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

刘文典喜欢通宵达旦地读书著书，常常是鸡鸣时才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二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大多是在油灯下完成的。坐的时间长了，起身喝口茶、抽两口烟，又伏案工作，写下了许多名著，如《说苑斠补》等。抗战期间，刘文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手稿、著作遭到很大损失。其中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史学家、云大博士生导师李埏先生，还是青年教师时，就十分敬仰刘文典的渊博知识，曾听过刘文典讲授的“校勘学”。抗战期间，刘文典一家为躲避日机空袭，搬到官渡西庄借居在一户农民家中。1944年的一天，他与张友铭先生相约同去拜访刘文典。
李埏看到刘文典的书桌上有一本《唐三藏法师传》，是支那内学院的木刻本。这本书上有许多刘文典写的眉批，眉批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字迹清晰，工整，每页的书头、夹注、脚注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的内容既有我国前人的书评，也有刘文典搜集英、德、法、日学者对此书的见解，还有刘文典的读书心得。这使李埏爱不释手，便说道：“如果先生暂时不看，能不能借给我？”得到刘文典的同意后，李埏把书带回学校，有空就阅读，不但看书的内容，还一字不漏看刘文典所注眉批，看不懂的地方记下来，趁先生上课之机当面请教。他愈往下看，愈是佩服这位生活上拖沓，不注意衣冠修饰，有时竟将长衫的钮扣扣错；头发长了，理发师不登门就不理发的“怪人”。
一年后，李埏想起书中有几个问题还未弄清楚，又去刘家借书。此时抗战结束，刘文典迁回城，搬到学校旁边的玉龙堆居住。李埏说明来意后，刘文典苦笑着说：“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书中还夹着一张用毛笔画的老鼠？’我当时大笑不已。我在乡下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滴了不少在灯盘上，一天夜深人静，我还在油灯下看书，老鼠爬到灯盘上，好象没看见我这个大活人，不停吃着盘上的油。当时真想打死它，转念又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打它呢？让它吃吧。为了记下这件事我随即用毛笔为它写生，然后将这张画有老鼠的棉纸放在书中。”李埏说：“哦，想起来了，先生真有好生之德！”刘文典说：“好生之德不行了，我从西庄搬回来,因住房小,装书的箱子没打开过。谁料到老鼠钻进去做窝，将书撕得粉碎。那时要把老鼠打死就好了，我不打它，它还来整我，真是可恶之极啊！好多眉批都是我在北京写的，昆明没有那么多参考书。再则我已年老，精力不够了，再注那些眉批是不可能的事，我为之付出的心血完全白费了。”李埏听了非常惋惜。60年后，李先生谈及此事深有感触地说，“要是刘先生能象今天的知识分子那样，有宽敞的住宅，良好的工作环境，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他会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财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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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盟云南省委员、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数学家、天文学家、云南大学教授王士魁先生已经去世近30年了，但他在解放前夕的一段经历使人记忆犹新，对其机智勇敢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的大无畏精神赞不绝口。
这事发生在1949年的9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打落叶之势，解放了江南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府仓皇退守西南，妄图以云南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而中共云南党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却空前高涨，风起云涌，云大成为民主运动的“堡垒”。蒋介石为扼杀民主运动，消灭云南的中共党组织，接连电召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到重庆，胁迫卢汉执行其“围剿”云南人民武装，消灭云南地下党的反共计划。国民党中央保密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坐镇昆明进行镇压。9月9日晚解散了云南省参议会，封闭全部地方和民营报馆，关闭大中学校，大肆逮捕员、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制造了“九九”整肃事件。
9月13日上午10时，卢汉打电话给云大，指名要代行校长职务的教务长王士魁和文学院院长方国瑜到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称“有要事相告”。王、方二人急忙赶到五华山。卢汉面告王、方：“中央政府已决定解散云大，宪兵部队将在下午6时进驻云大。”并婉以相告：“让有嫌疑的人赶快离开”。
王、方深感事关重大、情况紧迫，立刻返校，打算尽快通报全校师生。由于他们不认识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怎么把消息付出去？王想到用张贴布告的形式来通报情况，这个主意却遭到学校训导处主任的反对，王坚持这样做，亲笔写了一张布告。布告落款是教务处，内容和以往不同，上面写到“今天下午6点宪兵进驻云大，有嫌疑者迅速离校。”中午12点王将这张布告贴在来往行人多、最显眼的校北后门城墙上。布告一贴出，学校顿时骚乱起来，学生停课、许多科室停止办公、员、进步师生纷纷转移，连一张纸也没留下。
与时同时，王士魁布置总务处抓紧给教职工提前发工作。为防止宪兵进鹇后再度出现捣毁学校主楼——会泽院的情况发生，他召集教师在下午6进到会泽院会客室集合，共同抵制宪兵对学校的破坏。
下午6时，国民党宪兵乘坐两辆军用卡车进驻学校后，由隐藏在学校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带路，拿着事先拟好的逮捕名单四处抓人。但宪兵扑了空，要逮捕的员、进步师生早已离开云大。第二天早晨，驻校宪兵发现了城墙上的布告，带队的宪兵团长王栩看后气得直跺脚，问：“墙上的布告是谁出的？这是私通共党要严加追究！”王栩把：“布告”撕下送到五华山，请示卢汉处理。王士魁为什么要冒着“私通共党”的嫌疑来出这样一张奇特的布告呢？
1937年他应熊庆来之邀，由法国回国到云大任教。时值战火连天的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国家的贫穷落后，泱泱大国却被视为“东亚病夫”，使王士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他的“科学救国”梦成了泡影。他慢慢从同情转到倾向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和其他教授上书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增加老师工资，增拨教育经费，改善师生生活条件。
1948年昆明暴发“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2000多名军警包围军了云大，攻打踞守在会泽院楼上的爱国学生，逮捕学生达800余人，王士魁不仅与方国瑜等5名教授挺身，代表全校教职工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请愿，严厉斥责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的暴行，且亲自出面具保被捕学生。
1949年8月，熊庆来奉命赴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在校主持学校工作、代行校长职务的王士魁，面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关键时刻敢于不畏强暴公开贴这张叫在校员、进步师生，躲避国民党宪兵大逮捕的奇特“布告”，保护了云大的组织及进步师生。他是一位对云南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民主人士，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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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蒋介石驻节会泽院，把堂堂的一所云南最高学府当成他的行辕，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当蒋介石获知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甚为懊丧，决定率随员飞往昆明，检查，督促“堵截”，“围剿”长征中的红军。
对蒋介石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顾虑重重，怕借“剿共”吃掉自己的地盘，但表面上还是做了许多隆重欢迎的准备。将迎接蒋介石到昆的筹备工作，教给实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操办。龚自知先后召开10多次筹备会，详细讨论了迎接蒋介石的参加人员、保卫、食宿等事项。
当时昆明的建筑十分落后，大多为低矮的平房，只有建在五华山上的原云南优级师范一幢两层的教学大楼和云大的会泽院显得较为气派。但五华山上的大楼已成为省府的办公楼，腾出来给蒋介石住困难大，而云大会泽院紧靠翠湖边，风景宜人，腾出来做蒋介石的驻节地点更为合适。于是政府把云大学生赶到云大医专所在的忠烈祠（现在的连云宾馆）上课，还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和校禁；在校东边侧门悬挂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员长行辕”的标牌；据目击者、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何开明先生回忆；为隆重欢迎蒋介石驻节会泽院，特意请书法家书写了唐代王勃作的《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诗：“  戟遥临， 帷暂驻”八个字缝在红布上，挂于学校东西两侧门的腾蛟坊、起凤坊上。在至公堂与会泽院间的空地铺上厚厚一层青松毛，周围用彩布围起，上面还搭了缝布用来遮阳避雨，并将会泽院二楼正中几间教室、办公室改造成蒋介石夫妇的卧室、办公地点。当时电话被称为稀有之物，全校只有两部，但将其中一部移到蒋介石夫妇的卧室内，成为他对外联络、指挥战争的工具。
5月10日下午五时，蒋介石及同行的宋美龄、吴稚晖等乘飞机到巫家坝机场后坐车直奔云大。当晚即在云大举行提灯欢迎晚会，昆明各小学的学生手提各式灯笼在会泽院前聚集，蒋介石、宋美龄、龙云等坐于会泽院的月台上观看，蒋介石还发表“训词”，接见了驻滇的各国使节。蒋介石驻节会泽院后，亲自调集10余万兵力，策划围剿红军的大渡河会战。并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以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然而，红军却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使蒋介石留下宋美龄等，慌忙乘飞机赶往贵阳。“行辕”的标牌直到5月24日，宋美龄离开会泽院到重庆才摘掉。
蒋介石驻节云大会泽院期间，曾于5月15日传见昆明大、中学校校长，又于当天下午单独召见云大兼代校长何瑶。蒋介石对云大矿冶系特表“关怀”，叹息经费太少，允拨中英庚款补助，“慰勉”何瑶，要他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蒋介石离开云南后不久，云大先后得到几笔庚款。但蒋介石的召见，却招致龙云对何瑶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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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