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in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汉字要稳定，不要折腾

■王立群（学者）

--------------------------------------------------------------------------------

　　听说汉字又要折腾了，这次是大专家不认可某些简化字，而且主管部门要对简化字动手术，近期还要公布。

　　我的妈呀，简化字得罪谁了？为什么十多亿人用的好好的简化字非要折腾它不可？

　　这次手术据说是大专家不认可。比如说“同音替代”，一个“干”字代替了四个繁体字；比如说“草书楷化”，等等。


　　专家不认可不等于百姓不认可。专家的识字远非百姓可比，专家的学识亦非百姓可比；但是，简化字是十几亿老百姓天天使用的啊！不仅仅是专家使用，专家尽可天天写繁体字，和专家打交道的肯定都认识繁体字，近朱者赤嘛！但是，涉及十几亿老百姓天天使用的简化字最好不要折腾了。折腾简化字实质上是折腾十几亿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啊！既然是主管部门要动用权力，我倒认为这场涉及十几亿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事最好搞个听证会，听听草民的意见，千万不要一纸文字就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毕竟与时俱进嘛！我们这几年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可是涉及十几亿老百姓的事啊！

　　汉字从简从俗是文字发展的规律。数千年来汉字的简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五六十年代诞生的简化字，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观上顺应了汉字从简从俗的原则，并无过错。大专家的建议其实是对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简化字的全盘否定，唯一让大专家不主张立即废简用繁的理由是“代价太大”，如果不是“代价太大”，我们的大专家也主张全盘废简用繁。真是匪夷所思！

　　主管部门制订政策要顺从民意。这次来势甚猛的简化字手术据说有主管部门的权力支持，但是，以人为本的核心是顺从民意，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顺从民意。看看新浪网、腾讯网的民意调查，不同意废简用繁者高达60％以上。这是什么？这就是民意！即使有大专家发表意见，有主管部门动用权力，但是，民意终归是民意。大专家也只是个人意见，不可能代表十几亿天天与简化字打交道的老百姓。主管部门拥有权力，但是，权力是人民授予的，顺从民意是一切运用权力的基石！

　　承载与传播传统文化的是经典。繁体字可以传播传统文化，简化字同样可以传播传统文化！因为文字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少太少，真正承载与传播传统文字的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等等），不论这些经典之作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以《论语》为例，它的最早版本应当是战国时代的齐国文字、鲁国文字，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繁体字。如果以为文字的变迁会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那么，今天的繁体字也无法完成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最好是恢复战国文字！天啊！如果以战国文字印刷《论语》，我真不知道当今有几位专家能读懂？

　　汉字要稳定，不要再折腾了！

　　王立群博客：http:／／blog.sina.com.cn／wlq

karin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中文输入到底是简体字快，还是繁体字强？

■颜其锋（设计师）

--------------------------------------------------------------------------------

　　最近，有个别政协委员提议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其理由是信息时代中文输入已经不是问题，手写比例日益下降。此话一出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打印墨盒商暗笑外，似乎支持者极少。央视还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讨论此事，网上声讨文章也很多。但遗憾的是，大家都从方便和文化民主方向来鞭挞，竟然没有人挑战他的信息时代输入法理论。作为一个主持和参与设计过多种中文输入法的设计师，中国式键盘的发明人，我可以正告那些繁体字拥护者，简繁在信息时代没区别，此大谬矣！原因如下：

　　1.繁体字的主流输入法有注音（类似日语假名的另一种拼音体系）、仓颉（港版五笔）和手写等，简体字的主流输入法有拼音、手写、五笔、笔画输入等。但是，多年的可用性测试表明，没有哪一种繁体字输入法在速度，易用和易学性上能跟简体字相比。手写最明显，一个字繁体要多写好多笔。仓颉由于繁体字形复杂，需要花两个月记忆键盘词根，至于简化的笔画输入，根本在繁体字上很难使用，因为简体字只需要输入3-4笔就可以在候选字里找到，繁体平均需要输入6笔以上。

　　2.至于拼音和注音，很多人认为输入简繁无所谓？其实不然，繁体字大五码字符集有1万多个字符，简体字的GB2312字符集只有6000多个字符，比如输入“后”，你可以打hou,立刻找到“后”，但繁体字就多了“後來”的“後”和“皇后”的“后”的选项。候选字变得更多更烦。

　　根据多年来的用户研究经验，简体字的输入速度比繁体字平均要快15%，全国14亿人，如果复古需要浪费多少时间？还有油墨？

　　颜其锋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signtrend

英古阿格

楼上有心人也！
述而不作呵。

karin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规范汉字表》出炉前不妨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四川省简阳市　刘勇  

--------------------------------------------------------------------------------

　　近日，一则“《规范汉字表》即将出炉”的消息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参与编制该字表的相关官员及核心专家明确指出，此次《规范汉字表》不会恢复繁体字。专家还表示，该字表一经公布，我国新生儿的取名用字必须从中选取，乱取名、取怪名的现象将得到遏制。(《羊城晚报》4月13日)

　　公众为什么对《规范汉字表》即将出炉的消息产生极大关注呢？原因不外乎在于，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公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加上经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汉字作为交往工具的依赖也日益增加。关注新的《规范汉字表》出台，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证实的消息是，《规范汉字表》“目前已经完成了专家学术研究的工作，正在走行政审批程序，如无特殊情况，今年内大致能够面世。”换言之，专家们研究的《规范汉字表》成果，对于新的《规范汉字表》，笔者同其他人一样，充满了期待。但是，作为一种实用性、社会性、普及性非常强的交流工具，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在其正式出炉之前，如果不事先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然，笔者丝毫也不怀疑，经过众多专家研究出来的新《规范汉字表》，其权威性与严谨性。从相关新闻当中也了解到，《规范汉字表》的编制工作前后历时八年，很多专家参与，仅仅是先后召开的大型学术会、专题研讨会、征求意见会、鉴定会、审议会就多达80余次，修改70余稿，足以证明是非常慎重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依然存在有不足之处，那就是，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它看成是专家们的一项学术研究成果。

　　而众所周知，文字与语言一样，由于有着非常明显社会属性，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都息息相关，新的《规范汉字表》如何修订，广大公众自然有发表意见的强烈愿望与合理权利。无论是对于繁体字是否恢复的关心，还是对姓氏用字的关注，等等，无不证明了这点。在新的《规范汉字表》正式出炉之前，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请他们直接参与，不仅会有热情，而且也有能力——今天的老百姓已经不再像是过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时一样的老百姓，今天的汉字规范也不再像过去规范那么单纯，作为一套符号系统，信息科技时代产生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公众当中不乏行家里手与真知灼见。让他们在修订过程中发表意见，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促进新《规范汉字表》更加完善的作用。　　

放牛班的课堂

从汉字改革史看“简繁之争”  

王宁

新华网  2009年05月08日 08:04:13 　来源：北京日报  


　　汉字问题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古代汉字崇敬的两重性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礼、乐、射、驭、书、数”中，识字（书）和数算（数）就是当时小学教育的基础科目。汉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已经有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内容。

    汉代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表意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出发，来解释词语的意义，文字学因此成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崇高的地位。对汉字的崇敬，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就是这种上层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这种上层文化的观念，对底层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对汉字的崇敬，带来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含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汉字由于被少数人占有，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

    20世纪初汉字问题三次大辩论的深刻内涵

    20世纪初，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

    第一次，19-20世纪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发生的切音字运动。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是卢戆章和王照。他们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20世纪初，在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出现的汉字存废之争。吴稚晖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太炎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批驳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三个论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汉字是不能废除的。(3)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这三点，现在已经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汉字改革思潮。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有本质不同，这次汉字改革的提出，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它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使中国工农群众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这次汉字改革的思潮，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虽然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他们的声音很高，态度激烈迅猛，但这次改革又是科学慎重的。钱玄同曾说，改用拼音字母需要十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章太炎对改革论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三次大争论，两种主张，截然相反，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的，今天看来，出于两种爱国动机——一方面存在反对文化复古与垄断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又有保存文化精华，维护民族文化的爱国意识，但都有偏颇，必须互相补充，才能彼此消除片面性。

    两种动机都值得后人钦敬

    这是海峡两岸的前辈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却。

    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护民族文化、保存汉字改进教育的主张，现在看来是有远见的，后来汉字问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他们不是“保守”。

    怎样看待钱玄同为代表的改革派的主张？应当看到，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改革是初期改革运动的延续

    20世纪中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顺应民意、依靠专家的国家行为。正是因为国家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才能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接受了前半个世纪对汉字问题慎重的态度，在三大任务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实现以后，周恩来总理就明确宣布不再实行汉字改革了。

    有人说，简化汉字是“毛体字”，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这或许是不了解历史的误解，或许是歪曲事实的荒谬说法。

　　简化汉字顺应了信息时代规范化与标准化的要求，必须保持稳定

    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命运，简化汉字的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普及层面古代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记载的工具，必须保持稳定。

    目前我们正在对规范汉字进行新的调整，但是是否可以回到20世纪以前的文言文时代，取消简化汉字，恢复繁体字呢？恐怕不能。

    不论在哪个时代，汉字都有一个专业应用领域，这个领域中有属于大量运用汉字、以运用汉字为主要职业手段的阶层，这些人为数仅仅是一般汉字使用者的千万分之一，他们面对海量的汉字，对汉字的科学规律有着极大的敏锐和要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一个文化强盛的大国，90%以上使用汉字的人处在普及层面。汉字是在这个人文社会中被全民使用着也改变着的符号，这种符号系统是否好用，对于这个领域，“习惯成自然”是最现实的原则。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掌握2500-3500字就可以得到一般生活领域几乎全部的社会信息，也完全可以传达现代人复杂的思想感情。简化汉字实行了半个世纪，一旦改变，在文化发展和基础教育上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行的。

    正确对待简繁字的争论

    这里要回答几个问题：

    1.简体字与繁体字孰优孰劣？答：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的使用，必须经过书写和认读两个互相衔接的过程。而用者对这两个过程中的要求是不同的。认读时要求信息量大、区别性高，也就是繁比简好；书写时却要求迅速、便捷，也就是简比繁好。最优化的办法是寻找一个简繁适度的造型。有人说，现在都用计算机了，书写不怕繁难。首先，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其次，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优劣互补，衡量利弊，孰留孰废，可以一刀切吗？

    2.简繁字之间存在一对多的情况，有人要求恢复一批繁体字，为什么不赶紧做？答：汉字的分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恢复几组繁体字，专业领域内的同志恐怕还会认为是一种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我国教育的普及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汉字素质还不很理想的情况下，会在普及层面上引起什么波动，却是很难预料的。至于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产生的问题，还不都是简化字本身的问题，很多是可以通过扩充和修改词库、设计更多的自动转换技术来解决的，并不会过多地影响海峡两岸的沟通。

    3.照这样说，汉字规范就不能改动吗？答：规范汉字要不断修订。因为社会在变化，用字必然有变化。新地名的产生、新科技概念命名等都有用字问题。但是，在处理一些问题、对某些已经规定的事情做个别调整时，最忌在没有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就改动什么，结果常常是改了这里，那里的矛盾又显露出来，人们把这种缺乏总体规划的个别改动称为“添乱”。例如一对多的问题，对群众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但为了避免“添乱”，应当考虑到全民的需要，尽快加强研究后，再统一改动。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违背汉字的科学性，而是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新的矛盾，造成社会的波动，将来有机会合理处理这一问题时，产生更大的阻力。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Robot

中文输入到底是简体字快还是繁体字强？

搜狐文化 2009年05月06日08:22  来源：京报网

　　最近，有个别政协委员提议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其理由是信息时代中文输入已经不是问题，手写比例日益下降。此话一出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打印墨盒商暗笑外，似乎支持者极少。央视还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讨论此事，网上声讨文章也很多。

      但遗憾的是，大家都从方便和文化民主方向来鞭挞，竟然没有人挑战他的信息时代输入法理论。作为一个主持和参与设计过多种中文输入法的设计师，中国式键盘的发明人，我可以正告那些繁体字拥护者，简繁在信息时代没区别，此大谬矣！原因如下：

　　1.繁体字的主流输入法有注音(类似日语假名的另一种拼音体系)、仓颉(港版五笔)和手写等，简体字的主流输入法有拼音、手写、五笔、笔画输入等。但是，多年的可用性测试表明，没有哪一种繁体字输入法在速度，易用和易学性上能跟简体字相比。手写最明显，一个字繁体要多写好多笔。仓颉由于繁体字形复杂，需要花两个月记忆键盘词根，至于简化的笔画输入，根本在繁体字上很难使用，因为简体字只需要输入3-4笔就可以在候选字里找到，繁体平均需要输入6笔以上。

　　2.至于拼音和注音，很多人认为输入简繁无所谓？其实不然，繁体字大五码字符集有1万多个字符，简体字的GB2312字符集只有6000多个字符，比如输入“后”，你可以打hou,立刻找到“后”，但繁体字就多了“後來”的“後”和“皇后”的“后”的选项。候选字变得更多更烦。

　　根据多年来的用户研究经验，简体字的输入速度比繁体字平均要快15%，全国14亿人，如果复古需要浪费多少时间？还有油墨？

　　来源：中华读书报

cfs

汉字简化是歧途吗

苏培成

光明网－光明日报 2009-05-20 07:21:42

　　汉字有简体和繁体的不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远在甲骨文时代就有的。甲骨文里的“车”字有繁有简，繁体的车有车轮、车箱、车辕、车轭等，简体的车就只有车轮和车箱，而简体的车流传后世就成了楷书繁体字的车。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80%是由古代传承下来的，其中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的，占到30%。例如，东汉的《章帝千字文断简》中就有简体的“汉”字，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就有简体的“书”。因此，当我们听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时，我们理解这里说的“汉字”应该包括简体字在内，而不是只指繁体字。

　　古文的门槛在语言而不在文字

　　有人说，“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话恐不尽然。试比较下列两段话，一段用繁体字，一段用简化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⑴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χ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⑵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可见读古文不一定必须读繁体字，简化字同样可以用来写古文。

　　如果说古书本来是用繁体字写的，一旦改为简化字就变了样，不再是古书了。这话不合乎事实。我们知道，《论语》这部书大约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编写，到了战国初期才写定。那时连楷书都还没有呢，更谈不到繁体字了。根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大自己的宫室，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秦始皇焚书时藏起来的《尚书》《论语》《礼记》等。这是战国时人用“古文”写在竹简上的，汉代的一般人已经不认识了。后来经过汉代的专家把“古文”改为汉代的隶书，这叫“隶古定”。后来的人又把隶书改为楷书，才传流下来。今天看到的繁体字本《论语》，早已不是古时的样子。如果要回到古代，就应该用战国“古文”，可是那样一来还有谁能认得呢?

　　其实，现代人读古书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难在古书用的是古代汉语。要能读懂古书不但要认识汉字，不管是繁体还是简体，更重要的是要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而这些学问绝非三五日就能学会的。《尚书·尧典》开头是“曰若稽古”，这四个字没有繁简体的分别，可是认识了这四个字还不能懂得它的意思。《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一句是“七月流火”，意思是说到了夏历七月大火星就偏了西，暑气将要退去，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七月的天气下了火似的十分炎热。魏晋以来有个俗语词叫“宁馨”，意思是“如此”、“这样”，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宁静温馨。这不是古书无情，故意与我们为难，而是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只知今而不知古，自然无法直接与古人沟通。可见能读懂古书是道高门槛，这道高门槛是在语言，不在文字。我们读上面引用的《论语·八佾》里的一段话，如果读不懂用简化字写的“三归”，改为繁体字的“三歸”照样读不懂。清代学者郭嵩焘著《养知书屋文集》卷一《释三归》说:“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可见“三归”指的是从民众中收取的市租。很多人相信“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是因为传世古文用的都是繁体字，其实如果有了简化字的古书，照样可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

　　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继承传统文化

　　继承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方式，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是由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来继承。他们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直接阅读古籍，并对古籍记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吸收其中的精华，去除其中的糟粕。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深浅程度不一的著作，供社会上不同水平的读者阅读。间接继承是指通过阅读由专家学者对传世古籍进行整理、编选、注释、今译和分析写出的各种著作来继承。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间接继承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来搞直接继承不更好吗?那样做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全体人民都去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都去读古书，都不去生产，社会怎么发展?只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去读古书、去继承传统文化。

　　简化字比繁体字效率高，好学好用，可是有些人的想法，为了能读古书，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要明白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如果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结果是不但丢了简化字，而且古书照样读不懂，这不是两头落空吗?

　　简化字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坦途

　　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一百年前，中国语文生活十分落后。那时汉字繁难，文盲众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整理，把28画的繁体“開學”简化为只有12画的简体“开学”，为中国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准备了语文条件。这样的简化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坦途，是正道，而不是歧途。

　　至于有些人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归罪于汉字简化，其实这不是汉字简化时才发生的事情，而是古已有之的。四书之一的《大学》传世的繁体字文本里开头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这五个“后”都是“以后”的“后”，不必有什么“遗憾”。

　　有些批评简化字的人的意见是把继承传统文化和推行简化字对立了起来，就是要传统文化，不要简化字。胡适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写的卷头言里说:“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提供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平时主要写简化字的占95.25%，写繁体字的占0.92%，简繁两体都写的占3.84%。“小百姓语言的趋势”还不够明白吗?站在95.25%的民众的对立面，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放牛班的课堂

简体字历史已有几千年 甲骨文中有“身影”

中新网  2009年06月03日 08:59　来源：光明日报


　　简体字源话短长

　　程荣

　　汉字古今传承,历史悠久,承载着华夏文明几千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近年来关于汉字简繁问题的话题,再次升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好事。而其中简体字只有几十年的说法,似与史实差距较大。

　　查看现有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影印典籍,都能清楚地表明,简体字的历史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千年,简体字古已有之。例如,从商代甲骨文开始就能见到当今简化字“从”的身影:两个人一前一后,表示跟从的意思;而繁体的“從”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在西周)。又如,商代甲骨文里就有象形的“网”字;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以“网”为正体。又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虫”的字形,地下出土的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以及东汉的许多碑刻,昆虫的“虫”大都写作“虫”。其他像“电、云”等简化字,其源头也都见于甲骨文、金文。  


　　汉字发展的史料足以证明,自从有了汉字,就有了简体,而简体与繁体的并存从汉字产生就是客观存在。例如,“众”和“眾”出现的历史都能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都是会意字,“众”的写法是:三“人”并列;“衆”的写法是:“日(周代讹为‘目’)”下三“人”。经过后代的字形演变,“衆”已经完全看不出是“日”下三“人”了,“众”由并排的三“人”写成上边一“人”下边两“人”,“人三为众”,会意犹存。笼统地说,简体字的历史跟繁体字一样长。

　　汉字经过从甲骨文、金文到隶书、楷书的演变,记写汉语的功能在提高。简体字只是汉字的另一种写法,在汉字发展演变中陆续形成,在长期使用中优胜劣汰,逐渐定型化。现行的简化字表更多地体现为对历代简体字的一种归纳整理和筛选确认,其中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不少字早已进入古代字书。例如:“麦”字见于战国末至秦代抄写的睡虎地秦简及汉代的居延简和碑刻中,被收入南朝的《玉篇》;“礼”字在汉碑中常见,被作为战国古文收入《说文解字》;“尘”字最早见于唐代的敦煌变文写本,“笔”字最早见于北齐的隽敬碑和房周陀墓志,这两个字均被收入北宋的《集韵》;“籴(买进粮食)”和“粜(卖出粮食)”,被收入唐代的《干禄字书》;“粮”字见于《墨子·鲁问》等先秦古籍,在东汉碑文中也多见,被收入《玉篇》;“递”字也被收入《玉篇》;“犹”字见于唐代敦煌变文和元代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后被明代字书《正字通》收入;“迁”字最早见于宋代刊行的《古列女传》,后来也被《正字通》收入;“战”字见于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和清初的《目连记弹词》,1932年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其中。

　　不少简化字源于草书的楷化。例如:“娄”字来源于汉代草书,历代书法家笔下多有与“娄”相似的草书写法,楷化后的字形最早见于宋刊《古列女传》,后来收入《国音常用字汇》;“长”字也源于草书,最早见于汉代史游书写的《急就章》和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梦”字也源于草书,可见于北宋蔡襄、明代李卓吾等人的书法作品,又见于元代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后来被《康熙字典》收入。其他像“时、东、乐、夹、书、学、觉、为、孙、废、尽、层、办、搀、导、邓、凤、坏、联、邻、伤、实、执、树、应”等等也都是在历史上草书楷化的字。

　　《宋元以来俗字谱》中汇集了很多简体字,写法跟现代的简化字相同或相近的约有一半以上,如:“实、宝、礼、声、会、怜、怀、搀、罗、听、万、庄、梦、阳、虽、医、凤、义、乱、皱、台、办、战、归、党、辞、断”等;清代雍正皇帝在批对曹雪芹祖父抄家的公文里还曾使用“礼、尔、乱”等简体字;太平天国政府机构也曾采用唐宋以来有生命力的简体字,如“虫、国、饥、弥、为”等;1935年钱玄同的《简体字谱》收有2400多字,1936年容庚的《简体字典》收有4445字;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收有3150字;1937年前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大多采自宋元以来戏曲小说刻本上的字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的简化字是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简体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渊源悠久,承继脉络清晰。在应用中出现的少量问题可以用多种办法加以解决,不会影响其正常发挥记写汉语的功用。

　　汉字逐渐由图形化、线条化走向笔画化,经隶变后很多字已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难以会意的会意字;由于古今音的变化,有些字已由原来的谐声变为不谐声或不大谐声,这种变化并非始于当代简化字。例如:“龍”与“龙”,在小篆里就已分成左右两部分,看不出是龙的象形,繁体的“龍”和简化的“龙”都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无论是繁体的“爲”还是简化的“为”从篆书开始就很难看出是“人手牵象”的会意字了;“遞”是形声字,其声旁在现代已很难发挥标音作用,简化的“递”其声旁与现代读音反而吻合;“燕”和“焦”都是传承字,不存在简繁问题,但由于字形的演变,二者下边的四个点由原本不同变为相同,前者的四个点原本是形象的燕尾,而后者的四个点代表的是“火”。诸如此类都跟是否简化无关。

Robot

汉字的历史选择：简化字难免有缺点 繁体也不完美

中新网  2009年07月01日 08:44　来源：光明日报


　　汉字的历史选择

　　汉字繁简问题的论争,实际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功能、性质的论争。考察语言文字的性质,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工具,包括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或可称之为“工具性质定位”;第二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文字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或可称之为“文化性质定位”。第一条线索驱使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第二条线索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

　　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要远胜于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力。当人们发现原有的语言文字系统无法准确表达新生的社会现象和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变革的强烈愿望。而新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文字变革铺垫了物质基础。汉字演变与冶金技术、造纸技术、书写工具等的出现与发展如影随形,其发展轨迹是,字量扩大,字形逐渐摆脱了繁复、具象的图画性质,越来越抽象和简约,书写、认读越来越便捷。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政策,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仍是来自“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使然。

　　当时,面对书写工具的变革已经全面进入硬笔时代,以及数亿人口社会交际、脱贫脱盲的刚性需求,汉语言文字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言文一致”的变革后,仍在不断追求大众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汉字也仍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以及动力。实际上,汉字自隶变以来,民间在草书、行书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手写简化字体(民间称为“俗体字”)。这一轮文字改革,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应是沿着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逻辑路径的顺势而为。简化所涉及的2000多汉字,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民间俗体字的整理和认可,采用了“草书楷化”“符号代替”等方式进行的简化,并进一步通过俗体字的部件、偏旁等类推出相当数量的类推简化字,这使得来源于本已长时间存在于民间的俗体字成了简化字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普及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文字繁难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语,克服社会交际障碍,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当然地被列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轮文字改革而言,“现实(历史)环境的强制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当下汉字繁简之争,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摒除浮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认真思考语言文字变革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关系。实际上,简化字在所难免有缺点。而这些缺点绝非在“字形构义”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读,绝非“爱”有没有“心”、 “亲”需不需要“见”,乃至“陆”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含“击”)等等,这种解读实在太过随意和牵强。繁体字在构形、表音等方面也同样不是完美无缺。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将“肤浅的图解”当作“深刻的批判”,将民族的复兴、“天下秩序的恢复”系于汉字一身(或者说以汉字为象征),实在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害而无益。严肃对待、正视汉字的缺点,并想方设法采取技术和变通手段解决应用中的问题,才是一种务实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语言文字的强弱一方面依赖于国力的强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所以,应当谋求汉语言文字功能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处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人群,不断丰富现代信息网络中汉语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识量,不断满足汉语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国际需求)。

　　张日培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Robot

中华日报：从两岸交往务实层面看繁简体字问题

2009年06月25日 11:0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5日电台湾《中华日报》日前发表社论说，马英九对汉字繁简体差异问题，最近连续发表谈话、写成文章，引起广泛注意并讨论。两岸形势和缓，加强交流又是两岸官方和人民的共识，这就需要面对、处理文字议题。两岸可以对此展开讨论，在文化认知上或许一时得不出结论，但在两岸交往的“实务性文字”，有必要先形成共识。

　　文章摘录如下：

　　马“总统”对正(繁体)简(简体)字差异问题，最近连续发表谈话、写成文章，引起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广泛注意并讨论。

　　正简体字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关于文化的，主张使用正体字的人，认为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特具的优点，例如书法，是从汉字所衍生出来的一门艺术，毕加索就曾对着张大千的面，赞叹中国书法的意象之美。现今沉醉于书法艺术的人，包括大陆人士在内，都拒绝用简体字写书法，大陆重要学者陈寅恪、作家钱钟书，终身不用简体字。

　　第二个层面，是生活中所产生的困扰，特别是在公文书及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字上，麻烦正逐渐浮现，如个人姓名，身份证上的文字是不能更动的，少一点、缺一撇，在签名、背书、具保等事项，就会产生争议。这种状况随着两岸交往密集，商业活动频繁，而越发严重。

　　有人认为，计算机一个指令，正简体字就可随时转换，使用上并无障碍。但大陆使用的简体字，若是单纯的笔画减少，如“於”与“于”，自无辨识问题，困扰的是，简体字中有许多文字在正体字中也有，如“面”，正体字的解释是“面孔”、“面子”等，简体字除了仍维持正体字原意外，又为“麵”之简体字；再如“餘”、“余”、“後”、“后”、“幹”、“干”等等，以致“吃麵”成为“吃面”、“餘生”成为“余生”，个人姓名若有这些字，如何确定其为正体字或是简体字？这可是“对照”不出来的。

　　根据统计，现在使用简体字的地区，以大陆、新加坡为主，估计使用者约有十三亿余人，台湾、港、澳则用正体字，总计约三千余万人。两岸形势和缓，加强交流又是两岸官方和人民的共识，文字议题不解决，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大陆要求恢复使用正体字的声音时起，如五十年前为“文字改革委员会”之一的学者季羡林，也倡议使用正体字。大陆“搜狐网”所做的民调显示，赞成废止简化字者高达百分之四十，反对者为百分之五十四。这个数字显示，使用简体字的大陆人民，已跳脱“方便”、“ 习惯”思维来看待汉字。

　　我们赞成两岸针对正、简体字展开讨论，在文化认知上或许一时得不出结论，但在两岸交往的“实务性文字”，需要先形成共识。

Robot

亚洲周刊：日本汉字镜子映照两岸繁简之争

2009年06月23日 10:2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3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25期发文说，日本汉字镜子映照台海两岸繁简之争。日本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文字改革成绩斐然，“汉字热”近年更大为升温，成功经验已成为两岸文字改革的参照系。

　　文章摘录如下：

　　全球化一日千里，计算机日新月异，也焕发了五千年历史汉字的最新生命力。最近，马英九提出对汉字要“ 识正书简”，引发风波；北京年初推出大型系列电视片《汉字五千年》受到欢迎的同时，民间与学界也就恢复繁体字的呼吁而引发激烈的繁简之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汉字正面临重大改革的“拐点”。

　　而值得两岸和全球华人注意的是，日本文字改革成绩斐然，近年“汉字热”拜科技进步所赐而大为升温，计算机﹑手机等成为普及汉字最有力的推手。这与日本一贯积极提倡鼓励使用“常用汉字”的文化基础有关，即使用简化汉字的同时，也包容繁体汉字。日本文字改革成功是一面镜子，映照了中国汉字改革路上的繁简之争。

　　六月二日，日本政府把新增加的一百九十一个常用汉字的“新常用汉字表”交给公众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择日推广施行，以顺应日本社会更多汉字被经常使用的时代潮流。

　　日本汉字在新世纪展示了令人惊羡的生命力。连年来，超过两百五十万日本民众踊跃参加汉字能力检定考试，热情之高、报名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甚至超过了英语托福考试人数。“汉字检定”也意外变成了一棵逐年茁壮的“摇钱树”。

　　目前，日本有四百九十二所大学或短期大学的一千多个院系以及三百九十九所高中在入学考试中为“汉检”合格者加分。国家公务员招聘和众多大企业挑选人才也把掌握汉字能力的强弱列入录取的参考分。

　　在拥有八千多万部手机的日本现代社会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青年人喜爱用手机汉字发送短信或查询汉字写法。而一般的日本计算机字库均搭载六千以上汉字，更有助于日语汉字被广泛使用。

　　更有甚者，东京大学知名计算机教授�Υ褰∫约案么笱У亩�洋文化研究所还共同研发了世界上汉字容量最大之一的软件，收纳汉字十二万。该软件除了容纳日本及中国汉字词典中的八万多汉字外，还成功输入了明朝﹑宋朝的古汉字三万五千个，以方便越来越盛行自行印刷贺年卡的日本国民印制拥有复古味道的汉字贺年卡。

　　日本一本题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自修补课书籍目前销量已突破一百万册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出版商更于五月下旬编印发行续篇，为提升民众掌握汉字的热情鼓劲加油。另外，以《全新彻底汉字头脑》为题的常用汉字词典及四字熟语(成语)词典去年至今的累计销量也已超过了三十多万册，而以娱乐形式开发的多种汉字猜谜游戏光盘更是深受日本广大青少年的喜爱，热销不衰。

　　日本把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定为“汉字日”，京都清水寺住持都会当众书写由民众投票选出的社会世相的年度汉字。去年的“变”字，把寓意时事特征、世态万象浓缩到一个表意丰富的汉字上，以收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和发人深省的心灵触动。

　　当然，此举也令民众从学习理解汉字言简意赅的热情上升到普世的社会价值、社会关怀。这一年一度“世相汉字”评选活动已被“引进”到台湾和大陆，令汉字再现无穷的魅力。

　　其实，日本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感人故事。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曾被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并一直以汉书作为官方语言。即使作为日本文体的“平假名”，也是由汉字草书衍变而成。但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下，汉字“繁杂不便”﹑“落后废止”之论潮起潮落，几度濒临被扼杀的境地。

　　日本文字改革运动始自明治时代。它以前岛密提出“汉字废止之议”为发端，提倡模仿西洋各国采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但未获政府采纳。一九二三年日本公布了一千九百六十二字的“常用汉字表”和一百五十四字的“简体字表”，试图通过限制并在以后逐步减少以达到用假名替代汉字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试图限制汉字的使用。但汉字已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终使“废除汉字论”偃旗息鼓。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使汉字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日本由于率先解决了方块字编码基准﹑输入难题与开发应用，促使了汉字编码标准字数的不断增加，也反证了汉字其实是世界上最为实用、最有效力和方便的一种文字。

　　一九九六年，日本颁布了除《常用汉字表》之外的《表外汉字字体表》的试行方案，并声明“这是法令、公用文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表外汉字的依据”。

　　该表收纳了明治以来传统的印刷字体共三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字，事实上意味着除常用汉字外，日本已为使用全部汉字开放“绿灯”。

　　日本汉字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遥想当年，日本汉字曾受到各种限制，更遭到废除威胁。汉字受到的批评主要是笔画繁多、难认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和使用不方便。

　　但是，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日本先后解决了一系列汉字形成、输入、储存、显示打印等技术问题，使汉字应用不但不成问题，而且更显示较日本假名更快速﹑便捷﹑高效的优越性。

　　从计算机到手机常用汉字软件的完善与操作之便利大幅提升了日本民众使用汉字的热情。据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目前几乎无人不利用计算机或手机中储存的汉字进行写作及信息交流，汉字的使用率和认知度不断上升。

　　首相麻生太郎在公开场合频频读错写错汉字也刺激民众反思，唯恐自己读错汉字被人取笑而暗暗“补课”。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麻生在一次讲话中把“中日两国首脑往来频繁”读成了“中日两国首脑往来‘繁杂’”，闹出大笑话。

　　在一次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国会答辩中，麻生又把政府“踏袭村山谈话”中的“踏袭(沿袭、继承)”读成了“腐臭”，被媒体嘲笑为“首相似乎在说政府的政策发臭”。

　　今年二月，在一次电视直播国会讨论中，在野民主党首席副代表石井一突然举起了一张写有十几个汉字的纸板向首相麻生发问：“你会读吗？”

　　麻生当场拒绝了在野党发起的这次汉字“突击”，但石井仍不依不饶表示说：“现在不会读汉字的人会被大家所嘲笑，所以国民纷纷去买汉字学习教材。或许你应该为提高这些的销量而骄傲。”

　　汉字能力检定成绩日益被社会广泛认可，不但激发起更多阶层人士学习汉语的兴趣，而且也成为民众提高掌握汉字的“催化剂”。

　　中日文字改革历程

　　文字学者回顾中日两国汉字改革历程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爱恨交缠”的百年史，但却因各自文化背景差异而走得迥然相异。

　　汉字改革运动潮起潮落，中国最终为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推广作了铺垫，日本则为其出台简化字和限制汉字范围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九四六年美国占领军主导日本时，汉字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规定除了一千八百五十字的“常用汉字”外，其它只能用假名表记或同音同义字代替。随着大量美军撤离日本，汉字使用限制开始慢慢放松，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终于终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

　　一九八一年，日本内阁公布非强制性的“常用汉字”，进一步对汉字简化和限制汉字政策做出调整。一九九三年事实上对汉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汉字”，也容许使用其它繁体字。随着时代之发展，汉字使用越来越多，乃至出现了近期的“汉字热”，既突显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记，也显示汉字在日本有着坚韧的延续性。

　　日本知识界有一批人长年不放弃废除汉字的主张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汉字的日语假名化、拉丁化转而英语化、法语化等五花八门的文字改革风潮，但最后仍只能在限制汉字论上找到落脚之处。

　　而中国的语文改革百年中经历了三次大论争。第一次关于汉字的论争，在“五四”前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下展开。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表音系统，其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汉语都源自于日本汉字。如法律、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等等。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三十年代，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导致了最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后在共产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汉语拉丁化实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在全面开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三次论争。

　　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围绕汉语拼音是采用拉丁字母或音节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盘“斯拉夫化”以及主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张上存在争议。结果毛泽东一锤定音，“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个大争议是毛泽东有意废除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而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结论，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完成当时文字改革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拼音化。

　　在使用繁体字的台湾，简化字曾是政治符号，甚至被贴上了“投共附匪”、“忘本卖国”等标签。但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历史上曾两次大力推动简化汉字，时间上也早于中共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觉得汉字简化是必行方向，责成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负责。在文字学家黎锦熙等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同年八月以教育部名义颁布了第一批 《简体字表》。但这次汉字改革受到强烈阻挠和反对。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有意再度推动简化汉字，此意图与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编纂会”主任的罗家伦不谋而合。罗也向蒋立下军令状，由他来为简化汉字游说和造势。

　　国民党中央委员、学者胡秋原一方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另一方面另辟阵地撰文，激起反对声浪。结果，胡秋原的主张不仅得到台湾文史界大部分人支持，甚至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作家也联合起来，共同在报刊上撰文批驳简化汉字。蒋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便不再提简化汉字了。蒋的文字简化计划再次夭折，而早前的简化汉字方案在台湾遂被长久搁置至今。

　　今天，两岸的汉字“繁简之争”已出现相互排斥、非我莫属的对立，而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汉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财产。他们主张互补汉字新天地，避免沦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爱恨情仇之中。

　　汉字与民族魂根基

　　目前，日本文字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成就，已经成为两岸汉字改革的一种参照系，也引起全球华人深刻的思考：为何大和民族可以成功改革汉字，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而海峡两岸为何不能走出意识形态“怪圈”，做不到繁简“共存互补”，即大陆推广使用“ 识繁书简”而台湾推广使用“识简书繁”呢？全球华人应牢记：汉字已深深根植于两岸文化土壤中，它是民族之魂的伟大根基所在，不容怠慢和忽视。(毛峰)

Robot

新华侨报:不应折腾汉字的繁简

2009年04月10日 11: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10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9日刊发署名杨林的评论文章《汉字该繁还是简的讨论应该尽早收场》说，汉字该繁还是简用流行的语言讲，是一场“雷”人的讨论，或者说是一场“伪科学”命题的讨论，应该在一定阶段内“不折腾”这个话题。

　　文章摘录如下：

　　正当中国政府倾注巨资在海外大力兴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育、在海外侨胞子女中实施“留根工程”推广华文教育的时刻，国内围绕着“汉字该繁还是该简”问题的讨论，不仅再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也对海外的华文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了解，一些华文学校的老师就为自己今后是教繁体字还是教简化字而犹豫，担心未来国内如果调整汉字相关政策，会让学生指责自己“误人子弟”；一些华童家长也不知让自己的孩子是学繁体字还是学简体字，同样对孩子将来识字和辨字的水准有所担心。

　　作为在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当前国内这场关于“汉字该繁还是简”的讨论，用流行的语言讲，是一场“雷”人的讨论，或者说是一场“伪科学”命题的讨论。

　　稍微熟悉中国文化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汉字本身就在不断地简化中发展。在先秦时代，汉字由篆转隶，经历了一个解散篆体、偏旁分化、偏旁混同、结构简省等的简化过程。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也并不始于新中国建国以后。

　　早在1909年，也就是清朝宣统元年，推介简体字的《教育杂志》就创刊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曾在上面发表《普通教育应该采用俗体字》的文章，因为当时把简化字称为“俗体字”。1920年2月，中国著名的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两年后更提出8种汉字简化策略。现在，许多人都说台湾仍在使用繁体字，似乎是迁到台湾的政府当局是繁体字的维系者。其实，早在 1935年8月21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目前，在这场“汉字该繁还是简”的讨论中，有人将将简化汉字列为新中国建国后的文化之“罪”，这或者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别有企念。

　　主张汉字该繁者认为一些汉字简化后损失了其表意的形象性，汉字的部件、笔画也变得简单，书写上难免单调，腾挪变化减少，削弱了艺术性。简言之，汉字笔画由繁到简就没有书法艺术可言了。但是，看看日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同样是在使用汉字，同样是在简化汉字，把汉字的草书简化成为平假名，把汉字的偏旁部首简化成为片假名，但这并没有妨碍书法在日本的发展，反而助其由书法发展成为“书道”。

　　此外，日语文字可以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四种书写方法、七种组合方法来表达，也没有影响其书法的发展。美国总统布什夫妇访问日本时，劳拉夫人在京都金阁寺是用他们看来的日本书法写下汉字“永”的。因此，如果说中国书法出现了什么问题，罪过不应该是简体字。

　　更应该认识到，汉字不仅仅供艺术欣赏和学术研究，更大意义上，它是信息传播工具。在信息化时代，汉字要更广泛地交流、使用，必须解决汉字录入电脑、手机等各种问题，也即进一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上世纪50年代对汉字的规范，就没有70年代GB2312字符集的顺利产生，没有GB13000也就是CJK标准字符集，汉字也无法顺利进入计算机。

　　最为关键的是，习惯成自然，尽管当前通用简化字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工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它不仅培育出了几代中国人，也在世界上培育出了几代中文爱好者。如果我们愿意把汉字作为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记载的工具，就应该在一定阶段内“不折腾”，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

　　当日本在考虑如何运用动漫等等充满时尚元素的“软实力”文化影响世界的时候，中国却在讨论汉字该繁还是简，即是不是应该“复古”的问题，这实在是不应该的。这样的讨论，还是及早收场为好，至少，不希望这样的讨论影响海外的华文教育。

放牛班的课堂

汉字的历史选择

张日培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7-08 15:00　来源：光明日报





　　汉字繁简问题的论争,实际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功能、性质的论争。考察语言文字的性质,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工具,包括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或可称之为“工具性质定位”;第二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文字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或可称之为“文化性质定位”。第一条线索驱使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第二条线索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

　　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要远胜于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力。当人们发现原有的语言文字系统无法准确表达新生的社会现象和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变革的强烈愿望。而新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文字变革铺垫了物质基础。汉字演变与冶金技术、造纸技术、书写工具等的出现与发展如影随形,其发展轨迹是,字量扩大,字形逐渐摆脱了繁复、具象的图画性质,越来越抽象和简约,书写、认读越来越便捷。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政策,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仍是来自“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使然。

　　当时,面对书写工具的变革已经全面进入硬笔时代,以及数亿人口社会交际、脱贫脱盲的刚性需求,汉语言文字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言文一致”的变革后,仍在不断追求大众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汉字也仍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以及动力。实际上,汉字自隶变以来,民间在草书、行书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手写简化字体(民间称为“俗体字”)。这一轮文字改革,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应是沿着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逻辑路径的顺势而为。简化所涉及的2000多汉字,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民间俗体字的整理和认可,采用了“草书楷化”“符号代替”等方式进行的简化,并进一步通过俗体字的部件、偏旁等类推出相当数量的类推简化字,这使得来源于本已长时间存在于民间的俗体字成了简化字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普及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文字繁难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语,克服社会交际障碍,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当然地被列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轮文字改革而言,“现实(历史)环境的强制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当下汉字繁简之争,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摒除浮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认真思考语言文字变革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关系。实际上,简化字在所难免有缺点。而这些缺点绝非在“字形构义”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读,绝非“爱”有没有“心”、“亲”需不需要“见”,乃至“陆”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含“击”)等等,这种解读实在太过随意和牵强。繁体字在构形、表音等方面也同样不是完美无缺。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将“肤浅的图解”当作“深刻的批判”,将民族的复兴、“天下秩序的恢复”系于汉字一身(或者说以汉字为象征),实在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害而无益。严肃对待、正视汉字的缺点,并想方设法采取技术和变通手段解决应用中的问题,才是一种务实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语言文字的强弱一方面依赖于国力的强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所以,应当谋求汉语言文字功能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处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人群,不断丰富现代信息网络中汉语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识量,不断满足汉语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国际需求)。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Robot

从维熙谈简化汉字：恢复使用甲骨文如何

2009年08月05日 10:29　来源：文汇报



　　恢复使用甲骨文如何

　　-从维熙

　　今年春日，在全国政协会上，一位政协委员提出了一个文字改革提案。在简体汉字用了几十年之后，这位委员竟然提出逐渐恢复繁体字的使用，让简体字退出文化舞台。其理由是：繁体汉字中深藏着中国古老的文化底蕴，而简化了汉字之后，这部分文化精髓便遗失了。

　　不知国人如何评断这个提案，反正我读了这则新闻之后，最初被吓了一跳：我的天哪！都到了什么时代了，还有政协委员提出这样的议案，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似又找到了此类提案出笼的依据：几年前，浙江横店不是提出在该地再造一个圆明园吗？其理由也是重现中华文化之精髓，不惜动用财力物力大兴土木，直到近日才被国家一纸停建的通告，彻底“吹灯拔蜡”。与此相映成趣的，也是以弘扬中华文化底蕴为题的动议：去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山东一位人大代表面向全国媒体，抛出一个在山东某城筹建“中华文明城”的新闻，声言在该城要再现浓缩了的中华重点历史文明景观，并说此举已然获得一些科学院院士的有力支撑，并举出科学院院士的名字，现在只待国家批复云云……嗣后，《南方周末》派记者去科学院进行了采访，那些用来当作建筑“中华文明城”“地基”的一个个院士，不是声言“子虚乌有”，便是声言自己受到了戏弄。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那位政协委员回归繁体汉字的动议，与上述两件不得不偃旗息鼓的事件，其精神十分近似，都声言为了弘扬(包括消失了的)中华文明，真可谓是异曲同工。笔者是过来人，亲历了文字改革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曾组织了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动了一些文字专家，先讨论繁改简的利弊并权衡其得失，随后步入简化繁体汉字的繁琐过程。当时，虽然有一些老者，提出类似于今天这位政协委员的意见，但人单势孤寡不敌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举利国利民，是一个推动文化发展、与世界文化逐步接轨之举。我之所以对此举记忆清晰如初，因为我当时已经在稿纸上开始涂鸦文字，那些繁体变简体的文字，每天在我头脑里“过筛”多次，以免文稿邮到刊物和报纸，给文字编辑增加劳动负担。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首文字简化之举，不妨视此为中国文化改革先声。说得通俗一些，虽然长袍马褂内含祖宗文化，但在今天眼花缭乱的世界竞争之中，我们不能总穿着长袍马褂上班；难以割舍的“辫子情结”，不仅不能为中国的腾飞助燃，反而会让历史倒退。我觉得这位政协委员，在提出简体字回归繁体字时，至少忘记了两点：一，中国今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大发展，而文字改革的繁改简，也符合科学发展的原理，此为其一。其二，我们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要发展，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鼾声如雷地老躺在古老的土炕上。今天的世界，已然进入电子时代，一按键盘上的鼠标，整个世界都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了，我们不能舍弃康庄大道和时代立体交叉桥的快捷，而重走那弯弯绕的历史古道——那儿是演绎历史剧的剧组的去处，是工作之余旅游者休闲的去处。而我们前进的路标，是“嫦娥”奔月和“神七”飞天。

　　挺有意思的是，在近日的报刊和电视传媒上，看到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力挺繁体汉字简体化的报导。我想只要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不分地域、民族以及志趣、信仰，都会对汉字简化举双手赞成。我在访问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曾接触过一些汉学家和华语教授，虽然简化了的汉字，给他们的工作一度带来困难，但当他们适应了之后，都认为汉字简化方便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记得，墨尔本汉语教授张再贤先生(他是从台湾大学去澳洲的)前两年飞回北京探亲，我们见面时，他说了一句深深触动我的话：“文化人中的低能弱智，常以弘扬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不思进取；只有(他是从台湾大学去澳洲的)前两年飞回北京探亲，我们见面时，他说了一句深深触动我的话：“文化人中的低能弱智，常以弘扬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不思进取；只有真正的文化精英，才具有才能和智商，在中华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用于开拓中国的未来。”我也向他说了我的内心感悟：“国粹疯狂日，历史倒退时。”

　　更具有幽默色彩的是，在笔者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正好有两位青年作家光临寒舍。他们问我在写什么，我把文章内容说给两位青年人听，他俩笑了好一阵子，吐出这样几句黑色幽默：“都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啃老族’，这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国人中的‘啃老老族’，还在前人的辫子上打秋千，是不是另一种耻辱呢！年轻人‘啃老’应当批评；那些‘啃老老族’两只脚可是原地踏步。更有甚者是向后走的——那叫复古！”

　　我的心被年轻人点燃了，便以幽默回答幽默：“人家说简体字回归繁体，是找回失落的中华文明。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何不恢复甲骨文的使用，岂不更有中华文化底蕴？甲骨文字，由一个个龟形和弓形的笔画组成，内藏阴阳八卦和中国风水，实在美不胜收呢！”

　　两位青年作家哈哈大笑：“那么一来，中国人要沿着时间隧道倒退，有的怕要成为电子时代返古的木乃伊了……”

　　笔者对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对真正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人，内心充满了敬意。但是目前有一种以传承中华文明为由，实则背离了科学发展的人，笔者不能视而不见，故写此一纸短文。期待读者评说。

　　2009年7月于书斋

Robot

专家呼吁：增强对汉字与汉字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2009年08月06日 10:58　来源：光明日报


　　新中国古汉字学及汉字科技文化成就学术研讨会呼吁

　　增强对汉字与汉字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古汉字学和汉字科技文化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中国秦文研究会和曲阜孔子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等协办的“新中国古汉字学及汉字科技文化成就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京举行。会上,专家们提出,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威胁与冲击和我国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废除汉字论、汉字落后论等观点,必须大力增强国民对弘扬汉字与汉字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会议由曲阜孔子书院院长、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李敏生主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贾雪阳致开幕词。来自全国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就新中国汉字发展的历程及以郭沫若、胡厚宣等为代表的对汉字、汉字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回顾。接着,专家们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诸如“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必须废除汉字,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等观点,值得关注与重视。专家们说,20年前如提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主要是缘于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时至今日,汉字在电脑上早已畅通无阻,如果仍坚持“汉字拙劣,必得用拼音文字代替”等观点定会犯方向性错误。  

　　专家们强调,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线。就汉字的“书同文”而论,同一文字的共同的历史记录、共同的文化传承、共同的语言交流、共同的礼仪规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最深层的文化基石,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将汉字和汉字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绝不能对汉字日复一日地被销蚀听之任之。

　　专家们建议:一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汉字和汉字文化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要宣传我国在数字化革命如王选的激光照排的系列发明,使汉字告别了铅与火,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汉字印刷科技;王永民等人创造的汉字输入法,证明汉字进入不了电脑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是尽早推出为广大用户喜学爱用的汉字形码技术并形成我国汉字技术特别是汉字输入技术的统一标准;三是实现手机输入技术国产化;四是把符合规范、科学的形码汉字输入技术纳入中小学教育中。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记者　李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