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晓辉

爱东，都怪我危言耸听，老大的“长篇大论”能比这经久不散的雾霾还把人“吓煞”？

张润平

前来学习了。
向二位致敬！

户晓辉

我是新童鞋，欢迎前辈指教哈

小猫咪

民俗学要说服自己，说服其他学科，还要说服学校、政府、媒体甚至社会大众……一个学科要有理论方法（内部系统）自足的一面，也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可以说非遗运动让民俗学在后者，即社会参与方面有了更多的经验，但在学科的自身建设上着墨较少，不知大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施老师说民俗学不能再强调自己“意义”这一层面，而应该加强自己与其他学科“通约”的一面。当然，民俗学的“意义”也不会因为通约而消失。十年非遗过去了，又回到起点，接着青年论坛的问题意识，实在太好了。80后也成长起来了，有老师傅们带着，真是童鞋们的幸运。

xiuli

最近翻累了故事集，特想开会。可巧上来就看到此贴。鼓掌！

吕微

景春兄说得好，大家都是有苦有难有疑惑的人，所以来这里互相祈祷，是为“恶补”。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感谢晓辉纠正我混淆了“辈分”与“范式”，在此正式认错（这些年晓辉经常纠正我的错误，难得难得！）。我们的“2014”能否开得成功，现在实在不好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巴莫说是“预热”，表述准确。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只有不认真的问题，没有幼稚的提问。你不认真，谁都不待见；你幼稚，没人嫌弃。我没读过赫尔德，我对赫尔德的常识全仗晓辉。赫尔德是浪漫主义的鼻祖，康德是启蒙主义的大师，民俗学从来只以赫尔德为宗，而与康德为敌，但我偏偏要搬来康德，就是想看看，我们民俗学能不能通过他老人家的严厉目光的扫描。

有一次到朋友家，和朋友争论的一塌糊涂：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争论正酣，朋友的儿子插了句话：时间从上帝给表上弦的时候开始的。在场一时皆惊，纷纷拍案叫绝。霍金有知，一定甘拜下风；民俗学家有知，当谓之“语境起源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纯批》的第一句话）我曾尝试在“主体之间交流互动”的意义上使用“语境”一词，但不成功。于是我意识到，词语，固然在使用（时间、语境）中才显现其意义，如维特根斯坦之所言（《论实在性》）；但是，在先于时间、语境的“时候”，人（就是上帝）已经自由地决定了该怎样使用词语，并赋予了词语以先于时间、语境的意义。以此，索绪尔仍然是正确的。乔姆斯基重视言语的使用，以及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基础上最终形成的表演理论，其实都仍然以索绪尔为前提。没有先于语境的纯粹语言学，就没有语境化的语用学。甚至当你想把语境用作主体之间的交流，那么你仍然要考虑，主体如何“自由”地决定了词语的使用“范式”，是理论认识的范式，还是实践交流的范式？所以，维特根斯坦混淆了词语在语境中的使用和先于语境的使用之别；而康德则考虑到词语的经验性（语境化）使用，是以词语的先验（先于语境的）使用为前提的。

世界学术的潮流是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纯粹语言学到语用学，这种划分是一种逻辑的划分，却表现为时间中的进程，但我们却不可以为，学术潮流体现的是学术进步。乔姆斯基只是把索绪尔未曾充分展开的问题展开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勉强可以说乔姆斯基对索绪尔的“进步”。这么说来，文化多样性也并不比普遍价值论在学理上更进步，相反，前者以后再为条件，理由十分简单，没有自由何来文化，承认多样性是以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高丙中《文化革命的终结》，讲到黄色文化、红色文化、蓝色文化，但无论哪种颜色的文化，都以白色（甚至无色）的文化为条件，或者各种颜色综合起来，恰恰就是无色的，无色就是普遍性。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到康德”的理由，杰文问我，如果我们想做的，就是欧美民俗学家正做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到康德那里去找根据呢？我的回答是，只有回到了康德，我们才会知道，欧美民俗学家们其实并没有“进步”，他们只是“展开”。要么，他们正在做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还有他们不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这就是我和一些更年轻的同人，在看民俗学的世界潮流时，产生的分歧，我毫不掩饰我们之间的这些分歧，并且认真地贡献出我的批评，不要太认同于学术的“进步”！

户晓辉

这鲁提辖貌似鲁莽却心细如发且虚怀若谷，彻底颠覆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络腮胡须必粗放不拘的“毛感”（泳超兄语）形象，令吾等小的心里佩服得紧。在下不过对他的日常言谈较了一回真，他就管自把“错”认领回去则个。

其实，我们只是理解不同或不同的理解吧。当然，理有固然，不同的理解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并非清官难断，而是得相互驳难并且有常理和通理可辨。当然，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道理往往越辩越明。中国缺乏辩难传统，动辄以为和对方过不去或者上纲上线，更重要的是常常不允许辩，也就不会辩（客观上的“不能”导致主观上的无能）。“辩”则容易真的变成人身攻击或别的什么，反正已经不再是辩难本身。无奈，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拧巴，而且必先弄拧巴了才能拧巴着办。否则，中国的进步真不知会大到几何。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否则”，提辖才说，不要太相信学术的“进步”，意思是不要“迷”信它。古希腊有句名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这是从本质上说的，如果从现象着眼，当然既有进步也有退步，无时不有“新”变。弄古希腊哲学起家的海德格尔更是极而言之：哲学没有进步，它的进步就是退步。他的大意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那么些个，弄哲学的人得守住这些基本问题，你的思路和方法可以新，可以“进步”，但问题不能“进步”，否则就真是退步。

其实，三百六十行，术业有分工，但道理是通的。我曾跟文学所理论室同事聊天说，一门学科就像一棵大树，尤其是理论问题的研究，不能只摘树上漂亮的果实，这样虽然容易得手且名利双收，但毕竟漂浮无根（想想吾国蔚为壮观的文艺学及其名流们！），得有人去树根处刨根问底。中国人向来多心浮气盛，连做理论的尚且不断地“进步”和“与时俱进”，别的研究者还能指望去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我经常感叹，学术进步之难难于上青天。若干年前，我曾对我的学生说，一定要读经典，因为经典就是巨人之肩，你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读到蜡炬成灰泪始干，也不过是精神和学术的“矮人”。但你读经典，不管能懂多少，你的起点就不会太低。我们学术上的许多自以为是的“进步”、“创新”和“填补空白”，其实折腾得春蚕到死丝方尽，仍然是在巨人的脚后跟底下打转转，但这并不妨碍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自鸣得意、孤芳自赏和沽名钓誉。现实就是这么悲催，也一贯这么势利，我名之曰无知者无畏，歪解为人不知而不愠。吾奈之何？

我记得爱东几年前好像发过一篇短文，告诫大家不要轻言学术创新，似可与提辖此贴异曲同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而今创新已经成为口头禅和浩浩荡荡的工程。可是，真要创新和进步，最起码要站在前人中的巨人（而不是矮人）肩上，仅此一点，谈何容易？有几人愿意并且能够爬到巨人的脚上，遑论和他们平起平坐？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些，但最起码对巨人有了了解和理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波澜不惊。正因如此，这些年，我这个愚钝的“小康社会新农民”虽然没有温柔兄夸张的那么勤快，却也没敢偷懒，可惭愧的是并没有栽出几棵“进步”的麦子呀。

我刚来文学所的那几年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否定，觉今是而昨非。那鲁提辖看出我不过是“小康社会新农民”心态，故以农民的热词宽慰我说：“假定你吃到第三个馍时吃饱了，于是想，早知道就不吃前面那两个了——其实，前面的馍不白吃”。这提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农民打的粮食给我这个小农（意识）现身说法。我渐渐明白，学术的进步也是如此，虽然后面的方法和范式把前面的代替了、“消灭”了，但前面的东西给你垫底了，仍然被你保留了，而不是变成了“废物”，黑格尔所谓的“扬弃”（aufgeben）正有此意，它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成果，被后人的“进步”给否定了或取代了，或者说后人的进步就表现为对前人成果的否定或取代，但实际上，前人的成果并没有消失或者失效，而是变成了后人的常识和进步的阶梯。没有这些“常识”，后人想在真空中飞翔不成？

至少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时髦更替式的“进步”（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神马都是浮云。这种“进步”，我不信。

吕微

如果把本次会议的主题设想为“系统性”，那么晓辉则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到学科生命的高度来认识：“同一个学科内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假如没有联系，凭什么都被归在同一个学科的名下？如果学科还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和系统，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把各式各样不一定‘兼容’的东西都装进‘民俗学’这个大篮子——捡到蓝里都是菜——里？”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是难于上青天，我曾引汪辉，五四成功于态度的同一性，而失败于没有方法的同一性，移来说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和民俗学，并非不合适，也更加重了我的悲观情绪。

就我的本意来说，自己如今虽然热衷于先验论哲学，却常常欣赏做得好的经验研究（我自己也尝试过经验研究，画虎不成反类鬼，被陈泳超、杨利慧批得体无完肤，只得心悦诚服举手投降，但至今仍不死心于好的经验研究）。爱东的《龙》我就曾击节赞赏，特别是“结语”与徐杰舜讨论方法论的那十几页（也许是为了追求可读性，避免把面孔板得死死的，就没有把方法论作为开篇，弄成一部学院气十足的“学术专著”），我认为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里不说徐杰舜是个十分专业、内行的对话者，他很善于挑起有充分展开空间的话题（不像那些著名的记者、主持人，永远只会问一句话：“你现在的感受是么？”）；就说爱东，简直是一个“材料语境控”，他对经验方法论的痴迷，让顾颉刚的故事学露出马脚，也让傅斯年的史料学沦为空洞的口号。

我原来以为，作为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爱东可能是个休谟再世，其实不然。爱东的经验论反倒更接近康德。“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不存在能够超越时空的学术理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规律，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有限规律。在这个条件下适用的规律，放到另一个条件下可能就会出错。”（第268页）如果普遍规律不能超越时空，那么，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规律是否能普遍呢？按照爱东的逻辑进一步往下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之所以认为，爱东是一个康德式的经验论者，就在于康德强调，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规律的普遍有效性。我上次引《纯批》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而经验知识（普遍规律）既始于时空，也终于时空，也就是说，在时空条件之内，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规律的普遍性。在康德那里，时空不是自然实体的客观属性，也不是自然实体的客观条件（就说空间像一个能装载实体的大空盒子）。时空是人先天地拥有的主观感受形式（能力），但是，尽管是人的主观感受能力（形式），在时空中的感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必然地是同一的（这是规律的存在条件）。也就是说，对时空中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普遍地一致的。否则，没有时空条件下的一致感受，我们的生活就会全乱套了，就像鲁迅说的，政府给每个老百姓发了一粒米，说是给每个人发了一碗饭，那除非政府再给每个人发上一个放大镜，否则，老百姓是不会把这一粒米感知为一碗饭的；但即便老百姓通过放大镜认同了政府的空间感，全国的老百姓也还是得统统饿死，时空规律还是不饶人啊！

弗里曼就坚持同一时空条件下规律的可验证性，于是才有推翻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壮举。但是，我仍然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比如西村真志叶发现，燕家台人营造了一个自由无利害地“拉家”的自由公共空间（就像陈连山描述的自由无功利的《游戏》）；但陈泳超在洪洞人那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博弈的传说动力（权力）学场域。我曾经设想，让一个常人方法论者和一个传说动力学者掉个个，你到洪洞来考察传说，我到燕家台去考察拉家，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一个得到的结果是自由传承的传说，一个得到的结果是竞争博弈的拉家。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又是特定时空论，也无法解决的。但是，无论怎样，在方法论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都永远无法割舍的。

朱刚引鲍曼的话说，演述理论主要为了解决“究竟是人类的哪一种基本特性导致我们成为社会的一员”（杨利慧、安德明：第234页），鲍曼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来使我们成为社会的人？”（同上引书，第241页）类似的话，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也经常会听到，比如：“无论哪个民族，总会有一些愿意承受心灵煎熬，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愿意为社会改良而努力，愿意视民族危难为己任，具有深刻反省意识的人，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看的。”（施爱东：第304页）“当时对‘遗留物’作为文化现象的发掘，对‘遗留物’的言说作为合法话语的呈现，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后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集体意识或无意识。……不管民俗学者在那个时代对作为遗留物的中国民俗说了什么或怎么说的，我们今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述说本身开启了遗留物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他们的论说曾经被中国社会科学的兄弟学科所忽略、轻视，事实是他们的学术活动参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最起码是呼应、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问世。”（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

唉，说回来，还是态度的同一性啊！

孟令法

“感慨于中国民俗学界的70后、80后多年都在寻找突破60后的突破口，现在终于看到些眉目”——我们尚没有这个实力呀！读了老师们的大论，让我这个“小小子”一头雾水，目瞪口呆！由此可知，我们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和“恶补”！向老师致敬！

马知遥

来看，来领悟，找茬子。。。。。。。。。。。

马知遥

通过我们这个学科、通过我们的知识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学术观念，证明民是自由的人，民俗是有价值的文化，从而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进程当中（如果民俗学者能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那么我们才会感到对得起自己），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目的明确。。。。。。。。。。。。。。。。。。。。

户晓辉

热烈欢迎知遥兄来”找茬子“哈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吕微 于 2014-2-27 06:47 发表
各种颜色综合起来，恰恰就是无色的，无色就是普遍性。

给老大指个小小的错误。
各种颜色综合起来，是黑色的，不是无色的。
不过，把“黑色就是普遍性”当成这段话的结论，并不影响其逻辑。

黄景春

爱东，各种颜色综合起来到底是黑色还是无色，要看是颜料色还是光色，前者综合的结果是黑色，后者可不就是无色嘛。

小猫咪

黄老师是光学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