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
接任版主前得有一个简短的开栏前言。
俺接手这个栏目，是因为被燕赵悲歌兄的回马枪给刺了一枪，匆忙间，只好冒充前锋，提刀上阵。
这不，披挂还未齐整，就跨上了战马。
为何有如此英勇的动力泥？
是因为俺背后有人，有美人压阵。
我先上来顶一阵子，我要是倒下了，任MM会替我报仇。
她那一对钩镰枪，天下无敌，只此一“双”。
不过，似乎总得说上几句，以显示有点仪式意味，表示这个栏目正式开张了。
最近年关逼近，事多且杂，一时也没什么新语或供世说，只好从俺新修订的出站报告的《后记》中切出半拉子东东，张贴于后，与诸兄共勉：
《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之“后记”节选
…………
曾经有位知名学者，在读了我的某篇论文之后，给我的直接领导吕微发短信问：我从来没有得罪过爱东，他为什么要写文章攻击我?
我印象中吕微用了几句顺口溜回复对方。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意是这样的：爱东的文章并不是要针对谁，如果他对某些学术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话，那肯定也是对事不对人。
其实，只要读者愿意读一读本书绪论就会发现，即使是对钟先生、刘先生、叶先生，包括对吕微的学术策略和学术观点，我也常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有些看法可能还比较尖锐。刘魁立先生在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还常常拿我的例子来打趣：“有一次在天津开会，他敢在大会上就那么指着我说：‘我不能同意你这个观点。’我都吓得不敢反驳他呀。”
与老师和同事、同行的这些不同看法是基于我的学术理念而发出的，是不同研究范式或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释读和论辩，完全不能解读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人事关系。高丙中2009年在“叶春生先生民俗研究50年座谈会”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在学术界，对于老师的人格赞美和学术批评是正常学术秩序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光有赞美没有批评不能进步，光有批评没有赞美无法和谐。
对学术史的钩沉往往要尽可能地挖掘新材料，但是，对学术史的讨论却往往会基于一些共同知识。基于共同知识展开讨论的好处是，大家在理解这些共同知识及其背景资料的前提下，可以更容易地直接进入到学理的层面，而无需进一步对各种事件细节或人物来由进行详尽的介绍。因此，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选取了钟先生作为讨论对象。钟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在民俗学界，钟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大多是共同知识，我们无需对钟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的介绍，就可以直接进入讨论。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老拿钟先生做例子，那是因为钟先生够伟大。
中国现代学术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过去的民俗学学术史多从成绩入手，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材料翔实的扎实成果。而我选择的讨论方式是：从问题入手。
其实，许多问题的发现和讨论，并不是我的个人创见。有些问题早就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大家都看到了，酒桌上、咖啡厅也都聊过了，可是，这些问题一旦落到学术史家们的笔下，就全变味了。翻开任何一本学术史论集，大凡讲到学术成就的时候，篇篇粒粒如数家珍;可是，一旦涉及学术弊端，尤其是如果涉及到了具体的人和事，大都避重就轻泛泛而谈。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会为了一件学术公案去得罪哪位学术同行。大家都还得晋职、评奖、申报课题，说不定哪天哪份评审材料就落到了哪位同行的手上呢。
我没有什么独到的眼光来发现问题，也没有什么独到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我只是一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无知男孩。我一直试图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学科、学人、学术成果与学术事件，甚至包括我的恩师钟先生、刘先生、叶先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我很感谢中国民俗学界尤其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各位同仁给予我的友爱和支持，感谢他们对于我的尖锐批评所持的宽容态度。也许是因为我的一以贯之的批评姿态和批评方式已经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也许是因为汇聚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周围的青年学者们互相批评的学术风气已经逐渐弥漫在整个民俗学界，偶尔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要是大家没有听到我的批评的声音，常常会问上一句：“今天你怎么不发言?”——似乎大家已经预设了只要施爱东一发言，准不是什么好话。
“鲶鱼效应”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是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可大量的沙丁鱼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运送途中往往窒亡泰半。但有那么一条渔船，船上沙丁鱼的存活率一直居高不下。原来船长在沙丁鱼鱼槽中放入了几条可恶的鲶鱼。这些不安份的鲶鱼四处游动，沙丁鱼们为了避开它们，只好四处游走躲闪。这样一来，水中的空气不再沉闷，沙丁鱼们就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
我想，我在民俗学界所充当的角色，也许就是一条可恶的鲶鱼吧，虽然不可爱，但也许还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最后再强调一句：我很原意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条可恶的鲶鱼，如果对这个学科稍微有点用处的话。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