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

我与中国民俗学会

郭冰庐

       1992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经过多方努力，我争取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作为导师的访问学者名额。当我接到入学通知时，一时喜不自胜，奔走相告于各位亲朋好友。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将把自己喜爱的学术生涯和民俗学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此之前，我一直关注于民间文化，也曾开过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民俗学、陕北文化等课程，但毕竟没有受过专门的科班理论训练，感到最需要的是理论升华。际遇所至，天赐良机，完全是新的形势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要知道，访问学者在当时还是难以争取到的进修机会。为了做好准备，这年暑假我又一次下到陕北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农村做了田野调查。由于我的业余爱好是剪报，又把剪报及其它有关民俗学的地方资料装了满满的六大箱子，在9月开学时非常艰难地运到北京。

    我们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热烈欢迎。钟老，陈子艾教授，教研室主任刘铁梁教授、钟老的学术助手董晓萍教授等，他们从学习到生活给了我们全面的关照。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即将举行的 “庆祝钟敬文教授90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铁梁老师拿来一包信封、请柬和通信录让我写寄请柬。第一次能为我敬爱的导师做点具体的事，是很自在和满足的。9月26日“庆祝钟敬文教授90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在英东楼学术厅举行。我有幸见到了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特别是在京的民俗学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钟老的老朋友、时年96岁高寿的容肇祖老先生。我知道容老先生是我国著名古典哲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会后宴请时与他一桌。得陪容老末座，甚感荣幸。容老先生满面笑容，声音舒缓，谈天说地。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朋友钟敬文，当知道我是钟老的访问学者时，他说，你是幸运的，跟他（指钟老）学，道德文章都会有所收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容老硬朗的身体如此之好，他说：“粗茶淡饭，宠辱不惊就是了。你们的导师不也是这样吗？”就在这天，经介绍，我有幸和在京的民俗学大家认识了。当陈子艾老师和刘铁梁老师把郭子昇老先生介绍给我时，特别叮嘱要加入中国民俗学会，就请郭老帮你办。郭老是大家公认的热心人，给我写下了他在赵登禹路的门牌号码，叫我领表回去填写。次日我如约乘22路车到护国寺下车后朝西走，到赵登禹路177号郭老家。郭老热情地招待我饮茶闲谈。还一再叮嘱我：“以后来京就住我家。你们陕西师大的宁锐老师来京就住我这儿。”我被郭老的一片诚心所感动，在京一年，我也持陕北的红枣、瓜子之类造访过郭宅。填好了会员申请表，经陈子艾、刘铁梁老师介绍，顺利地办讫入会手续而成为一名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了；而我又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从此，我就在这样的两会大家庭中生活，感到特别自在。

       初来咋到，熟悉环境，听各种讲座，确定我的研究方向成为我的主要任务。在这段时间，我先后登门拜访了社科院的刘魁立教授，北大的段宝林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陶立璠教授。他们都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多有指点，受益匪浅。

        1992年10月23日，钟敬文先生自己掏腰包买了丰富的糖果作为招待，在民间文学教研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而他自己坚持说是“联欢会”。钟敬文、陈子艾、刘铁梁、董晓萍先生和研究生杨丽慧、尹成奎与会。访问学者有我、袁志广、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加藤千代、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欧大伟。钟老主持开会，他叫我们一一自我介绍，按座位顺序，我第一个介绍，只一句话：陕西省洛川县人，在榆林高等专科学校任教。钟老不理解这所学校的档次，经大家解释说，这是一个新名词，和师专一样，是大学里的专科学校，专业除了师范专业以外，还有非师范专业。钟老这才明白。如此介绍下去，钟老觉得太简单，第一轮介绍讫，又回过头来，叫补充。我大致说了此前广泛吸纳各位意见，并征得钟老同意，才敢作如是想：在京的主要任务是民俗学理论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请教和琢磨，我的研究方向应当是陕北地域性的民俗文化，注重田野作业。大家围绕这个话题议了一议，认为现实一点讲，这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而且特别提到我国的田野作业还是非常薄弱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是我国民俗学长足长进的重要条件。从此，在京的一年时间，紧张的学习生活，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增长了理论知识，结识了学界众多朋友。

       陈子艾教授还告诉我一个情况：钟老每天准时在校园里散步，说你尽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也陪钟老散步，闲谈中可以学到正式场合学不到的东西。果然，屡试不爽，我经常陪钟老散步，一则对钟老有所扶掖，再则确实从钟老口中听到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学问。一次散步时，我偶然提到我收藏有他所编著之《鲁迅在广东》，他甚为稀罕，居然在榆林也有他早年编著的书。

       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也是由于交通不便，正当本单位评定职称时，我来不及赶回去，只能在电话上托给亲友。也就是在这次评定职称时，我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对于地处偏远一隅的榆林地区来说，不能与今日踟蹰满志的榆林市同日而语，自然也体现在职称上，榆林学院乃至榆林市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教授职称，因为是榆林学院正教授零的突破。所以轰动一时。于是同为北师大中文系的访问学者同窗戏言：“本人不在场，没有任何人情活动，就轻轻松松拿到教授，你太便宜了！”而在我，却也捏了一把冷汗。自然，从此再也不为教授而奔波，可以甩开膀子做我喜欢的民俗学研究了。

       这一年，我系统地听了陈子艾教授等的中国民俗学讲座。有幸听了来华访问的日本佐野贤治教授和韩国任东权教授的学术报告。任东权教授的学术报告是在建国门南大街社科院做的。那一次是尹成奎翻译。我紧张地从头到尾做了记录。会后我把它整理出来寄往韩国任东权教授，希望他知道文字出入大小。不久，即接到任东权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并他的大著《韩国民谣史》。1996年9月20日，在钟敬文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再一次见到了任东权先生，并听了他的学术演讲。休息室我们在过厅拍了一张合影。
（图1：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北京师大19960920郭冰庐摄并翻拍  郭冰庐与任东权教授合影）而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我访问韩国时，本来要拜访先生的，但阴差阳错错过了机会！

       1993年6月下旬，我儿子郭思青专程接我回榆林。7月3日上午，我们到红楼向钟老告辞。因为是结业告别，谈话时间较长，也很随意。老人再一次重复了他五十年代初到延安的印象。钟老叮嘱了我许多做学问的事，特别强调要重视田野作业，“丰厚的陕北民俗事象需要你去做，值得你去做，这又是你的强项，你有条件去做！”这一次，我给钟老带去了一组采风时的非常稀奇的照片，经我解说，钟老正在感兴趣地一张一张看着。儿子抓拍了几个镜头，虽然傻瓜相机不好，但这样的镜头实在太珍贵了!

（图2：1993年7月3日郭冰庐访问学者结业离京前告别钟老--郭思青摄于钟老书房-翻拍件）

    按规定，访问学者结业时必须有一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访问学者专辑上。为这篇文章，我于寒假全力以赴奔保宁堡文化共同体做田野作业。我把文章和图片带到北京，受钟敬文先生的委托，在陈子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调研报告，被潘国琪编在1993年访问学者专辑的首篇。等学报出版，我早已回到了榆林，陈子艾老师来信说，对于这篇田野作业，她很开心。（《陕北保宁寺祀神活动及社火——秧歌考察》，载《陕北保宁寺祀神活动及社火——秧歌考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访问学者专辑》1—14页。）

    待到访问学者结业时，1993年5月15日北京师大访问学者要与导师合影留念。恰在这天，北大教授周星和北师大教授王富仁教授在刘铁梁教授的陪同下拜访钟敬文先生。我赶到钟宅去请他们，这时，我才认识了陕西同乡周星博士，以后我们多有过从。这天，我们走在校园里，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图3：钟敬文（右2）周星（右1）郭冰庐（右3）王富仁（右4）行走在在北京师大校园里  郭冰庐保存并翻拍19930515 ）

       1994年11月8日—11日，中国民俗学会与山东民俗学会、山东大学和山东乳山市电大联合召开的学术年会在山东乳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会议期间，大家用一天时间深入渔村做田野作业考察。我被分到“到根见”组。这“到根见”是一个渔村的名字，而且是名符其实的到了跟前才能见到它的真容。大家实实在在地领略了海边港汊的神奇含义。

（图4：郭冰庐在“到根见”村碑前留念）
我们这一组共十位同志，大家坐在炕上，吃着年轻漂亮的主妇做的海鲜，向主人问这问那，主人都一一地详细作答。不知有谁提议叙叙长幼，我痴长几岁，排位老大，铁梁老师居中，《神州民俗》社长兼总编刘志文最小，屈居第十，大家呼之为“幺弟”。在我国普遍不太重视科学考察的情势下，这次以田野考察为主题的会议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就具有了里程碑意义。我提交的论文是《地域性农村民俗资源田野作业的实践与思考》，后来收入陶立璠任执行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第二辑)上。

    1996年9月20日，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师大举行，我专程来京进修。

（图5：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钟敬文教授向郭冰庐发结业证书19960920郭冰庐摄并翻拍 .）

        而与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相衔接，1996年9月21日—24日“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策划筹办，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是主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落座于嘉宾席。而我和西北大学的杨景震教授捕捉到一个细节:会议中间，他把自己面前的牌子悄悄地收起来，藏到桌子底下的斗子中。休息时间，我们与陈佩斯相遇于过厅，有幸与陈先生合影，顺便问及收牌的事，他说：“我不是民俗学家，不能担虚名。”


（图6：郭冰庐、杨景震与陈佩斯在中央民族大学“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合影19960921 ）

        1997年10月由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中国北方民间文艺协作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在会上，我首次拿出一篇《陕北“三老殿”考察》的调查报告，并在小组会上展示了敬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神塑像的照片。大家看了照片甚为惊骇。陈子艾老师说：“你应当注明时间和地点！”我说：“有，在背面。”大家一看背面后说：“田野作业的科学性就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篇文章被与会的民协编辑看到，以《陕北“三老殿”考察》为题抢先发表在《民间文化》1998年03期上，同时又载《文艺报》1998年2月7日1—3版。此后，《香港特区》（月刊）1998年5月号50—54页又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再上神坛——陕北信俗“三老殿”景观》为题发表；《广东民俗》1998年第3期（秋卷）·总第13期（季刊）22—25页又改题为《陕北“三老殿”是怎么一回事？》刊登；《乡土》杂志（月刊）,1998年第11期（总第101期）4—8页又改题为《神游陕北“三老殿”》刊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韩敏获得信息，专程赶来调查了此三处“三老庙”，其调查报告发表在日本《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2005年29卷4号上。影响所及，成为国际上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1998年12月24日—28日。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学会理事。僣列理事末座，虽只是一种荣誉，但颇获得一种归属感。

        2002年7月15日在首都师大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及学术研讨会，天气闷热，但为学会的工作，大家抱着认真地态度关心着学会的组织建设。

        2002年1月10日。对于中国民俗学界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我国著名民俗学家、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噩耗传来，悲痛已极。但因关山阻隔，无法亲自前去吊唁，只得托在京朋友表达悼念之情。同时发去唁函和挽联表达哀思之情。《悼辞》和挽联“欲见严容何处觅，惟思良训弗能闻”后来收入《人民的学者钟敬文》一书中。

        2006年31日—4月2日。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中国民俗学会2008年年会于2008年12月27日在天津召开。加倍的收获是途径北京时，考察了周口店猿人遗址和延庆古崖居—那是另外一种窑洞类型—石凿窑洞古村落!时值隆冬，山风呼啸，空谷足音，踏着残血，在石室间攀援，至今仍有些后怕。但我收获了窑洞的“独一无二”。
2010年11月20在太原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暨2010年年会，除了会上的收获，我还意外地考察了榆次区后沟窑洞古村落。

       而最惬意的事是，1997年我独立承担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97BZW024《陕北民间风俗文化与民间文学研究》。该课题于2000年结项，结项号为20003047。此项之立与优质结项，填补了榆林学院乃至榆林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空白，也是至今陕西省唯一的一个民俗学国家项目。项目成功，经过多年的再调研，不久将有《陕北水土陕北人并及于陕北文化》（暂名）问世。

       我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刘魁立理事长和周星教授的鼓励下，我的专著《窑洞风俗文化》于2004年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会会刊》第15期做了报道。这是唯一的一本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窑洞民居的书，以此为契机，我又在黄土高原上奔波八年，拟出一套全景式、图文并茂的《守望窑洞文化》（暂名）。

       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的一员，也是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一员，在这样的学术大家庭中孜孜以求，施展辛苦，确实有一点“自我实现”的感觉。但年龄不饶人，我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

2013年6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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