚还倡导加强民间文艺学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是民间文学事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footnoteRef:16]。这一时期，对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认识逐渐提高，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逐步的到重视，并取得了客观的成绩，但人才缺乏成立（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此外，刘锡诚还主张积极开展民间文艺国际交流，拓宽我国民间文艺研究者的国际视野，努力使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和世界接轨，刘锡诚还提出了民间文学资源数字化工程，正确引导了当时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可见，新时期伊始，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刘锡诚作为民间文艺界的领导，其文艺思想是多么开放和包容，其发展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之心情是多么急切，这一时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思想较为活跃的阶段。
这一时期，刘锡诚坚持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论，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从当时我国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倡导全面正确认识我国民间文学的基本情况，刘锡诚指出“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的多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我们的民族特点，要符合中国的国情[footnoteRef:17]”。刘锡诚认为应该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纳入中国民间文学进行整体研究，也就是说中国民间文学是一部多民族民间文学共同组成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就要从民族特性、民俗、社会发展甚至自然环境等角度着手，这就是刘锡诚先生的“整体研究”观点。他这种观点“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主体从民族，而不是阶级、阶层作出了重新界定，而且其勾画的研究内涵突破了狭义文学的范畴，推动了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化”[footnoteRef:18]。
根据当时对中国民间文学认识的这种实际，刘锡诚主张开展全国性民间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刘锡诚还主张搜集编纂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民间文化资料，加强民间文学研究人员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主张将民间文学研究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相结合，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并积极鼓励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要用世界的眼光和世界的水准进行，刘锡诚正确引导了当时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些活动体现了刘锡诚逐渐开放包容的民间文艺学思想。
3.潜心著述，民间文艺学研究成果丰硕期（1990年——2006年）
1990年刘锡诚离开民间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仍坚持勤奋思索，潜心著述，关心和引导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这一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渐在国内大量传播，刘锡诚做到了适时兼收并蓄，吸收借鉴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不断开拓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新境界。刘锡诚仍然关系和思考着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刘锡诚认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民间文学搜集编纂工作进入尾声之际，要对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进行评估，并主张从搜集转向研究，在研究中搜集，在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刘锡诚提出了民间文学的“后集成时代”的概念，在这次会议上，刘锡诚还提出了“民间文艺学应是现代学”[footnoteRef:19]的观点。在学科建设方面，刘锡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投身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开展了民间文学的多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如进行中国原始艺术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填补了我国原始艺术研究的空白，刘锡诚被学术界评论为“中国原始艺术第一人”，这一时期，刘锡诚还开展了象征的研究，与王文宝一起编辑了《中国象征词典》，与游琪合作编选了《葫芦与象征》还发表了《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一文。刘锡诚还进行了大量的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化的专题研究，与宋兆麟、马倡议一起主编了《中华民俗丛书》，先后出版了20种民俗事项专题研究的论著，刘锡诚还经常关注国外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还编辑了《世界民间故事精品》（上下2册）。这一时期，刘锡诚已经开始思考对梳理总结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首先是分阶段总结研究，发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文学运动》《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等论文，为后来系统总结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节点就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版，刘锡诚填补了我国民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空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4. 思考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代使命（2006年至今）
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正式出版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刘锡诚依然在思考着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问题，他一方面继续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了修改和增订，他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部分内容，从原版的85万字增加到了110万字，他还苦心收集了数百幅珍贵的插图，但由于各种原因插图未能使用，可谓是以（一）憾事。他对该著的修订体现了刘锡诚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精神。另一方面，刘锡诚也在积极关注和思考当下中国民间文学的使命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但我国在非遗保护工作方面存在诸如理论准备不充分等多种问题，他还身体力行，发表了多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论文，指导我国非遗实践，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应该充分利用全国开展非物质文虎遗产保护的契机，加强对存在当下的“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采集和研究，并认为这是当下民间文学最重要的使命。
这一时期，刘锡诚开始用散文写作的方式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先后出版了《黄昏的眷恋》《芳草萋萋》等散文集，他的散文平铺直叙，直抒胸臆，显示了“真、新、深”的风格，同时，也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当代文学史料，意义深远。
纵观刘锡诚各个阶段的学术活动，我们发现刘锡诚的研究视野开阔，基本以时间维度为主，这也为他开展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万建中评论刘锡诚的学术历程时说：“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研究刘先生学术演进的动向，我们可以大致梳理整个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的动态和走向”[footnoteRef:20]。

二、民间文学的文学本质论

本质就是一事物之所以是这一事物的最基本的标志和特征，对一事物的本质认识不清，便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发展该事物。关于民间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民间文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刘锡诚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审视研究民间文学，他认为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是生活本身”[footnoteRef:21]，但民间文学也不等同于作家文学，他继承胡适“双重的文学”观。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有本质的区别，应保障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
（一）民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民间文学的本质的讨论一直是民间文艺学的重要话题，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进而提出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特征，钟敬文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曲金良曾反驳：“其一，劳动人民只是民间的一部分，其二口头创作却并非都是”[footnoteRef:22]，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民间文学“首先是民俗的，其次才是文学的，因为它是民俗的载体之一，文学只是我们从文艺学的角度对这一部分民俗的载体之一的把握”[footnoteRef:23]。
刘锡诚反对将民间文学看成民俗事物，他继承钟敬文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产品，表达了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刘锡诚认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民间文学是底层人民的“表达意见”。童庆炳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因此作为文学的一种，民间文学也应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人们之所以去传承民间文学，举行民间文艺活动，是因为民间文学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感受。刘锡诚认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广大底层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集体创作的语言艺术表达，反映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集中体现了广大底层劳动者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不是社会生活本身。
刘锡诚认为，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民间文学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中被创作、被流传，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解释为主要指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乡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等人群，他认为这些人群数量巨大，是社会的基本成员，民间文学正是他们的精神产品。刘锡诚说：“他们不可能知道‘子曰’，没有读过诗书，但他们谁都知道一些抒发情感、传播知识、叙说历史、宣扬道德、坚守伦理、臧否时政、界定是非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footnoteRef:24]。广大人民群众世代相守的勤俭持家、智慧勇敢、尊老爱幼、忠勇侠义、爱国爱乡、同情弱者等传统美德，无不是来自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民间故事、神话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智慧的结晶，也是劳动群众的生命信仰。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情感抒发和理想表达，是他们心理的一种真实性很强的信息，它通过艺术形象传递的是人民蕴藏在内心的思想脉搏。张紫晨曾说，人民美好的心灵，内在的品质，经过各种民间故事传递给每一个接受者，民间文学创作的各种肯定人物，最充分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所追求的精神美，同时也用于抵制生活中的丑。民间文学中对所描绘人物的赞美与嘲笑，归根结底都是美的建树。许多善良、正义、美好、忍让、互助、勤劳乐观、舍己为人、灵巧聪明等美德，是人民在民间童谣中通常的喜闻乐道的对象，也是民间文学中深层美的外在表现。张紫晨强调，民间文学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精神美的力量”[footnoteRef:25]，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只有表达人民群众的生命理想，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才能够不断传承和传播，展现旺盛的生命力。
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学和西方的民俗学有本质的区别，西方民俗学主张从社会的角度认识和研究民间文学现象，把民间文学作为认识和研究社会风俗特点的一种媒介，在西方，民间文学是民俗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民间文学自始至终都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反映着中国古典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学被看做是对社会生活的口头艺术反映，而西方的民俗学将民间文学当做社会生活本身进行研究。
（二）民间文学的双重品格
虽然民间文学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是文学的一种，但民间文学又和占文学史主流的作家文学有所不同，与作家文学相比较，民间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正如万建中所言，“我们强调民间文艺学，或者民间文学的独特性，认为和作家文学有很大的区别，通过与作家文学的区别来凸显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footnoteRef:26]。刘锡诚也坚持不能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作家文学的观点，但刘锡诚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他对作家文学的规律和特征同样聊熟于胸。凭借良好的文学评论素养，同时借鉴胡适“双重的文学”的观点，刘锡诚打通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研究。他说：“文学包括口传和书写两种不同承载的方式，即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写文学，这是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文学门类，不承认文学构成中包括民间口头文学，不是唯物史观的文学，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footnoteRef:27]。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原始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只有集体创作的口头语言艺术，这就是最早的民间文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字的出现，个人书面创作的作家文学才逐渐出现，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是先于作家文学产生。但作家文学的出现并没有代替民间文学，而是两种文学表达方式同时存在，共同发展，分别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胡适曾在《白话文学史》中把文学定位为“双重的文学”。刘锡诚认为两种文学表达方式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刘锡诚先生编辑出版了《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专著，通过解读胡适、茅盾、周扬、郑振铎、台静农、朱自清、王统照、何其芳等8位在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民间文学观，来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关于胡适的民间文学观，刘锡诚认为胡适一直坚持“上层的文学”和“下层的文学”的“双重的文学”观。胡适所说的“上层的文学”就是指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作家文学。胡适认为当时“上层的文学”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footnoteRef:28]。他解释“下层的文学”是指“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儿歌、情歌、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footnoteRef:29]。可见胡适给予了民间文学较高的评价，胡适的“双重的文学”观在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刘锡诚总结说，胡适是一个文艺家，“他主要从文艺的角度看民间文学，认为从歌谣里会产生出新的、真正的民族诗来”[footnoteRef:30]。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上，胡适提倡“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歌谣的“母体”及其变异形式，这种研究方法对当时的歌谣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刘锡诚总结茅盾的民间文学观主要体现在神话研究方面，茅盾是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20世纪20年代便接受了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观点。在抗战时期，茅盾便提出“民间文学是民族的‘深土’的产物，论述了民间文学中‘没有悲观与颓废’，是文学创作之源”[footnoteRef:31]的观点。
关于周扬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影响，刘锡诚可以说是感受至深，刘锡诚评价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footnoteRef:32]。周扬曾经是刘锡诚的直接领导，对刘锡诚本人的民间文艺观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后来刘锡诚给予周扬较为客观的评价，周扬对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既有较大的贡献，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刘锡诚说他“一生为中国文艺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虽然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但他晚年沉痛忏悔自己的过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信赖”[footnoteRef:33]。
刘锡诚认为，作为一位大文学家，郑振铎在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倡导并亲自搜集、梳理和阐释民间文学，多是从文艺学的立场开展的。刘锡诚说这事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刘锡诚还批判当前作家文学圈子中忽略本土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逐渐脱离民族文化土壤而变得逐渐华孚、浅薄和枯瘦。
刘锡诚还总结了台静农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的成绩，他说台静农坚持以本乡人的身份搜集本乡歌谣，坚持对歌谣注音、意注并标注标题和划分类别，为歌谣搜集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刘锡诚认为朱自清将歌谣和故事纳入了现代学术研究中，将歌谣和新诗进行比较研究；王统照触及了民间故事作为本土文化或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刘锡诚最后总结了何其芳的民间文学观，何其芳认为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的养料，民间文学具有很高的思想认识和社会价值，主张批判地继承民间文学，何其芳还曾批判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主流”的观点，坚持了科学的立场。
（三）民间文学的人文学科属性
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文学的一种，但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不能等同于作家文学，但在学科归属上民间文学应同作家文学一样归属于人文学科。但是，由于西方民俗学观点和学科设置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当下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多偏离了文学视角，注重从社会民俗等方面看待民间文学，实属对民间文学本质的忽视。刘锡诚说“把民间文学看做是民俗的一个部分、看做生活本身，从而改变民间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的性质，也就抹杀了民间文学的意识形态性”[footnoteRef:34]。在学者纷纷转向民俗学的时候，刘锡诚先生坚守民间文学的审美立场，捍卫了民间文学的本体理论。
民间文学是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的审美意识形态反映。在中国历史上，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如“中国的四大传说和三大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丝毫不亚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的价值”[footnoteRef:35]，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应保证民间文艺学应有的学科地位。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钟敬文等一批文化泰斗、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共同建设积累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事业，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获得了前未所有的发展机遇，那时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双百’方针下，获得了长足发展”[footnoteRef:36]。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率先成立，团结了一批来自不同背景的民间文艺研究者，民间文艺学资料搜集编纂、教材编辑、高校课程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文革”期间，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虽然受到了冲击，但总体是进步的。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民间文艺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学科目录，竟然将民间文学纳入了民俗学中，这致使国内许多高校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被调整，“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甚至取消了该课程”[footnoteRef:37]。“一百年来几代人文学者努力建设积累的成果，由于这个行政决定的影响，不仅倒退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那种贬低民间文化的普遍社会心态）”[footnoteRef:38]。许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员逐渐选择离开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是人文学科，民俗学是社会科学，这个政治决定改变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本体属性。刘锡诚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为，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要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要将民间文学纳入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学科。
刘锡诚始终秉持一种强烈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使命感。他坚持认为，民间文学在本质上属于文学的门类，属于人文学科，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作了辉煌灿烂的民间文化，这些大多反映在民间文学作品中。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学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积累了丰硕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建设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基础。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应该保留应有的学科地位，“其研究对象、学科价值都非常特殊、重要。学科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学，包含着神话学、故事学，以及各种民间艺术学、民间工艺等，它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标志[footnoteRef:39]”。刘锡诚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加强民间文学学科地位建设的社会背景条件，一是国家正实施振兴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民间文学研究者顺应国家政策倡议，重视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才能够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二是我国已经通过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年来，我们不但挖掘整理出一大批惊人的民族文化财富，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保护，而且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footnoteRef:40]”。刘锡诚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学科建设在民间文化传播和传承中的巨大作用，推动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贬低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做法是与之相悖的。
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这与西方的民间文学有本质的区别：“20世纪的百年间，尽管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一直处在西方人类学派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影响之下，但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悠长和坚固，中国始终与西方国家不同，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从来是分立的两个学科”[footnoteRef:41]。刘锡诚认为，在中国，民间文学侧重于它的文学审美学，运用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研究，才是中国所需要的民间文学，才是符合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实际的。刘锡诚的呼吁得到了广大民间文艺界的一致赞同和支持。高有鹏说，刘锡诚“为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其中的民间文学事业，上了年纪的先生竭尽自己日益衰减的影响力，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呼吁。他连续写了《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等一篇又一篇呼吁文章，希望保持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学科中的位置”[footnoteRef:42]，可见刘锡诚先生为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做了很多努力。

三、整体研究与史论视角的方法论

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刘锡诚提出“整体研究”的观点，刘锡诚认为不能只注重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要将民间文学的讲述场合、时间、受众、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一并进行考虑，注重民间文学之间以及与外部的联系关系；刘锡诚还运用整体研究与实证方法看待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发展史，论证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概念”的合理性，全面总结了中国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同时，刘锡诚从整体出发，思考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代使命，并倡议建立中国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
（一）整体研究与实证精神
“整体研究”的方法很早就被应用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之中，如马林诺夫斯基、孙作云、钟敬文等人的研究，都广泛使用过“整体研究”的方法。在民间文艺学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刘锡诚深受钟敬文影响，继承了注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和严谨的实证精神。刘锡诚认为，整体研究强调民间文学之间的联系，把民间文学放到社会的、自然的场域环境中进行整体把握，全面探析民间文学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研究。刘锡诚之所以坚持对民间文学开展整体研究，是因为“我国民间文艺学长期受到封闭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对某种现象的研究上，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割裂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footnoteRef:43]”。
关于怎样开展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根据刘锡诚在《整体研究要义》一文中提到三点要素来分析，一是把民间文学看成人类社会广大成员的类精神活动现象；二是把民间文学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考虑；三是必须超越民间文学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精髓。也就是说民间文化内部、民间文学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同时与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相互关系，我们用整体研究的方法论研究一种民间文学作品，就需要考虑到民间文学作品内部以及它与创作它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因素，只有把民间文学作品放入它的原生场域环境之中，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民间文学作品的本质内涵。
新时期伊始，刘锡诚就坚持用整体研究的视角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基本情况进行认识整理，他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56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共同组成中国民间文学，“由于各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文化素养、所处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特别是各民族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时候，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我国的民间文学因此而丰富多彩[footnoteRef:44]”。在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刘锡诚也采用整体研究的方法：首先他把民间文学当做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表达来对待，他说：“我们为了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也去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与社会、与民族特性、与文化发展乃至作家文学、与地理自然条件等诸方面的关系，并从而形成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footnoteRef:45]。同时，他还提倡编辑研究古代民间文艺学文论，提倡翻译、出版、评价西方民间文艺理论，以便通过左右上下、古今中外的类比进行整体研究。此外，他还呼吁加强民间文学研究队伍建设，开展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规划。刘锡诚在自己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实践中也践行了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民间文艺学的方方面面，既有学科整体研究，又有专题研究，且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刘锡诚对我国当下民间文艺学整体研究方法的普及和应用也存在一定担忧，他曾论述到，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搜集者与研究者常常是分离的。对于大多数搜集者来说，对文献的陌生和理论的欠缺是致命的弱点；而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案头研究和文献研究似乎更为方便，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整体研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这种搜集者与研究者分离的状况，是对民间文学研究最大的障碍”[footnoteRef:46]。刘锡诚先生三十年前对民间文艺学整体研究的担忧，在我国当下民间文艺学研究中也依然没有消除。
刘锡诚在民间文艺学研究中还非常强调田野调查，坚持用实证的方法对丰富的民间文学材料进行辨析、筛选，这在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的写作中有突出表现，如方李莉说，刘锡诚“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人，在缺少资料和缺少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他花费了六年的时间，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这种方式也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footnoteRef:47]；又如陶思炎评论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时说：“在收罗尽可能多的原始艺术资料的同时，十分注意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作者力避望图注意和因形比附的不实学风，强调实证的方法和地理的方法”[footnoteRef:48]。整体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刘锡诚说整体研究的观点促使他加大田野调查的力度。刘锡诚早在五六十年代便开展过田野采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刘锡诚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型。他去过新疆伊犁地区考察哈萨克族、锡伯族民间口头文学，到过云南考察少数民族（佤族、哈尼族）民间文学和原始艺术，去在黑龙江省宁安考察过满族民间文学和延边朝鲜族民间文学，刘锡诚说“这些田野调查都可以作为我在研究方法上转型的标志[footnoteRef:49]”。在论证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起源时，刘锡诚还通过实证的方法，打破传统的“五四”开端说，把蒋观云于1903年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最早的论文，也就是把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端从“五四”时期提到1903年，同时，也为“中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的成立提供了依据。
（二）作为概念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