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性人类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继而在人类学中拓展的一个新分支学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重点聚焦于生产与工作、再生产与性、社会性别与国家。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的概念，研究重点从社会性别差异过渡到社会性别关系。1980年以后，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基于2000～2014年中国女性人类学近15年研究成果的爬梳和反思，为进一步了解和加深对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的认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以期推动中国女性人类学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女性人类学；中国女性人类学；社会性别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前期培育项目“维吾尔族妇女与新疆南疆社会稳定及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QSP06)。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西方亦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人类学，其前身为妇女人类学(WomenAnthropology)。“妇女人类学是随着 20 世纪60 年代欧美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妇女研究于 70 年代产生的”[1](P226)，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 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由此，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的问世是妇女人类学产生的标志。“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2]《女性、文化与社会》 (1974)、《迈向妇女人类学》(1975 )两本书的问世则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到来[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重点聚焦于生产与工作、再生产与性、社会性别与国家。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Gender)的概念，因而女性人类学远不仅停留在倾听妇女的声音和把她们纳入研究中,而是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研究的重点从社会性别差异过渡到社会性别关系[4]。可以说，1980年以后，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视角更为全面，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样。禹燕的《女性人类学》，则是国内学者所著第一部系统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近年来，关于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学界同仁已纷纷撰文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梳理和总结。丁宏《中国妇女人类学研究管窥》[5]、方素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6]、刘世风《女性人类学发展及其中国本土化尝试》[7]、金少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文献综述》[8]、李智环《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9]等研究，对了解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学术动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对2000～2014年中国女性人类学近15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爬梳和检讨，以期推进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发展。
一、国外女性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引介传播
1.对国外尤其欧美女性人类学著述的持续译介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持续关注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和研究转向，不断译介国外女性人类学研究成果，尤其以欧美著述居多。在翻译、引介、传播及吸收的同时，无疑冲击和影响着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和研究论题的选择。依据出版时序,主要译著有：布莱恩·特纳著的《身体与社会》(2000)[10]，该书关注的焦点是都市的、世俗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身体。在前现代社会，为了维护家族权威和长子继承制下的财产分配制，支配身体与控制女性性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女性的从属性质与父权制家庭在历史上的出现不可分，与未成年男子、妇女、儿童处于家长权威下的家庭管束不可分。在当代社会，为了掌握对传统父权制的这种背离，作者提出作为对妇女进行防御约束的“教父主义”这个概念。马元曦等主编、伍呷等译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2000)[11]，认为以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分析和实践 “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讨论的议题。朱爱岚著、胡玉坤译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2004)[12]，基于1986～1990年山东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做出的迥然不同反应，以及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揭示了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在婚姻家庭、就业、参政、社会组织与网络等诸多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运作与流变。宝森著、胡玉坤译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2005)[13]，通过对云南禄村为期10年的追踪田野考察，在追溯以往60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巨变的情境下，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性别问题，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杰华著、吴小英译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2006)[14]，是关于20世纪末加入大规模城市流动——包括流动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农村女性经验的一项研究。在深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试图理解流动者本身是如何体验流动的，聚焦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关注她们谈论那些经验的独特方式，以及那些经验如何影响她们的认同意识、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此书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何在最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的方式，有所贡献。薇尔·普鲁姆德著、马天杰等人译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崇拜》(2007)[15]一书认为，正如地壳运动一样，理论界最富戏剧性的演进与巨变往往发生在某些方面几大理论板块交汇与碰撞的边界。当“四大解放”——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自然压迫的解放——理论终于走到一起时，其震撼力足以掀翻压迫赖以存在的整个理念基础。女性主义理论试图阐释对自然的主宰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必要而艰难的全新前沿。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对社会运动贡献良多，而且也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自然所受支配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在不同的版本中，它涉及了所有四种形式的压迫——性别、种族、阶级与自然。此书意在要发展出一种可以被称为批判性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支，是为女性主义的环境哲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汉斯·利希特著、刘岩等人译的《古希腊人的性与情》(2008)[16]，是关于古希腊社会性爱生活的专题研究，涉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古希腊宗教中的情色因素、同性恋爱的实质和社会作用等。著者认为只要我们能摆脱现代思维的影响，不带一丝偏见地去理解古人的思想，那我们就能领会希腊人崇高的道德——他们的最高理想，即“身心俱美”。奈奥米.R.高登博格著、李静等译的《神之变：女性主义和传统宗教》(2007)[17]，是一本在知识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关于女性主义和现代宗教的书，著者对当代宗教中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现象与观念进行了解读，详细描述了新的宗教浪潮可能为我们男性和女性指出发展方向。玛丽·克劳福德等著、许敏敏等译的《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2009)[18]，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的理论视角，采用案例分析、调查和实验等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解析在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妇女与性别问题。J.M.阿多瓦西奥等著、李旭影译的《看不见的性别——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2010)[19]，描述了一幅有关史前时代的崭新画面，认为女性发明了所有关键性的东西。其意图是在语言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在我们演进为人的过程中，匡正把雌性和女人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的局面。黛布拉·吉姆林著、黄华等译的《身体的塑造——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2010)[20]，聚焦于女性的身体，考察了身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身体是所有社会生活开始的地方，身体是文化的媒介。各种流行文化的规则都书写在身体上。不同的社会群体共享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都在身体层面上表现出来，揭示了在年龄、性趋向、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基础上文化差异的内涵。白馥兰著、江湄等译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2010)[21]，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妇女史，将科技看作是表达与塑造中国文化、社会形态的有力的物质形式，由此考察了宋代至清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技术”，从家庭空间到生活、纺织生产、生育与保健等，分析了科技如何强有力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规则与女性角色。戴斯蒙德·莫里斯著、施棣译的《裸女：女性身体的美丽与哀愁》(2010)[22]，关注女性身体天然已有的生物特征，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审美情趣所促成的对女性身体的人为改变，它引领全球女性重新认识真实的自我。凯萨琳·谢菲著、侯书芸等译的《丛林、性别与澳大利亚历史的重构》(2010)[23]，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入了作者的11篇论文，其中6篇论文关涉20世纪的事件，将视野由澳大利亚扩展到国际范围内，聚焦于全球化与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和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和朝鲜的“慰安妇”问题、奥运会中的女运动员问题等女性主义事。贝弗莉·黛蒙德等选编、谢钟浩译的《音乐和社会性别》(2012)[24]，汇编了14篇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学者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撰写的文章，展示了四个重大主题：社会性别与近期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密切关系，社会性别和其他身份认同的表演性，通过讲述生活故事建构自我或者群体，音乐技术的社会性别化。每篇文章都集中考虑了社会性别认同和音乐认同如何在特定的语境脉络中纵横交错、关联交织、互相影响。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的《男性统治》(2012)[25]，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此书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
总体来看，已有译著以专著居多，有些是编著。讨论的问题，时间跨度之大，从史前女性到当下社会性别，均有关注；区域角度之广，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到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学者，均有著述；研究问题之多，上述可见，不再赘述。从这些译作，我们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倾向可有所了解。
2.对女性人类学学科发展及西方理论本土化的不断探讨
白志红著的《女性主义与人类学》(2014)[26]是新近颇富启发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对于女性研究怀有兴趣和志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解答这些问题的不可多得的教科书，也是国内首次介绍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与人类学发生联系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观点和学术争论的专著。该书所反映的女性人类学异军突起、挑战传统、锐意开拓的学术活力和理论建树，极具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些学者还撰文探讨西方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相关问题。白志红早期所做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2014)[4]，即是其一。该文认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时期：把妇女补充到民族志研究中(1850 ～1920)；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离(1920～1980)；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反对社会性别基于生物性别的观点(1980年至今)。李霞的《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过程》[27]一文，把女性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结构女性人类学：对结构人类学的质疑(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产生后至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女性人类学：对结构人类学的继承(20世纪90年代起)。刘世风的《女性人类学发展及其中国本土化尝试》[28]一文，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学科特点、研究方法。主要涉及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 Women) 与女性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孙金菊的《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研究》[29]一文，把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1)发微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深度田野调查为基础，放弃传统民族志标榜的“绝对客观”态度，代之以主观的生动描述，以妇女为基本立足点，引入性别概念开展研究。(2)发展壮大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一是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深受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二元对立法影响；二是20世纪 80 年代始至中期，女性主义人类学将领域扩展至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3)后现代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分为两大派：唯本论者(Essentialists) 和构成论者(Constructionalists) 。唯本论者以解构主义为方法论，重新探讨女性解放问题；构成论者以解构主义为目的，从根本上解构“男女”的概念。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过程和民族志写作进行反思之外，社会性别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周泓的《女性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建构及其后现代研究》[30]一文，探讨了女性人类学的成长历程、方法内容与争论的课题及成果，主要从相关研究及其建制化与学科形成、生物建构与文化建构、社会性别研究模式、妇女权力与自主研究、后现代主义女性人类学研究等方面予以归纳总结。
此外，马世雯的《女性人类学与摩梭母系文化研究的新进展》[31]等论文，对于我们从更广泛的研究视域认识女性人类学及西方理论本土化大有裨益。
从女性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看，如今，妇女和社会性别已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术语。人类学界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把妇女添加到民族志中、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由上所述，我们对国外女性人类学学术思潮及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国内学者所做的本土化探索，对于洞察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前景，不无启示。
二、国内女性人类学研究论题的扫描分析
在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影响下，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国内女性人类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关于婚恋、家庭、生育、亲属方面的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尹旦萍著的《当代土家族女性婚姻变迁——以埃山村为例》(2009)[32]，基于田野调查，从婚姻主权、择偶标准、婚嫁圈、婚仪、婚姻支付、婚姻居住、夫妻关系几个层面，描述分析了土家族女性婚姻变迁的主线，认为变迁的总趋势是，土家族女性在婚姻观念及形势上表现出对现代化的主动迎求，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无奈弃离。冯雪红著的《嫁给谁——新疆阿村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民族志》(2013)[33]，新疆维吾尔族离婚率居全国首位并且高离婚率主要体现在南疆农村，基于扎实的田野考察，该书从婚姻观、择偶、结婚、家庭、早婚、离婚和再婚几个层面，全面、立体地考察了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是一部系统探索维吾尔族妇女婚姻问题的专著。李霞著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2010)[34]，以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此外，硕士学位论文《婚育文化视角下的壮族社会性别建构——以桂西北一个村落为例》[35]《一个剩女的故事》[36]，都是对婚恋等相关问题研究视角和范围的丰富和拓展。
2.关于女性教育及女性人类学和教育之关联的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是滕星主编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2009)[37]，通过对女童教育理论的系统总结与完善，旨在为少数民族女童受教育权的保障及女童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而努力。硕士学位论文《保安族女童失学问题研究》[38]《社会性别视野下勾坝屯汉族的传统教育研究》[39]，为女性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3.关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
骆桂花著的《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2007)[40]，基于甘青宁三省区回族社区的调查，探讨了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婚姻文化、家庭文化、生育文化、教育文化、宗教文化、社会参与文化，认为甘青宁回族女性文化因其民族形成历程的复杂性、民族聚居的广泛性，使其成为蕴涵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下综合的文化，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调适、重构，并随着文化自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适应。杨国才著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2011)[41]，从性别/妇女角度对妇女相关技艺与知识进行了梳理，展示不同民族妇女各具民族特色的手工艺、服饰制造技艺及知识/经验，打破了少数民族妇女“落后”“没文化”的传统偏见，证实了少数民族妇女的科技创造性，弥补了文化/性别研究领域中有关性别与科技之研究的不足。金少萍著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文化研究》(2013)[42]，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深化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揭示少数民族女性在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使她们所拥有的智慧和知识系统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有助于各族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一些有关女性与宗教的研究，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的内容。唐嘉著的《东晋宋齐梁陈比丘尼研究》(2011)[43]，是一个学术界目前未曾充分展开的新颖话题。本书以东晋宋齐梁陈比丘尼研究为基础，试图展示并说明特定社会及文化语境对宗教的影响，认为佛教作为当时的外来宗教，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女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论藏传佛教对藏族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等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西道堂妇女——一个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女性人类学研究》[44]、硕士学位论文《昌吉回族女性朝觐的人类学研究——女阿吉群体的个案调查》[45]《喀什市浩罕乡艾孜热提村维吾尔妇女的宗教生活调查与研究》[46]《维吾尔族妇女吐峪沟麻扎朝拜活动研究》[47]等，对女性宗教生活、女性与宗教的相互关联，既有理论探讨，也有案例分析。
4.关于女性身体、日常生活、生存状况的研究
一是对女性身体的研究。黄盈盈著的《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2008)[48]，立足于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访谈，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主要从女性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女性对于“性”“身体”等相关概念的理解与实践，立意和创新在于以“当今中国具体情境中的身体研究”为出发点，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构建的身体与性的关系”为分析点，发展“性”(uality)研究的“主体构建”思想。硕士学位论文《乌鲁木齐维吾尔年轻女性时尚与消费行为的人类学研究》[49]，《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躯》《主体与客体的双重陷落——后现代文化中女性身体的消费现象》《“身体”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摄影中的诠释》等论文，都是对女性身体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后现代女性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是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研究。沈海梅著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2001)[50]，在详细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综合分析，勾勒出远古至元代云南各民族妇女生活的状况，着力论述了明清时期云南各族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和年节娱乐等。透过明清时期云南各族妇女生活的历史画卷，作者从新的角度审视云南社会变迁，颇多新意。赵明湄《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2011)[51]，根据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口述史的笔法记述了当地最年轻的女达布十年走婚故事和三代女性的母系家庭生活史，呈现了泸沽湖在日益进入大众视野后摩梭文化的存续变迁。硕士学位论文《母亲的资本——一个壮族养猪妇女的生活史研究》[52]，以广西南宁市双义村为田野点，考察了一个壮族养猪妇女的生活史。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2011)[53]收录《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一文，记录和分析了陕北骥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和记忆，以及这些记忆所表达的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涵。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的途径，因而也带给她们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硕士学位论文《农村达斡尔族妇女劳动生活及其变迁研究——以宜和德村为个案》[54]《都日布乐吉嘎查蒙古族女性生产劳动变迁》[55]，是对少数民族女性劳动生活的个案研究，对促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和少数民族女性自身发展，有一定的参考。
三是对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妇女的生存与发展以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孟宪范主编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2004)[56]一书，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劳动经济学等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家庭暴力、女性就业、性骚扰、女性安全与健康、互联网与女性、新时期保姆与雇主关系等当今女性生存中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转型背景下当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状况。朱慧珍主编的《女性生存状态透视——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2013)[57]，基于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24位女性的口述史，可透视广西少数民族女性艰难而又多彩的生存状态和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以及广西少数民族风俗与特色。博士论文《索玛花的叙事——四川凉山彝族女性研究》[58]，呈现了凉山彝族女性生命历程各阶段所面临的境遇与抉择，从而引起更多人来关注凉山彝族女性的生存境遇。
5.关于女性角色、女性地位与女性发展的研究
女性地位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张宏宏著的《平地女性与山地女性——大理地区不同生态环境下女性地位的变迁》(2011)[59]，认为大理平地女性与山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所处的地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的产生与不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386199”群体应运而生。硕士论文《丈夫进城之后——贵州M寨侗族留守妇女地位研究》[60]，对其中的“38”——留守妇女群体进行调查，调查认为丈夫的外出务工给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和社区生活、个人身心发展等带来巨大影响，留守妇女的地位较丈夫在家时有一定的提高，但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进一步发挥留守妇女在家庭、社区中的积极作用，舒缓留守妇女的身心压力，将有利于留守妇女更好地发展。
杨凤著的《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2007) [61]，以社会转型时期妇女问题为切入点，根据社会转型时期凸显的热点问题，围绕当代中国女性发展问题，就什么是合理的女性发展，女性发展的审思与追问，中国女性发展的进程、成就与局限，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的主要特点，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的实践途径：从战略性路径、实用性对策、女性赋权等方面提出了当代女性发展的实现方式。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的专著。李智环著的《经济组织中的维吾尔族妇女》(2011)[62]，从女性人类学视角探讨市场经济大潮中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经济行为的变化，研究了“恰依”“蔬菜协会”“杏子协会”三类经济组织在她们行为变化中的作用，揭示了参与经济组织活动对传统维吾尔族妇女思想产生的影响，指出三类经济组织中维吾尔族妇女发展的路径，从中可洞察经济组织与妇女发展的关系。孙金菊的博士论文《乡村回族妇女疾病与健康的人类学研究——以下阴洼村为例》[63]，从女性视角关注回族妇女健康问题，考察回族妇女健康与地理、环境、性别、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回族妇女健康与妇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张翠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研究——基于女性人类学的视角》[64]，是一项汇集了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通过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政治参与状况的研究，进而探讨少数民族女性生存状况和权益保护问题，使之更有效地指导实践，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女性的进步与发展，实现她们真正的解放。
6.关于女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吴小英著的《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2000)[65]，关注性别、科学、文化这些与人类自身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展示女性研究在科学领域的主要工作及其影响，以当代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激进派为代表，同时通过它与自由派的争论及向后现代的转向趋势勾勒出女性主义诠释的多元而共通的整体面貌，以期加深对性别与科学、西方女性主义与主流文化和传统知识图式的理解。谭琳、陈卫民著的《女性与家庭》(2001)[66]，力图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女性与家庭问题做出社会人口学的分析和解释，认为讨论妇女与家庭问题，既会为21世纪的人类生活中仍存在深刻、顽固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而感到沮丧，同时也会因看到妇女发展的成就而坚定信心与希望。王子今著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2004)[67]，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解读历史问题，是一个新领域，民族学、民俗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交叉、多种史料融汇，透射出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一种走势。徐安琪主编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研究》(2005年)[68]，是对性别问题所做的动态考察，展现了女性与文化变迁、女性与经济变迁、女性与当代社会，以及女性本身在表述和塑造上的一些问题。佟新著的《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2005年)[69]，是一部跨学科的大学本科教材，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影响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沈奕斐著的《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2005)[70]，对于社会性别理论做了归纳性的梳理，力求包括社会性别可能涉及的各个话题，并予以分类概述，指出性别问题并不是一个女性问题，男性同样也在社会中被规训和制约，解放女性同样意味着解放男性。李小江著的《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代表作导读》(2006)[71]，源自作者的读书笔记，按原著出版时序，以读书笔记的方式评介近代以来女性/性别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及作者。从近代女权主义开篇作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奠基作，到晚近的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不仅展示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中女性／性别研究的历史进程，也使读者领略到这一领域的多元视角和多个方向上的社会作为，对任何一种强势学派可能出现的话语霸权都是必要的校正和补充。不仅具有理论导读作用，亦有文献阅读价值，至今仍有启示。方刚、罗蔚主编的《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2009)[72]，是中国学者较早的一部全面、综合讨论社会性别和生态关系的原创著作，全面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渗入与作用，不难体察女性主义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努尔古丽·阿不都苏力著的《维吾尔族城乡女性比较研究——以切克曼村与乌鲁木齐市为例》(2011)[73]，基于实地调查，从教育、婚姻文化、家庭文化、生育文化、宗教文化、政治参与层面，对城乡维吾尔族女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她们在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上、在思想和意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她们在传统观念的保持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沈海梅著的《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2012)[74]，是一本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性别的民族志，首次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族性与认同实践。认为归属的性别政治将少数民族女性的民族身份作“自然化”的归属划分，女人归属于她们的男人，因而归属于她们所属男人的社会，而最终自然地归属于国家。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及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旨在实现对有差异的少数民族社会进行“父权制”标准化改造，扩大了父权政治在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力，重塑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性别关系。
三、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展望
1.中国女性人类学不等于国外/西方女性人类学
在女性人类学形成之初，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在这一论断的牵引下，女性人类学不断得以拓展和传播。从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看，自女性人类学产生起始，国外尤其欧美或者说西方女性人类学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于非西方国家产生影响，自不待言，中国也概莫能外。中国和西方学者开展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及面临的社会现实迥异，国情不尽相同，因此，在翻译关注、引介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时，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引进、传播和吸收，而非食洋不化，囫囵吞枣，来者不拒。国外一些基本的学科理论，值得引进，供学界共同甄别、研究、实践和更新，在翻译引介国外成果时，应当注意对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和发展的有效性，避免“水土不服”，和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2.中国女性人类学应当研究什么
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这已为学界所共知。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女性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女性人类学远不限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已看到，研究者从各个层面进行着各种尝试和探索性的研究，包括学科的相互渗透、方法的综合运用、视野的交错共视。面对研究状况的五彩缤纷，中国女性人类学到底应当研究什么？这始终是我们必须捕捉和把握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动态地去看待和思考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既要放眼国外，更要立足中国本土。正如有学者所言：“……本土的研究当然重要；前人理论的参照和对话固然必须，然而批判和挑战也许更有意义。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研究也足够吸引国外学者的眼球，我们的某些学说也能够让人们持久地保持兴趣；如果有一天，有人再次研究‘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在其回顾前人的研究时不再只是讲述西方学者的理论，而是有中国学者的理论添列其中，那就是本土化了。”[26](序P4)因此，强调中国女性人类学的本土实践是时下的研究趋向之一。
3.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必须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
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必须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才有坚实的希望和出路。一方面，这是女性人类学学科特点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女性人类学本土化实践的需要。中国有56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我们从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我们还没有充分挖掘和使用如此广阔的田野，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研究。
4.中国女性人类学可能的努力方向
从学科角度看，中国女性人类学亟须产生一本适合中国本土的具有可读性和指导性的类似教科书的新的《女性人类学》著作。禹燕的《女性人类学——雅典娜1号》是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此著问世已近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有很多可填补的内容，这也是对知识的一种更新和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从研究内容看，中国女性人类学已有研究的丰富，表现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些选题明显带有国外影响的痕迹，却并非主流。国外学术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值得关注与借鉴，但不能亦步亦趋。毕竟，在国外尤其西方国家备受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未必是中国学者要关注和担当的学术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生态移民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民族地区广大移民尤其牧区移民搬迁后，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一直是伊斯兰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样是中国女性人类学不容忽视且需长期关注和有所挖掘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带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较之邻国边境地区，中国边境地区经济条件更好，导致大量东南亚各国妇女选择与中国边境地区居民通婚。随着大量跨境新娘的涌入，边境跨国婚姻中的家庭问题及妇女的处境、需求等都引起关注，有待深化实证研究，以便依法治国，依法治边，巩固边境和谐与稳定[75]。诸如此类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都是中国女性人类学界需要敏锐洞察和开展的研究内容。
从学者群体看，可适当借助科研院/所相关研究机构或专业委员会及有关学会，在学界奠基者的引领下，带动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和发展，薪火相传，促进学科梯队的发展和完善，重视研究的连续性、完整性、多样性和多元化。无论研究选题或方法，女性人类学都将涉及女性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文化学，甚至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基础知识，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自然是一种多彩的呈现，以女性人类学为主轴，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是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格局。因此，充分促动中国女性人类学多学科研究者开展研究，是广大学者的责任和策略。
从研究方法看，中国女性人类学亟须形成和完善有自己特点的研究方法。应当积极探索实践以“人”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以“中国女性”作为思考的聚焦点，以“中国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辅之以女性主义的口述史方法，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倡导多撰写有分量的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从应用前景看，有效扩展人类学的现实应用，是中国女性人类学发展的未来方向之一。研究不能束之高阁，只有落到实处，才有现实意义。确如仍有“先锋”锐气的禹燕所析，当下，寻求人类学的应用契机已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应用人类学对现实的推动作用已体现在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多元文化教育、跨国企业与贸易、外交与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76]近年来，中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从性别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因此，借鉴西方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国应用人类学的现有成果，使女性人类学以积极的行动姿态介入社会领域，提升女性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将是女性人类学发展的未来方向之一，其中，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是与女性人类学关联度最高的学科。从医学人类学关注性别与健康、从教育人类学关注教育与性别公平、从生态人类学关注性别与生态文明等议题，都是女性人类学前行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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