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11月：《文艺民俗学》解读
《文艺民俗学》 陈勤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文艺民俗学》从文艺学和民俗学契合的视角，探讨探究文艺与民俗的关系。本书提出了以“人俗”为基点的现代民俗观念，从深层的结构观察，文艺民俗学的建构，在于民俗与文艺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内在的统一性。其次，本书冲破以人性情感为主的人本主义人学观的藩篱，提出了人是以民俗为核心文化存在的人学观念，人是文化的存在，而这种文化的存在，是以民俗为内核构成了文化人性的内在基础。再次，本书提出了文艺民俗学批评的理念和实践，在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纪，提出了“民俗意象”等一些新的理论术语和艺术概念，对当代文艺创作、批评、鉴赏和研究有着切实指导作用。（文艺民俗学2009:1-3）
首先，作者阐明了文艺和民俗的关系：“文艺是一定民俗文化的艺术结晶”。 文学创作有其原型，文学传统所述的原型，在弗莱看来是“特定文化氛围中那些赋有一定象征意义并可以交际的联想群”。本书作者将弗莱认为的“神话是一种原型”的观点进行了扩大，从荣格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理论展开延伸，指出“民俗事象”也是原型的一种，是可供交际传播并反复出现的“集体无意识”象征意象的具体表现，而民俗在文艺创作中构成了强烈历史感的、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民俗文化意识团”。同时，作者也指出文艺发展有民俗化的倾向，不管是古代还是 “五四”以后的新时期，文艺与民俗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民俗有天赋的文艺机制，民俗学有明显的文艺功能，二者结合而成的文艺民俗学，“是一个从人类文化学科，俯视、剖析文艺学中民俗与文艺为坐标的新的参照物”，注重生活民俗摄入文艺作品后对文艺的影响。在文中，作者还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为例，说明民俗在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因为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不同文化间的理解障碍。这些伟大的作品照样获得世界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和世界文学最高奖项的荣耀，换一句话，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其次，作者从文艺人学观出发，说明文艺民俗学的崛起，根源在于传统的文艺人学观的变更和文艺所描写的人以民俗为核心文化存在观念的建立。因为人性的文化进化以民俗为内核（内在的文化基因），这个进化首先就是民俗化。而以民俗为内核的人性文化存在机制的确立，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构架文艺的民俗化倾向、内涵和审美的价值，进而为构建文艺民俗学批评奠定基础。作者此处意在说明，文艺的民俗批评有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效果，是可行的。
再次，作者又分析了民俗在文艺中的作用。从文艺起源来说，民俗是文艺起源的中介。在原始文艺（原始文艺不是真正的文艺，如《礼记•郊特牲》中记载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中，有民俗的存在，可以说这是一种民俗形态的原始文艺。如果说文艺产生于劳动，那么在劳动到文艺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个民俗的环节，民俗是二者之间的媒介。最早的文艺是某种民俗习常中的某一具体表现行为，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施某一祭祀、信仰、禁忌、婚丧等习俗的圆满成功，如抢婚习俗中常的歌词“匪寇，婚媾”，所以民俗与文艺因素的关系是，民俗先于文艺因素。“人类最早的文艺出自与审美无关的动机，表现为一定功利性的民俗村在，而原始出生态的民俗中又存在着文艺起源的内在文艺几只，由此而孕育了文艺的萌芽。文艺的起源，经过了原始出生态民俗的中介过渡”。而文艺经过民俗中介诞生之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和模式：一是独立成体的专业文艺样式，一是仍存母题的“活化石”形态，即民俗文艺（“俗文学”、“民间文艺”）。民俗文艺是在民俗笼罩下与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艺样式，它一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比它的母体（民俗）更直接影响了专业文艺的发展。民间流传的有关三国时期的口头传说故事被罗贯中编入《三国演义》，历代宝镜的习俗传说被集结而成传奇《古镜记》，这些都是民俗文艺的艺术升华，这种艺术升华一般以样式、情节、形象为对象。同时，民俗文艺通过衍生复写、综合组建、对应错位、氛围烘托这四个模式，也可以对专业文艺的重建产生影响。
接着，作者从民俗生活相（民俗在一定现实环境中，所表现的生活状貌。分为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行为的社会民俗生活相三种类型。）具有“超稳定的时空传承和趋一同的约法功能”两个特点出发，说明民俗生活相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在文艺寻根中，民俗生活相即是寻找的对象“根”，因为“民俗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是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结合形态核心成分的深刻展现，它代表了民族或地域民俗社会中原生态生活样式的沿继，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最后，作者阐述了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民俗机制，因为艺术思维受民俗心理（指一定人类群体中蕴含的一种较稳定的习俗意识定势。是民俗生活相在人们头脑中循环往复潜留下来的心理意识，经过历史的传承而逐步成型的。）的控制。民俗思考原型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作者创作构思的整个过程（表现为作者在塑造人物构思情节是有意无意地遵循野性思维的原则，撷取、剪裁素材，组织构建出新的艺术境界）；一是作者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在勾勒的艺术生活中的认知过程（作者在设计作品人物时不以个人主观的理性认识代替艺术形象在艺术的生活中说话和思索，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艺术地反映让我们认识世界的实际面貌）。民俗意象原型通过作者无意识地渗透黏合或者有意识地切入糅合两种方式，在形象塑造中发挥作用，它一般可从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次来参与人物形象塑造。这也是文艺民俗学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的几个角度。所以，这最后一章，可以视为是文艺民俗批评操作方法的说明。
以上便是《文艺民俗学》这本书的大致解读，整本书看下来，对文艺民俗学最大的理解是：文艺民俗学是用民俗来解读文艺作品的一种方法。从学科属性上来说，文艺民俗学是文艺学一门分支学科，它以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文艺，是对文艺研究的视角和路径的开阔。从方法论上来说，文艺民俗学是用民俗学的视角来考察文艺发生、发展规律，或者具体到一个文学作品，就是研究民俗如何影响作者的创作，构成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
下面是用文艺民俗学的方法来解读鲁迅小说《祝福》：
小说基本情况：《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欢呼革命的同时，鲁迅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起而代之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因此，鲁迅在他的这部作品里， 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此文的中心思想在于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和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民俗生活相”在小说中的作用：
1、“祝福”：贯穿全文的主线
祝福①：“家中却一两年忙，都在准备着‘祝福’”——交代背景，说明了“祝福”的神圣性，供奉祖先的东西是干净的，需要经过干净的人的手。
祝福②：“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前后对比，祥林嫂第一次当寡妇的时候，人还是干净的，还是被承认的。
祝福③：“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情节开始转折，祥林嫂的身份地位已经不被认同，再嫁并再次守寡是败坏风俗的人，经她手的东西不干净，不能给祖先吃。
祝福④：“你放着罢，祥林嫂！”——情节推向高潮，矛盾最终爆发，在捐门槛之后祥林嫂的身份仍然不被认同，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彻底崩溃。
祝福⑤：“我”回乡的这个时间，也是祥林嫂死去的时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间点。祥林嫂的两次守寡，克夫克子的“扫把星”形象与祭祀祖先祈求福泽庇佑的美好愿景之间存在冲突。传统的观念里，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是需要得到祖先的认可的。祥林嫂的身份得不到承认，所以“祝福”这个时间激化了她对生存的绝望情绪，而最终走向死亡。
2、“中人”：串联故事片段
中人：在两方之间调解、做见证或介绍买卖的人 ——卫老婆子
把祥林嫂介绍给鲁四老爷家做佣人，联系了祥林嫂和东家，交代祥林嫂的经历
文中出现过程：“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卫老婆子来拜年了…自然就谈到了祥林嫂”—“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
3、穿插在小说中的其他民俗
①．“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寡妇，丧父丧子未满守丧期即出来讨生活，同样的衣着，都说明了祥林嫂的生活之困窘。
②．“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得主干，下端开了裂”——典型的乞丐形象，交代了祥林嫂被东家赶出来之后的命运。
③．“灵魂”、“地狱”、“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民间信仰的内容，认为有灵魂和地狱的存在，死去的人能够再见。根植于民众心理的信仰，与后面柳妈说的因果报应相呼应。
④．“祝福”期间的忌讳——对祥林嫂的评价，“缪种”，突出了祥林嫂不被认可的社会地位。“我”因为祝福期间有忌讳而没有跟旁人交流，转而开始回忆有关祥林嫂的生平，进而串联成一个大致的轮廓，有了下面的故事。
⑤．“祥林”嫂、严厉的婆婆、丈夫比她小十岁、再嫁丈夫儿子死后大伯来收屋——童养媳和女子无姓名，跟着她的丈夫称呼的习俗，而且在家中没有地位，以至于祥林嫂有了后来祥林嫂被她婆婆卖给山里的人，丈夫儿子死后又被大伯赶出来的悲惨命运。
⑥．善女人柳妈吃素、不杀生，捐门槛做替身——善人，信仰因果报应和轮回，给祥林嫂指出了解决的一个方案，即捐门槛。为最后祥林嫂在“祝福”的时候仍然不能接触祭品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推动情节向最后的高潮发展。
总结：
这些因素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描绘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层层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使得矛盾在祥林嫂捐门槛之后的那个“祝福”时激化至极点，并且给人物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打击，以至于祥林嫂最在“祝福”的前夜死去。
强调了文章的主旨、中心——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