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

引用:

原帖由 户晓辉 于 2014-3-4 18:48 发表
欢迎晓春兄参与讨论！“民间文学”这个词当然主要是学者在用，老百姓虽然不一定常用，但他们不陌生，而且知道它指什么，至少他们有自己关于民间文学的表象。想想《民间文学》和《故事会》的发行量！

"当代民俗学发 ...

当现代民俗学引进中国的时候，学者从来都是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构件，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从学术的江湖进入国家的庙堂，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民粹倾向虽然颇受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青睐，但是国家意识形态只从中截取了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将其改造为大众文艺，而生活习俗却被定义为封建迷信。

我们要区分的是，究竟是学者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将民俗文化看作是国家文化的负面因素。

[ 本帖最后由 刘晓春 于 2014-3-4 22:37 编辑 ]

高丙中

不知晓春是以什么线索认为（民俗学）学者从来都是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构件？我有不同看法。从逻辑上说，民俗学进入中国，总的来说，是用现代之眼把特定的生活内容界定出来，对它进行问题化，并且在时间意识上让它属于过去（当下已经不是它的时代）。从经验上（案例上），歌谣发刊词就说要从歌谣中产生民族的诗歌，意思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己不能自动是“民族的诗歌”；典型的又如神话，文献（古文献）中的碎片是“神话”，而现存的活态的完整的反而不是（汉族），如果哪个（少数）民族的叙事被列入神话，那一定是过去的遗留物——这里都体现的是民间文学、民俗的前现代本质论。也许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有些差别。
只有到了当代，关于民俗、民间文学的历史意识才发生了明确的转变，才努力纠正否定民间文化是现代社会构件的学科预设。这是我在意的。
你研究维科以来的西方观念史，另有学术的眼光。可能是我的盲点所在。请你展开解说一二。先谢过。

吕微

十五年前，我在一篇怀念友人的文中曾这样写道：“你可以和他争论，你可以拒绝他并被他所拒绝，但是你的内心是愉快的，因为你相信，你的感情和立场能充分地被他理解，被他尊重。当你们相向对坐，面对他那微笑的眼睛时，你清楚地知道，他在认真地倾听，他在倾听你的流淌的话语，也在倾听你的内心。我坚信，我今生今世最感愉快的事情，就是和李伟交谈了。虽然，从大学毕业到我离开西安的十年间，我们并没有几次交谈的机会，一年平均不到一次吧，但是这样的交谈在我的生命中始终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当一个人确信，一次倾心的交谈总是在你生命的前方等待你的时侯，你不认为，你的生命是愉快的吗？即使等待中的交谈也许要在一年甚至几年之后才可能实现，但它存在着，存在于你的期待之中，因而也就是存在于你此刻的生命之中。”（《怀念李伟》）说真的，人的一生能有几回真正倾心投入的交谈甚至争论？就为一个完全无用的问题。如果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幸福的机会，你是拒绝它，还是投入其中，不让它从你的指缝间溜走？

吕微

感谢诸位参与讨论，诸位的发言，让问题越来越多，也让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越来越凌乱。让我试着整理一下问题和思路，或者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尝试给出一个较清晰的描述。初看丙中的帖子，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rop一下子就抓住了本质：“从民俗学的视角， 努力提出‘中国问题’，参与解决‘中国问题’，经世致用。”（rop6#帖子）rop的理解显然得到了丙中的认可：“一个是制造问题（或者用另一种路子的话说，发现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高丙中9#帖子）但“发现问题”的着重点是，问题本来就在那里，我们只是把它发现出来；而“制造问题”的着重点是，问题本来并不在那里，需要我们把问题放置进去。其实，“制造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康德，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说白了就是“制造问题”，例如：
“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的东西。”（《纯批》第18页）
“在先天知识中能够赋予对象的无非是思维主体从自身取出来的东西。”（《纯批》第16页）
“他必须凭借他自己根据概念先天地设想进去并（通过构造）加以体现的东西产生出这些属性，并且为了先天可靠地知道什么，他必须不把任何东西、只把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纯批》第12-13页）
“我们之所以能把它们作为清楚的概念从经验中抽出来，只是由于我们已将它们放到经验中去了。”（《纯批》第181页）。
但既然问题是我们放进去的，那么：第一，我们制造了什么问题？第二，我们又是如何把制造的问题放进去的？又成了问题，而这个“又成了问题”的问题，大概就是“学科发展史的研究”（高丙中13#帖子）或“关于“中国问题”的生成的理论探讨，也是民俗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路的探讨”（高丙中12#帖子）要解决的问题吧！？“若将民俗学的理论演进放入人文科学的范式转换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到民俗学的理论发展与人文科学的整体进步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因此，要定位民俗学科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除了从自身的理论演进之中寻找合法性和必然性之外，还可以从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乃至从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如何推动了学科发展的眼光进行反思。对于民俗学这样的学科而言，这种‘以史为鉴’、‘以史为凭’的眼光更加重要。”（朱刚）
从“制造问题”的角度看，有些问题既然是制造出来的，是放置进去的，则问题原本“子虚乌有”（“古代的风俗观不曾在社会内部如此见外的”，高丙中10#帖子）。“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也基本上过着一种散漫的生活，它就是本着习俗生活的，虽然散漫却和平，那是一种消极相安的日子。”（王杰文，《民俗研究》第4期）以此，“民俗学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的学术：现代的民俗学是在时间维度上造就一个文化的他者，这是古代的风俗观不曾在社会内部如此见外的。当代民俗学发生了重大转变，把文化上的他者重新认同为自我的构成要件。”（高丙中10#帖子）“‘民间文学’这个词虽然当初是舶来品，但中国的民间文学问题却不仅是移植的花朵，而是中国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问题’。”（户晓辉5#帖子）“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当初设定了自己的对立面，后来逐渐学会或者渐渐明白，这些对立面无非是自己为了区分自己而主动设定的东西，于是它扬弃这些对立面的外在性，自己就变成了更丰富的、有更多规定性的东西。”（户晓辉14#帖子）。
    通过以上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制造问题”的是民俗学“自己”或“自我”（“自己”、“自我”反复出现在以上引文中），于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民俗学的“自己”或“自我”究竟是什么？进而，民俗学的“自己”或“自我”究竟制造了什么问题？以什么方式制造了这些问题？又以什么方式把制造的这些问题放置进“他者”之中？以期把他者认同为民俗学的“自己”或“自我”的“构成要件”？使民俗学的“自己”“变成更丰富的、有更多规定性的东西”？我想，我们这些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吧！

刘晓春

回顾赵世瑜教授2012年12月在中大演讲的旧帖，回应丙中教授的帖子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xtra=page%3D2

我有一个跟帖，作为聆听赵教授讲座和多年来学习赵教授论著的心得，重新发布于此，权作回应丙中教授的第一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容我点时间，再做回应。


本学期赵世瑜教授在中大博雅学院客座，好不容易抓到他有这个演讲的机会。

赵教授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民俗学家，他对民俗学的理解具有深刻独到的历史学眼光，他一直强调民俗学是研究传承的学问，传承，是民俗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关注传统史学不太注意的历史垃圾箱里的民俗文化，但他更多的是通过“民间”理解更宏大的历史进程，通过“民间”呈现的区域史、地方史进程，试图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因此，他在演讲中指出，民俗学最终要做的，是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从他以及许多民俗学家的思考中，我发现，有思想的民俗学家都会思考一个共同的追问：“以民俗为对象就是民俗学吗？——民俗学为何疏离了现代？”（岩本通弥之问）当然，回答岩本通弥之问，不仅仅只是思考“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可能还可以通过民俗，思考更多的其他历史与现实问题。这样才有可能突破小圈子的自说自话，通过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既保持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又能够参与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之中。

赵教授的演讲还有许多精彩论述，比如，当下的民俗不再是作为经济唱戏的被搭台对象，而民俗文化自己也在唱戏了，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工具。根据赵教授的论述，联系到当下的非遗保护运动，我们可以认为，民俗被作为文化工具最典型的文化现象是民俗的遗产化。被遗产的民俗与作为生活传统的民俗之间，其传承主体、传承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两者应该具有不同的传承机制。如何透过热闹非遗的背后，还原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到民俗文化的遗产化与再创造的过程，揭示其传承的机制，可能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考察，才有可能从众多的个案中，揭示“原生语境的民俗”与脱离原生语境的“被遗产的民俗”，如何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之原动力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机制。

[ 本帖最后由 刘晓春 于 2014-3-4 23:46 编辑 ]

吕微

世瑜是历史学家，他认为中国民俗学最终要做的，是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即”中国是什么“的问题，顺理成章，各国民俗学要做的，是理解”各国何以为各国“即”各国是什么“的问题；岩本的问题”以民俗为对象就是民俗学吗？——民俗学为何疏离了现代？“我的理解，讲的是”中国和各国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提问，岩本所谓以”是什么“的民俗为对象不一定就是民俗学，才是合理的。

刘晓春

引用:

原帖由 吕微 于 2014-3-4 23:52 发表
世瑜是历史学家，他认为中国民俗学最终要做的，是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即”中国是什么“的问题，顺理成章，各国民俗学要做的，是理解”各国何以为各国“即”各国是什么“的问题；岩本的问题”以民俗为对象 ...

我对岩本之问的理解，与吕微老师大体一致。

岩本通弥认为，柳田追求的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岩本通弥痛感柳田之后的日本民俗学背离柳田民俗学的旨趣，将民俗作为客观材料，作为探究历史的材料，使之升华为日本人的集体表象。他认为，民俗学应该放弃以民俗为研究对象，而是应该通过研究民俗，关注当下的日常。

刘晓春

这几天在忙碌之余，我在努力消化与思考吕微老师和晓辉兄的宏伟构想。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对话、反思与建构不是基于学科史的平台，将很难找到对话的前提，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作为我们批评的靶子。

如果我们尚没有对学科史进行认真的梳理，我们何以反思、批评我们的前辈，建构一个新的概念理论方法论体系？

吕微

世瑜和岩本制造的问题以及制造问题的方式都不同，打个比喻，前者说：“从歌谣中产生民族的诗歌”；后者说：“它们本身不是、自己不能自动是‘民族的诗歌’”。

吕微

引用:

原帖由 刘晓春 于 2014-3-5 00:20 发表
这几天在忙碌之余，我在努力消化与思考吕微老师和晓辉兄的宏伟构想。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对话、反思与建构不是基于学科史的平台，将很难找到对话的前提，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作为 ...

晓春的批评有道理，许多业内同人都有类似的批判吧！如宗迪、周星。

户晓辉

　　“幸福的机会”与“态度的同一”

　　一觉醒来，发现坛子上的诸“神”之战已经拉开序幕。丙中、晓春二兄的参与顿时让坛子热闹起来。那鲁智深的散文读起来真是让人如沐春风，一旦他转移话题说起专业，借用巴莫学生若干年前的话说，就得让人“多死好多脑细胞”。没办法，虽然爱东号召我们像鲁智深写散文那样来写论文，但智深那些理论问题还真不适合用散文来“论证”。

　　大家能够相与论道，理论理论，对学者来说可不就是难得的“幸福的机会”吗?知遥兄在我的博客中跟帖说“学者的确需要理论建设的野心。很难，但必须要追求”。我的回帖是：“谢谢知遥兄鼓励，愚弟不敢有‘野心’，单有一颗痴心而已，只是别沦为痴心妄想就好。”如果非要说有野心，那我的“野心”就是希望学科里的人首先有知遥兄那样“态度的同一”，也就是丙中兄在跟帖中说的：“民俗学圈子的理论努力不能是单独的一块，而是要成为学科同仁分享的智慧，成为勾连、贯通众多学者的个人领域的粘合剂。”倒不是希望别人关注我们(我们爱理论，但不代表理论)，而是希望学科里的学者无论做什么都有自觉的理论追求，这样才能使学科整体在高位上运行并且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共同体。当然，这样很难，可能只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一种乌托邦愿景。但是，是否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则首先取决于每个学者“态度的同一”——个别学者认为可以不需要理论，也有些人认为反正自己不做理论也就不必理睬理论——虽然“态度的同一”不足以决定成(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败，但如果没有它，压根就不会开始努力和尝试。

　　好了，回答晓春兄的两个问题：一、学者发明的“民间文学”概念被“不证自明地”用来“度他人的经验”，晓春说得很对：“问题就出在这不证自明之中”。晓春兄也许有些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怀疑这样做的可能性。其实，胡塞尔已经研究了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人与人能够相互理解和交流经验，这是自然而然也不证自明的事实。可是，胡塞尔由于从自我的单子论(欧洲哲学传统的人观)出发，非要对此问个为什么并且要加以证明——学问本来就应在常人不起疑处起疑，胡塞尔的本体论思路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立场。

　　我在拙书《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中曾经分析了“民间”概念与各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后来的思考中，我已经不在这个层面考虑问题了(但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不存在)。我在最近改写的书稿中试图表明，“民间文学”这个外来概念被用来指称中国传统的“风”，实际上已经给“风”增加了新的东西并且让“风”变成了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就是我们在论坛上讨论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新”在何处的问题。实际上，或许由于民间文学长期被意识形态利用，所以后来的学者反而受此限制，不如胡适、周作人对民间文学本然的要求理解得深刻和到位。用康德的划分来说，“民间文学”不是一个理论的概念而是实践的概念。如果是理论的概念，它就不能由学者发明后再“不证自明地”用在老百姓的现象上。但是，作为一个实践概念，它可以这样用(当然仍然需要证明)，因为实践概念不仅用来指“旧”的现象，更是用来开辟新的实践的(“民间文学”是一个实践的目的论概念)。这种新的实践恰恰是以往我们没有充分认识而此次讨论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中国实践”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指这种新的目的论内容和新的目的论形式。拙书稿就是试图证明，这种新实践虽然是仅仅着眼于意识形态或后现代的视角看不到的，却是“民间文学”自身的内在目的和要求，不是学者和任何意识形态从外面强加给它的。

　　其次，晓春兄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对话、反思与建构不是基于学科史的平台，将很难找到对话的前提，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作为我们批评的靶子。”我的拙书稿也被几位大佬批评对学术史研究得不够，有架空之感。此番改写更是很少涉及传统的学术史。先不说我的“共时”(理论)研究不需要与“历时”研究混为一谈的问题，单问：什么是学术史?不能说，我们迄今已经写出来的、已经认识到的历史“事实”才是学术史。昨晚看罗马尼亚电影《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原名A fost sau n-a fost?，罗马尼亚语，“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一家小电视台针对16年前即1989年12月22日在那个城市是否发生过革命搞了一个专题调查节目，结果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件事情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果从口述史的角度看，谁说的才是真历史呢?这至少启示我们，我们已经写出来的和已经认识到的学术史并非铁板一块，学术史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这不是要导向相对主义，而是对学术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必须有理有据。我换一种立场或角度看到的可能是以往被忽视和遮蔽的学术史，你非要说这与以往的学术史“对”不上，那是对不上!如果对上了，我反而不一定想做，因为我认为自己不一定有做那个的必要。

　　总之，“如果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幸福的机会，你是拒绝它，还是投入其中，不让它从你的指缝间溜走?”这还得首先取决于“态度的同一”哈。

京师园丁

户老师要么潜水极深，要么夜不能寐

吕微

怎样才能做像户晓辉那样，贴的就是“大字报”？

户晓辉

多年前，我曾经笑鲁智深“简单的事情”基本上不会做了。可是，轮到我头上时是复杂和简单的事情都是半吊子了，至今仍然不会引用帖子，汗啊
俺的贴有点长，贴上以后忽然想起有童鞋说字小费眼睛，于是向我家的“高手”请教，才知道在编辑栏里点“全选”，然后从字体大小栏选3或4，出来的就是大字报哈！

xiaofang

丙中兄的“民俗学与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是将民俗学关注的重点转向当代社会。联系到前段时间有以前毕业的在民政部工作的同学说：民俗学在当代热点问题上很少有声音，是我们关注不够。我当时回复说：不是我们不发声，而是相关部门不重视民俗学者的意见。虽然有我们学术倾向的问题，但主要责任不在民俗学者。比如民政部门关于殡葬管理的问题，没有民俗学者的意见参与，是管理部门可能就没有邀请民俗学专家参与讨论，或者讨论了，根本不采用你的意见。我也参加一些管理部门关于节假日的讨论会，极力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在一些经济、旅游、社会学者那里提出，传统节日不都需要都放假，中秋、端午假日就可挪到其他地方。这还是很高层的学者，都是这种认识，何况一些官员。所幸我们的政府在传统节日假日化方面是听取了民俗学者与一些人文学者的意见。民俗学对中国问题是有发言权的，但相关管理部门是否认同接受，就难说。我们的责任是站在学者立场上，以超越性的眼光，审视中国问题，公开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因此，我想以“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生活秩序重建”为题，讨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规范性问题。这是初步的想法，仅作本专题的呼应，请各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