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竣工之际发生的巫术摄魂恐怖事件
转引自：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17480
一桩发生在南京的摄魂谣言，引发了市民持续近两个月的大恐慌。而此时，正值国民政府兴师北伐的敏感之际，作为新首都重要政治象征的中山陵，却被卷入了妖术风波。
1928年3月，江南刚刚进入煦暖的早春。
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许多十岁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悬挂上了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歌诀。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快快回家转，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当”。
市民们传言，有人正在收摄孩童的灵魂。在孩子们身上佩戴这种被称作“石和尚”的符咒红布，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魂魄被摄走。
■ 妖妇摄魂
自从上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南京作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别市宣传科在报纸上刊发标语，号召市民们帮助市政府建立“艺术化”、“科学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关一带的姚张氏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坐马车去了城东，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当晚，孩子开始发烧。姚张氏以为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气，便请大夫抓了驱寒的药。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烧不退，开始呕吐，身上还出现了类似淤青的斑点。姚家人开始惊慌。姚张氏原本是姚家女佣，因少奶奶没有生育，做了姚家少爷的二房，这才为姚家添了一个男丁。当他们得知姚张氏头天带小孩去了城东，顿时感到大祸临头。一向很少出门的姚张氏，不晓得南京城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据说，从1925年开始修建的孙中山的陵墓即将完工，石匠需要160个童男和160个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龙口。为了得到这些童男女的灵魂，市政府正在进行户口和学龄前儿童调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时辰报上去。南京东门一带，已经有好几个孩童被摄走灵魂而夭亡。姚张氏的儿子三天后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绝。街坊邻居对此更为恐慌，中山陵摄魂的谣言逐渐在全城蔓延。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进行二次北伐，翻看这段时期南京的报刊，充斥着政府的北伐宣传，头版社论，宣言标语，以及军事胜利的消息。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频频受到国府嘉勉，3月23日，他写下《北伐与民众》 呼吁民众支持北伐，这场战争“不特本党的成败所关，实为我国的兴亡所系”。
4月初，南京城里的摄魂谣言有了新内容：前方需要阴灵助阵，所以政府派了许多妖妇出来施行妖术，摄人灵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妇，身边携带着药瓶、符、小针等摄魂工具，出没于南京的大街小巷，随时准备走向无辜的受害者。
4月13日傍晚，南区剪子巷育婴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被一个妇人用手一指，她觉得头晕，至今卧床不起。这个名叫倪王氏的妇女当场被巡逻的警察带走。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还接收了一起摄魂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后者指责她使用邪术，摸了她儿子的头部之后，她的儿子就开始发热。
两天后的一出摄魂事件让谣言变得愈发可信，在市民间引发了更大的恐慌。
白兰花家住闸口，她八岁的儿子在街口与伙伴们玩耍。有一个妇女走到他身旁，摸他的头，问他叫什么名字，还给了他三块面包。然后，这个妇女转身离去。孩子的脸色立刻变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动弹，身体僵直。愤怒的路人追赶这个邪恶的妇人，终于在摆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警局。警察从她身上搜出了两个玻璃瓶，里面分别藏着红色和绿色的丝线、纸人。这个妇女身上，再没有别的东西。这位妇女说，她收一个人的魂，要花费50元，如今她所收灵魂已经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谣言四起
南京的空气中都是谣言的味道。
市民们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里，自己也尽量减少外出。小些的学校，儿童自动退学，市立小学一度也要到了停课的地步。
事实上，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为普查学龄前儿童而引致一场谣言。在那场摄魂风波里，风传7至14岁的儿童，会被招去魂灵定木桩，镇压钱塘江水，以便铺设铁路。谣言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鸣锣聚众捣毁学校，打伤教师，直至官兵出面弹压，局势才稳定下来。与引起1916年杭州摄魂谣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摄魂恐慌最早亦是与市政府调查学龄儿童有关。这两起摄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设新学校而丢掉饭碗的私塾先生，不仅仅牢骚满腹，甚至散布和助长摄魂谣言。
南京市政府的处理如今看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当谣言刚开始传播之际，南京市社会调查处马上报告教育局，请教育局通令各小学，细致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意义，打消他们的疑虑，以此辟谣。4月2日，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纯是为了市民利益，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误会。很快，教育局就发了一张白话布告，解释中山陵需要小孩灵魂之事纯是谣言惑众。
教育局长陈剑也亲自上阵，为该局做调查的良好动机“鸣冤”：“如果我们不晓得学龄儿童是多少，我们如何知道要办多少学校，要请多少教师，以及要需要多少经费等……不料正在实施当中，竟发生许多笑话出来”。他还反驳那些摄魂与学龄儿童调查联系起来的谣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恶劣的当道，要着你们的小孩子的命或灵魂，还来公开地调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将去了。”
特别市市长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发表后，亲自到南门外询问佩戴红布条的孩童，查问谣言所自何来。4月9日，市政府特地发布第881条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劝止孩童们胸前悬挂红布。
事实上，中国人历来认为，人之生，是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则意味着魂与魄的相分。民间百姓最恐怖的莫过于“勾魂鬼”，因为灵魂一旦离去，人便要死了。吴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从南北朝以来佛教文化兴盛，转世、轮回等灵魂观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岁时节庆和神灵诞日，吴地的民众就要到庙宇中去叩头祭拜， 或抬着神灵偶像四处巡游，驱除邪祟。 占卜、看相、算命、求签、扶鸾、讲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基础工作，官府开始户口调查工作。结果，江苏许多地方流传官府调查户口， 是要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调查者的灵魂卖给洋人修建铁桥。谣言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乡民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发生武装冲突，民变覆盖了江苏绝大部分地区。(因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国10个省区，共计69次，其中江苏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别市政府与之对抗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观念。那些歌谣和神秘谶语，唤醒了民众心理上的狂热激情。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说，“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长陈剑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腹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何民魂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自然，他也痛诋“地痞流氓、孙传芳党羽、徒”从中鼓弄。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若市民私自殴打行人，也将受到惩罚。
很快，就有人充当了政府的“宣传工具”。20日下午，一个叫康泉生的人到下关永宁街一家肉档买肉，被陈姓屠户指认为摄魂人。结果，康泉生被殴打致伤。岗警把两人带到下关区第二分署。署员的处理结果是，罚陈屠户赔偿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医药费，原本要严办他，后经下关总工会办事处主任出面说项，这才作罢。最后，陈屠户被要求雇了一辆马车送康泉生回家。他还要披红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教育局长陈剑乘机拟定了五条辟谣标语，广为宣扬：(一)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二)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三)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灭邪说。
于是，在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下，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恐慌渐渐平息下来。
这起摄魂事件无意中也推动着政府建设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根据各国成例，拟定了《扫除法》草案十条，保持南京市的卫生清洁和市容整洁。南京市特别市政府也推动发起了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的“卫生运动”，鼓励市民自发打扫街道，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参观卫生陈列等。卫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卫生程度之高下，一国强弱可推知之。
国民党政府在处理摄魂恐慌这一社会危机时，与社会各领域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重构公民和社会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起来 。这可是寻常政治运作都难以实现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渐渐趋于平缓的时候，摄魂谣言却在上海、镇江、扬州、无锡、常熟等地再度复生，尤以乡村为盛。谣言说中山陵即将竣工，需要1500名阴兵把守。甚至安徽无为县的父母也给自家小孩挂上了红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