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梁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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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7

民俗学梁聪

　　在很多人眼里，郭于华正直坦率，敢爱敢恨，敢怒敢言。生活中的郭于华爱笑，爱运动，胸无城府，说她有一颗赤子之心毫不为过。一个了解郭于华的人才知道她在背叛自己家庭、背叛红色基因的路上到底走得有多远。她的心在天地之间，她的心在普罗大众中间。
　　郭于华出生于50年代中期。她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阶段，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们在一个病态狂热运动不断的社会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这个阶段中，郭于华在学校没有吸收到有益的知识，“学工学农学军”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日常生活。所幸，郭于华的好奇心驱使着她主动寻找可以学到的知识，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
　　时间的钟摆进入到80年代，郭于华的生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贺卫方、张鸣这些心心念念要读中文系却误入法学、政治学的学者不同，一心想读经济系的郭于华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进了北师大中文系。
　　一入高校深似海，进去就不愿再出来。郭于华在大学整整待了十年，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直到博士毕业才离开。她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校园内，老几届的学生都在做民主选举，有好多人发表演讲，诉说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而且还有许多尺度很大的讲座。似乎一切都在朝着一个正常的方向发展，可以预期的未来激励着先天不足的一代发奋学习。
　　对于郭于华来说，那是启蒙的十年，那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所有人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创作、创新，大家都觉得中国回到了有希望的年代。
　　1990年博士毕业后，郭于华直接进入社科院进行研究工作，主要在农村研究室研究相关方面的社会学问题。2000年后，清华大学消亡48年之久的社会学系重建，郭于华被选调进入清华至今，继续从事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回首过去，郭于华清楚地认识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带有残缺的遗憾，在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导致最基础的教育都没有完成，这一代学者若非天赋异禀，大多数人的基础甚至不如“老三届”。
　　基础教育薄弱致使这一代学者的学养不够深厚，也致使学术圈中一些人心浮气躁，追逐功利。
　　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一代学者经历丰富，受过磨难，对新中国产生的种种问题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切身体悟。所以，郭于华对学生讲，我们就是要研究中国社会中那些要命而又有趣的问题。她结合自身经历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学术上的努力，又需要对自己的缺陷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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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于华年仅十岁，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文革爆发了。从那一刻起，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不堪，课也不上了，人也变得疯狂起来。没正经念过几年小学的郭于华在复课闹革命时期懵懵懂懂升到了初中，即北京很有名的101中学，这所根据地时期给红二代们开办的中学名称是郭沫若起的，据说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寓意。
　　然而，刚进入学校的教室，郭于华就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在这样的学校上课呢？——桌子没有一张是完整的，全都是破木料拼凑起来的，而且高矮不齐，各式各样。有的教室甚至连椅子都没有，只好垒起砖垛，上边放上毛糙的大宽板子，当作椅子。因为闹革命，没有人真的想听课，有些人上课调皮把砖垛全都踢倒，乱哄哄闹作一团。
　　101中学有一个校办工厂，主要生产钢丝绳卡扣，车床、钻床、刨床一应俱全，学生在里面实习，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学工”。
　　学农就是每到农忙时，学生花半天时间走到北京郊区打场收麦子。当时十二三岁的郭于华每次顿饭吃四个二两大馒头都还不觉得饱，时不时还要跟老乡家买一个大白薯。
　　学军就是挖防空洞。为了防止“美帝、苏修”的侵略，所有单位都参与到防空洞的建设当中，学校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学校一年到头也上不了几节课，学到的东西也十分浅显。
　　初二结束后，郭于华入伍参军，成为了一名通讯兵。在工作之余，郭于华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因为她始终有一个梦想，可以通过考试，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77年，国家终于恢复了高考，郭于华听到消息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回北京，我要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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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决定考大学的那一刻起，郭于华就在争取从部队复员。从77年一直争取到79年，郭于华终于有了机会，并于79年的最后一天回到了北京。
　　回家后，郭于华本想报考理工科专业，但是她的化学课一天也没上过，短时间内补课也无法达到高考要求，所以她只好弃理从文，还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了人民大学开办的高考补习班。
　　郭于华是复员军人，回来后就立马被安排了工作。她白天工作，晚上上补习班，不辞辛苦复习了三个月，很快就到了要报名的时间，然而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
　　那时候，参加高考需要以单位的名义报名，但是当郭于华要求单位给她报名时，单位却以不够工作年限为由不愿放人。那个时候的郭于华就显露出了她坚持自己、无所畏惧的天性，在她一再坚持和要求下，单位最终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同意出具报名公函。一下子，愣头青郭于华作为“社会青年”要高考的事情在全院人尽皆知，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感到这次高考只能是背水一战，考不上也回不去。
　　1980年夏天，郭于华参加了高考，只有初二学历水平，却十余年从未放弃过学习的郭于华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那些演算过的试题，那些曾经陌生的微积分，换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成绩，她的数学成绩竟然考出了90多分，而她日后一直抹不开的政治只考出60分及格分。花开有期，郭于华等到了一个上了重点线的分数，但对于她想报的经济专业来讲又略差半毫。命运和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中文的郭于华等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要知道，这仅是她填报的第四志愿的第二专业。
　　虽然郭于华的每次选择看似只是歪打正着，但她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关头其实都没有选择，到最后都是身不由己。
　　天真的郭于华并不想学中文，以至于给北师大招办打电话要求人家收回录取通知书，哪怕退档回招办分到普通学校的经济专业都可以。如果不是因为放弃报到可能会永远失去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也许会真的重新参加高考，而日后的高校，必定会失去一个如此关切倾听底层声音的良知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舞台上也许听不到她振聋发聩的声音。一番挣扎后，郭于华去北师大报到了，大学四年，郭于华依然勤奋，考研到民俗学专业水到渠成，考博到社会学领域也顺其自然，这都有赖于她对某种事物的热爱，甚至着迷。十年校园生活，给予她的正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氛围。

　　自1949年以来，半世纪间国内社会发生了十分剧烈的波折，郭于华认为，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命运，经历的历史，值得深思。它跟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如果这个社会被权力所控制，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那么这些为自由探索而生的学科将不复存在。
　　从50年代开始的院系调整，尤其是清华社会学专业，是郭于华一直给学生们讲述的一个典型案例。1926年，清华社会学正式建系，规模宏大，师资雄厚，潘光旦、吴泽霖、李景汉都位列其中。
　　当时的清华社会学系被称为“通才制造所”，其培养的学生在各方面都非常厉害，声望日隆。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的摇篮，却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变得岌岌可危。当时，老师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积极地做报告、写信，修改教学内容，未雨绸缪。
　　51年时，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大多被取消了，尽管清华社会学系免于一时的动乱，侥幸得以保全，但一年多后照样没有幸存下来。当时的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而苏联的教育学家认为这些学科都是资本主义学科，社会主义国家只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了。
　　后来，清华的老师们被迫分散到了其它各个学校，反右时期他们无一例外被打成了右派，社会学学科遭受灭顶之灾。
　　郭于华说，权力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变为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社会。这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灭顶之灾。
　　郭于华指出，要建设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必须要培育gongm**，一个由公民自主自觉发起形成的能够自治的社会。在此过程中，学者需要承担的东西非常多，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切肤之痛，不然就不足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正是郭于华从事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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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郭于华 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的重心放对民间丧葬仪式的研究上，就是民间如何办丧事，怎么埋人的问题。她的导师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要选择这个主题。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处于文化热的阶段，丧葬无疑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郭于华觉得一个民族对于生死的观念和理解，实际上是这个民族性格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如何用仪式来体现对于生死的看法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信仰的存在。
　　研究民间丧葬仪式问题必然要往田野跑，往农村跑，在农村调查有关葬礼的种种信息。在这一过程中，郭于华对乡村社会了解的越来越多，逐渐地对农村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得知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正在招人，于是就选择到社科院工作，继续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
　　待到去社科院的第一天，郭于华就遇到了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老陆当即邀请她跟着自己出差，前往东北做粮食增收与农民利益状况的调查研究，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增产不增收。
　　打这开始，郭于华和农村的联系就没有间断过，因为她一直都在这一领域进行着相关研究，一面想维护农民的利益，一面力图解决乡土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到了92年前后，中国的学界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些学者选择出走，下海经商，也有不少人都实现了财富上的成功。留在学术圈的人虽然清贫，但学术气氛还算热烈。同一时期，中国的农民工流动问题成为凸显的社会现实。如果将转型的视野扩大，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等就应运而生了。譬如，东北失业下岗工人的处境；业主维权与社区自治等问题，都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这些问题无一不在表明，中国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而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能给国家转型提供有益的建议，寻找一条合适的转型方向，这也是郭于华一直以来的期冀和诉求。

　　在寻找国家转型出路的同时，郭于华 并没有将底层遗忘，相反，她早就发现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其实缺少了最普通的人，那些植根于乡土中国的村民村妇，所以必须要倾听底层的声音。自下而上的研究才能拨开社会学问题的迷雾。
　　郭于华和其他学者选择了四个村子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她主要负责的陕北骥村，研究时间从97年一直持续到2013年。这个研究过程好似抢救性挖掘文物，从年纪最大的村民开始，从土改的历史讲起，进行口述历史的记录。随着老人的故去，历史的记忆也如黄花萎地，不知所终。谁能说，郭于华用学者的独特眼光记述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是无意义的呢？这些都是她发自内心的学术关怀。
　　在研究过程中，郭于华发现，村民也好、失业工人也好、农民工也好，他们都成为了所谓的社会底层，他们遭受了太多苦难，甚至有人被剥夺殆尽。那么，是什么问题导致了他们的困境？怎样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是一个社会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正义的问题。如果，不用口述历史或某种研究方式关注他们，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
　　诚然，郭于华在研究历程中遇到了个人难以逾越的困境。在书籍出版上，她的口述历史专著《倾听底层》长期受阻，一直被遮蔽的历史不容掀开大布。这就是所谓“研究无禁区，出版有纪律”。
　　现实的困境并没有使郭于华颓丧，她认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学者，首先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绝不附权力，绝不去抱权力的粗腿。其次，你需要收获深厚的学养，不断学习精进，给社会提供真知灼见。再次，你需要坚持一种情怀，一种社会关怀之心，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后，你需要恪守一种内省意识，明白“知无知”的重要性。郭于华坦言，这正是中国学者做得最差的一点。
　　如果这个社会明白人多一点，正常人多一点，总归会使这个社会逐渐变好，郭于华如是说。

　　中国社会可以没有社会学吗？从清华社会学系26年建系，50年代取消，再到1999年恢复重建的经历来讲。这个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现实中，社会学研究并不是不存在困境，有些阻碍甚至会让学者呕心沥血之作无法开花结果。当遇到这种情形时，失落与沮丧难免的，但也许是因为郭于华那代人经历比较丰富，所以她天生带着韧性，总可以在困境中坚持下来。
　　社会学的春天在哪？郭于华回忆起一件往事：早几年时，有社会学的权威人士受邀到中央给高层授课。回来后，去的人就高兴地传达这次经历，甚至有人说社会学的春天到了。郭于华笑言，如果学术的兴废寄托于官方是否青睐，那么学术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自由的，遑论学术价值？如果一个学术是独立的话，又何必沽名钓誉?
　　尽己所能，无愧于心。郭于华帮助得尘肺的农民工进行维权，给国务院写过信，并以曲折的方式递了进去。几个部委的最终作用体现在开了一堆座谈会，抱怨了一些苦衷，事情并没有多少进展；再后来，郭于华与其他九名学者联合为农民工母亲遭遇进言，结果是进言学者挨个被谈话。一向无所畏惧的郭于华说，排除学者身份，首先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她也应该发声，应该有所行动，才能不负良心。
　　你觉得我们还有路可退吗？郭于华在最后发出的疑问不仅针对个人，更针对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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