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发生于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活动，是近代以来“女权”观念和民国时期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等影响下付诸实践的，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女性在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妇女训练
民国时期的妇女训练是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逐渐兴起的“女权”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此后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全国各地推广。在新生活运动实施过程中，中央专门设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出任总会指导长，总会设九个组，而训练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各省、县及海外也设立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各机关还设有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妇女训练即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妇女训练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被提到了事关抗战胜利的高度。而随着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了解和掌握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状况，从而通过训练提高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妇女的各种素质，在当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当时有人所言：“无论就边疆或全国的建设事业着眼，边疆妇女的地位都很重要。不要以为她们是默默无声的一群，而小视她们，时间会证明，她们不但能成为边疆社会的中坚，也能够作全国社会的中坚。”[1]当然，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有了解之后，当时的人们大都认为，要发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妇女的重要作用，关键的一环就是对她们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
一、民国时期关于西南边疆妇女的认知
长久以来西南一直作为国家的边缘地带而存在，西南地区的妇女则更是作为边缘地带的边缘人群，很少被外界所了解和认知。然而，随着政府工作人员、传教士、知识分子、调查人员等逐渐进入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妇女的生存状况、社会地位、性格特征等开始被宣传报道和研究。特别是随着抗战军兴，大批知识分子和知识女性大量进入西南之后，通过实地调查他们对西南地区妇女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可以说，在外界看来，西南地区的妇女优缺点明显。一方面，纯朴、勤劳可以说是她们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保守性极大、羞涩心极强，目不识丁，安于现状也是她们具有的特质。
在藏区考察的于式玉认为：“惟有藏民妇女，是与大自然同体的！在生气勃勃的时候，有生气勃勃的样子，兴高采烈的时候，有兴高采烈的样子，绝无矫揉造作令人莫测的态度。她们真是天真活泼的典型人物，同时体格健壮，各种劳力的工作无不胜任而性情愉快，实在是妇女界的模范。”[2]在康巴藏区生活了30年的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e）也看到：“妇女为家庭之主人。仓储之钥匙，即为主妇所掌握。主妇几于单独担任家庭及田亩间之事务。”[3]同样，在西南其他民族当中，辛勤劳作，不知疲倦也是她们的显著特点。“在丽江，没有一个女子或姑娘是懒惰的，她们从早到晚都在做事。”[4]在大理，“除了犁地这项艰苦的活由男人来做之外，女人和男人干一样的农活。女人在田间除草、锄地、插秧，还协助男人收割，并把收割的谷物运回家里。赶集通常也是女人的事，她们背着要到集市上出售的商品到城里，在那卖上一整天，直到夜晚来临时才带着钱返回村子。已婚和未婚的女性都要从事这些工作。民家的女性非常强壮，在中国其他地方只有男人做的苦力活，她们都干。”[5]在川西，“至于女子，就终身作打柴、种地、挤奶一类的工作。”[6]总之，“边疆妇女出身于物质条件简陋的社会里，不知道穷奢极欲的享受，也不爱慕繁华和虚荣，她们安心于平凡、勤俭、刻苦的生活，在边地男人很多在家过安静幸福的日子，而妇女们必须忙于工作，全部家庭的事情，放牧与庄稼的经营，甚至于政府派的差事，替公家服役都由妇女们担负。”[7]
在家庭中，西南地区的妇女能独立谋生，为家庭的重心，往往是当家人；在经济生产方面，西南地区的妇女大都占有主导地位。藏民妇女除去养育子女之外，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都担在她们的肩头，其经济支柱牛羊的经营都由妇女来完成。[8]纳西族妇女学习商业的各种复杂情况，商人、土地和货币兑换经纪人、店主和生意人都由她们来担任。“苗夷妇女的生活环境艰难，苗夷妇女一生的生活总是劳动的，她们的职业是生活的，她们的经营能力常超过男子，而她们自身的享受却远较男子们菲薄；她们不但自己有经济独立的能力，而且在家庭经济，社会经济上俱占着重要的地位。”[9]由于看到太多的劳动场景，甚至有研究人员认为：“苗夷妇女天赋其有为劳动具有的体格与才智，她们劳动的部门众多，主要的家事与耕种稻麦杂粮外，打草鞋，纺布绩麻做衣裙，绣花纹，撷猪菜，舂米、磨稗、磨荞、磨包谷等家用；采水芹，采蕨菜，折茨藜、山楂、红子、毛栗、煤炭、柴草、河鱼等挑往场市易钱。”[10]总之，调查人员看到的是西南地区的妇女她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忙个不停。因此，即使是政府调查人员亦称，虽然“苗民男女不但待遇一律平等，且富有互助精神”，但是妇女除了生产后三日之外，即无闲暇之日，而男子有时则有休息的时间，故而妇女易于衰老。[11]
面对上述情形，外来的观察者一方面把辛勤劳动作为一种美德，对具备这种美德的西南妇女进行赞扬，她们“可说在中国，是最坚苦耐劳，最自重自立，于社会，于国家，是最有贡献，最使我们敬佩的妇女了。”[12]另一方面，外来人员也意识到西南地区的妇女无休止的生产劳作，为家庭承担各种责任的同时，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却往往不及男子。民国时期，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纳西族中就看到：“妇女不能在男子面前坐下或与她们一起吃饭。同样妇女从来不睡楼上或在那里呆很长时间。她们传统地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东西，在男人头上走动是错误的。”[13]在彝族社会中，“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表面上看，似乎是平等的。黑彝家庭中都有娃子担任劳动，主人夫妇都较悠闲。白彝夫妇都共同工作、共同起居。大部分的宗教活动，妇女并不回避。家庭经济几乎完全由家妇主持。但这些仅仅是一方面。从本质上看，他们的地位仍然是不平等的。第一，妇女不能参加家支会议。第二，妻子除对自己的私房可以自由处理外，对丈夫的和他们共同劳动所累积的财产，没有主权且不能继承，充其量只能代为管理罢了。第三，男子可以自由重婚或‘转房’，女子就受遵守片面贞节的义务的束缚，不许有婚外的性行为。第四，丈夫在家中的威势权力一般总是超过妻子，一切重要事情都要由丈夫来决定。……总之，一个妇女既没有财产的处理权和继承权，又没有人身的自由权。对夫妇道德标准的要求，女方又分外严格。这些都标志着夫妇地位的不平等。”[14]傣族妇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却不能完全平等。男子可以做和尚，妇女却不能做尼姑。因此不能受到教育，也就不认识字了。庙中有盛大的集会时，妇女只能跪在下方，静听大和尚讲经说故事，或者围在庙外面，凑凑热闹而已。那些庄严的仪式，是没有她们的份儿的。”[15]同样在藏族社会中，“给本村或本部落的保护神献燔祭（藏名‘煨桑’）。这仪式都是由男子来主持，女子根本禁止参加。”[16]
可见，在考察、研究人员的眼中，西南民族地区的妇女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比如在家庭里面可以说她们是一家之主，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她们是家庭的奴隶。为了解决这种西南民族地区妇女身上的矛盾性，在精英人士看来，需要采取措施在发扬她们的优点的同时，减少乃至消除她们所具有的或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缺点或不足。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国人看来通过训练，发扬西南民族地区妇女的优点，改正其不良习尚，提高其综合素质，于个体而言，有助于促进男女平等，于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妇女训练的实践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活动，既有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也有宗教组织主持开展的。在训练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一）西南边疆各省的妇女组织及妇女训练概况
云南省除有省一级的妇女会外，在许多县也成了相应的组织，如在宜良县有妇女励进会，其他建立妇女会的县有晋宁、昆阳、嵩明、安宁、澄江、陆良、弥勒、寻甸、富民、曲靖、宣威、平彝、泸西、石屏、建水、个旧、楚雄、广通、牟定、镇南、祥云、弥渡、凤仪、武定等。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领导下，“本省妇女运动，历年遵照中央法令，选派女同志组织省妇女会、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截至三十四年止，计成立省妇女会一处，省妇运会一处，县、市妇女会三十五处，县妇运会九处，曾举办省、市、县妇女民众学校计十余班，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组织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作尚有成效。”[17]民国三十二年，昆明市妇女会还组织失学妇女80人，训练了三个半月。
四川省在抗战时期有妇女团体71个，会员人数12643人，其中会员训练人数达1716人。至民国34年时，四川省有妇女团体13个，会员数1813人，省妇女会有会员1542人。四川举行的妇女训练有工厂服务人员讲习班、乡村服务人员讲习班、荣军服务人员讲习班等妇女训练活动。并且，全国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还在四川先后组织了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如1939年，举办的这期训练班。“参加的人从初中程度到大学肄业的全有。180余人中四川籍的占3/5，年龄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岁。第四期实际上课时间不过6周，分6个组学习，课程比第三期还添了漫画和会计常识。”[18]
在西康，由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夫人杨蕴光女士亲自指导，创办了“西康各界抗敌后援会妇女教育补习班”，该补习班每期共收80余名妇女训练，依程度高下，分甲乙丙三班，训练时间为四个月，抗战时期第一期已有甲班毕业。
贵州省在省会有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与干训团合办的妇干训练班。而在炉山、镇宁等多个县都有服装改良培训、缝纫技能培训等活动。
广西省党部南宁妇女协会也组织了一些妇女培训活动，并且在培训的过程中，请警察维持训练班秩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于1942年成立了妇女工作促进会。该促进会的宗旨便是以“基督服务精神，唤起国内外人士对于边疆妇女工作之注意，共同推进边疆妇女工作，培养、训练有志边疆服务之妇女从事实际工作，并联络边疆妇女，促进民族团结”。[19]为此，促进会还专门成立了事工委员会，其下即设有训练组。其工作主要在川西和西康展开。其妇女训练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疆服务部在川西和西康各地创办的学校中专门开设有成人妇女班，这些成人妇女班；第二，开办妇女卫生讲习班；第三，开办妇女手工练习班和妇女纺织训练班。
（二）妇女训练的方法、内容和目的
在训练方法上，从制定的一些训练计划来看，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举办培训班，集中训练；二是采用家庭循回教师制度，教师入户培训。从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常见的是举办培训班集中训练，入户培训的情况很少见。
在训练的内容方面，因主主办者、举办时间因、举办地点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全国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在西南边疆地区直接举办的训练班，其课程和训练内容包括：农村经济、战时儿童教育、抗战形势、宣传技术、妇女问题、妇女组训、乡村服务、街头话剧、伤兵教育、民众生活改进、新运要义、军民合作方法、吃西餐、漫画、会计常识、救护等。由西康政府组织妇女训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识字，培养读写能力，二是增进妇女的工艺技能；三是家事管理。“妇女教班设班长一人，由刘夫人充任，负规划指导之责；下设教务，训育，军事主任各一人，教职员若干人。课程之编排，全以上述数种为准。授课时数，因顾及学生家庭关系，每日仅训练三小时，学习兴趣甚浓，工作极为紧张。”[20]为了配合全国军民的抗战，西康的妇教班还专门负责排练和表演抗日反奸剧，如《生死关头》、《在烽火中》、《察北的风》、《我们打冲锋》等。四川省的妇女训练班学习内容包括三民主义、领袖言论、新运要义、劳工法、劳工问题、社会问题、服务技术、卫生、社会服务等。贵州芦山县政府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其课程包括缝纫、刺绣、纺织、图画、音乐、体育等科目。广西省党部举办的妇女培训班，其课程包括家政常识、卫生常识、育儿常识、公民常识、改良风俗常识等内容。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开设的成人妇女班，教学内容包括读书识字、农业常识、针线手工、毛线编织、卫生常识等
总体而言，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涉及什么内容，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开展的妇女训练活动，特别是由西南边疆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的妇女训练其直接的目的大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识字和扫盲。在追究西南地区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低的原因时，在许多人认为，缺乏教育和必要的训练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西南边疆地区开展服务工作的教会人士看到，由于西南边疆文化闭塞，故而“一般人民的知识自然较内地落伍，边疆妇女更不能例外。”[21]从事研究的人员也发现“边疆妇女，因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简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下层阶级的妇女，几乎全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一种极端可悯的现象。”[22]因此，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最直接的目标之一就是识字和扫盲。
第二，增加生计技能。在时人看来，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终日劳作不休，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生产力落后，生计技术简单和单一。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因地制宜地开展编织技术、纺织和缝纫技术，以及农牧生计技术的培训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
第三，改革生活习尚。在主持妇女训练工作的人眼中，西南边疆地区的底层妇女患病不去就医，缺乏卫生常识，健康状况恶化；穿着的服饰多种多样，既有不利于日常生产的方面，也不利于统一国族的建设。而上流社会的妇女打牌、吸烟、染发等情况较为普遍。这就情况，都是妇女训练工作力图去解决的。
第四，增强国民意识，培养参与抗战的热情。在西南边疆地区从事调查工作的学者就认为：“今后如何发扬苗夷妇女的特质，使她们亦参加抗战建国事业，这是当前应该推进的一项妇女工作。”[23]为此，学者就建议从培训教材入手，围绕抗战建国的目的来设计。认为提供给少数民族妇女训练的教材，其内容一是要合于现实，用沦陷区妇女被蹂躏的情形和战地将士英勇抗战的实况来感染她们，从而促使她们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二是用有趣味的解说来破除迷信，让她们坚信日本人可以打退，飞机的轰炸可以避免，主动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三是破除读书无用的思想，在课本中强调女人也是人，女人也是救国的重要分子。[24]
三、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开展妇女训练的实质分析
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妇女训练的实施，不仅受当时“女权”观念的影响，而且与当时国人对西南地区妇女特性及其与国族建构、抗战和国家建设等关系的认知相联系。
（一）清末民初以来兴起的“女权”观念影响下的一种实践
清末在梁启超、马君武、金天翮等人的译介下，“女权”观念渐趋普及。此后在林宗素、陈撷芬、秋瑾、张竹君、何震等女性的推动下，女性如何解放自己、女权与人权、女性与民族国家等问题又有了深入的讨论，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男女平等、女性解放、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结婚等主题，都成为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内容。无疑，这些“女权”观念起初其影响大都停留在思想层面，影响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知识阶层。但随着人们对女性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把一些“女权”观念付诸实践，成为一种趋势，而其中最基础的就是教育和训练，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妇女训练即是这种实践的一种尝试。
（二）追求现代性的一部分
正如有学者所言，清末民国时期，“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是手段，强国是目标。”[25]显然，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活动，是时人从妇女问题入手，逐渐实现西南边疆地区，乃至全国现代性的一种努力。因此无论是训练吃西餐，还是引进现代医疗卫生观念，都是实现现代性的手段。
（三）同化边胞、构建国族、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
民国时期，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治边的关键在于同化边疆民族，而同化边疆民族的关键在于边疆妇女。如果边疆地区的妇女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到社会人伦等制度方面，再到风俗习惯等精神方面，如果都能统一，那么就能真正实现同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国族建设目的。然而，由于西南边疆妇女十有八九不识汉字，为了建立统一的国族，就必须从教育入手。如在民国时期贵州的炉山县（今凯里市）“边胞人口要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八十强，计有苗、猺、革、西苗、木狫等五种，而以苗胞人口为最多。各种服饰各异，语言、习俗亦不同，除了男胞大都能操汉语外，女子能言汉语者不及十分之一。谈到共同进化与改良习俗，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只有待于教育之普及。”[26]即使是基督教教会组织对于其在西南边疆开展的包括妇女教育或训练在内的教育活动，也声称“本工作目的在提高边民文化，化除民族隔膜，灌输国家意识。”[27]
（四）塑造合格的“国民之母”
清末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的‘弱势’象征性地投影到缠足女性，从而，强化中国问题和强化中国女性问题被认为是表里一体的。”[28]特别在抗战时期，在时人看来，“妇女训练，在全民动员中实站着极重要的位置，因为她们是家庭的维系者，未来主人翁的养育人，加之她们对丈夫的意志，行动，多少有支配和决定作用；若果妇女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没有民族解放的迫切感觉，没有敌我区分的基本认识，仍拘限于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家族观念，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下，必致厌恶战争，恐惧战争；厌战与惧的结果，必致被妥协投降的汉奸理论所说服，麻醉；那么，她们的柔情和眼泪，就很可能地软化前线的战士，灰颓预备的壮丁，和带坏我们下一代的国民，影响之巨，实属惊人！”[29]显然，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活动是塑造合格的“国民之母”的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论
对于西南边疆地区妇女训练的这些实践活动，人们不仅要问，训练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等问题。无疑，在当时参与西南边疆妇女训练工作的人员看来，训练工作使妇女在生活习尚、日常卫生、着装、受教育状况、生活技能、与外界交往等方面均有了良好的改变。如参与广西家庭妇女训练的人员就认为广西省家庭妇女训练第一期结束后，妇女日常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城市妇女的打牌、吸纸烟等不正常消遣都已革除，家庭卫生及公共卫生也有了显著进步。[30]而贵州镇宁县妇女自民国二十五年接受社会教育以来，自动改良服装的人数不下五千。[31]
总体来看，在客观方面，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西南边疆地区妇女接受过训练的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仅就识字这项工作而言，西南边疆地区人口整体的识字率就很低，而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如“1939年贵州曾举办少数民族的人口调查，38县接受调查结果，包括松桃、威宁等‘边远地区’，发现1233174人中，仅66082认识汉字，约为5.4%，识字率最高的安顺地区，得12%（受调查人口2985人，识字者370人），识字率在3%以下的有九县（修文1.7，郎岱2.9，铜仁2.5，荔波2.3，毕节1.3，黔西2.6，威宁2.7，盘县1.1，普安2.7），在如此低落的识字率下，少数民族有快速的变迁，是不可能的。”[32]；在主观方面，西南边疆妇女忙于劳作，难得有闲暇参与训练，参与训练的主观意愿并不强烈。也就是说，虽然，清末民初以来兴起的“女权”观念也逐渐波及到了西南边疆地区。但是，由于交通梗阻、文化差异、学校教育滞后等原因，在整个民国时期，女权主义对西南地区的妇女实际影响并不大。
总之，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训练活动虽然看到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但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却回避了男女平等问题，以及两性关系的改革问题。施行于西南边疆地区妇女的识字和扫盲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受教育状况；也促使少量妇女产生了争取平等，追求自我解放的意识，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要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妇女进行同化，是站在国家男性的角度来推行女性的解放。如生计技能的培训，事实上加重了妇女负担整个家庭的经济的责任，使原本就终日劳作不息的妇女还要担起建设国家，重塑国民的重任。
当然，通过这些训练，政府加深了对西南边疆民族的了解。正如在贵州炉山县主办边胞妇女职业训练班的县长陈樵荪所言：“从前提到苗夷人们便联想到‘蛮横’、‘粗鲁’、‘笨拙’、‘没有理智’等类的字样，但就三月来训练的结果，觉汉苗之别，仅是在教育程度，而不在天资，更不在理性，其有许多优点，竟为汉胞多不逮的。”[33]无疑，类似这样的认识有助于民族平等关系的形成，也有助于政府合理解决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
注释：
[1]冯云仙：《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载《边疆服务》第15期，1947年3月，第3页。
[2] 于式玉：《藏民妇女》，原载《新中华》复刊第一卷第3期，1943年，转载于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3] 法国传教士古纯仁著，川大教授李哲生译：《康藏民族杂写》，载《康藏研究月刊》，1949年第4期。
[4] [俄]顾彼得著，李茂春译：《被遗忘的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5] [澳]C.P.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36至37页。
[6] 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7月版，第49页。
[7]冯云仙：《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载《边疆服务》第15期，1947年3月，第2页。
[8] 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9]陈国钧：《苗族妇女的特质》，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0页。
[10] 同上，61页。
[11] 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贵州苗民概况》，1937年4月，第77页。
[12] 陈国钧：《苗族妇女的特质》，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59页。
[13] [俄]顾彼得著，李茂春译：《被遗忘的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14]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35页。
[15]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08页。
[16] 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17]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1985年12月第1版，第 371页。
[18] 刘清扬：《会议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载《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8期，第4至9页。
[19] 邓杰：《“社会福音”与边地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使工》，载《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296-202页。
[20]克寒：《妇女训练在西康》，载《康导月刊》，1939年9月。
[21] 冯云仙：《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载《边疆服务》第15期，1947年3月，第2页。
[22]克寒：《妇女训练在西康》，载《康导月刊》，1939年9月。
[23]陈国钧：《苗族妇女的特质》，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2页。
[24]陈国钧：《怎样训练苗夷妇女》，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56页。
[25]王政.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文汇报》2003年1月16日第006版。
[26] 陈樵荪：《炉山边胞妇女的职业训练》，载《边铎月刊》，第4期，1946年6月，第22页。
[27] 刘龄九：《关于工作检讨的几点概括意见》，载《边疆服务》，1943年第1卷第4期，第22页。
[28] 【日】须藤瑞代著，【日】须藤瑞代、姚毅译，宋少鹏审校：《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171页。
[29] 克寒：《妇女训练在西康》，载《康导月刊》，1939年9月。
[30] 向尚等著：《西南旅行杂写》，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82页。
[31] 《镇宁县边胞概况》，载《边铎月刊》1946年5月，第2-3期合刊，第25页。
[32] 张朋园：《云贵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及其限制》，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1994年3月版，第266页。
[33]陈樵荪：《炉山边胞妇女的职业训练》，载《边铎月刊》，第4期，1946年6月，第24页。
原文发表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2辑，2013年6月
作者简介：朱映占，男，汉族，云南曲靖人，1977年9月出生，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宗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