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下——记喀什的日夜
“苹果树，苹果花，苹果树下有我家，我家有个好姐姐，她的名字叫马兰，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民在呼唤，请你马上就开花，请你马上就开花！”小时候，那在脚腕处缠绕不绝花样叠出的皮筋，不知丢在哪个角落里了，却是这飘荡在空中的儿歌，颤颤巍巍踏着空气而来：苹果树下有我家，苹果树下，是理想的家园。
每次有人问我这里美不美，我都说这里的白杨树长的最好，可高可直了……白杨树下，是他人的家，我们的他乡。用一年的时间，踏着陌生的土地，将陌生的风景渐渐看熟。
去年来的时候，“七五事件”余波正猛，这地方像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想要靠近的眼睛，而我们，赴汤蹈火一般赶过来，看着戈壁滩，过了天山，从团团绿洲旁经过，终于在中国铁路的尽头下车。那一天，我们在稀稀落落的人群中，找到了等我们的那块牌子，然后就在火车站边上的那排白杨树下——切西瓜，那西瓜，是我们吃过的最甜最甜的西瓜。风吹着，白杨树叶哗啦哗啦地响，就在头顶，像那西瓜的味道一样甜。
往市区走的路上，开车的师傅说着，什么什么路口戒严了，得从哪里哪里绕，哪里哪里站着多少多少武警……窗外，是大漠中这团绿洲的脉络，一丝一丝向着我们展开。路过一个天桥，我们看见了一队武警站着，迷彩服鲜亮刺目，接我们的杨老师说：看见了没，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比你们还小，手里拿的都是真枪实弹，害怕吗？没什么好怕的，他们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学校驻扎着一百多个武警，同行的人都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由一百多个武警保护着。
在这里，接受的第一课便是保护自己：不要一个人出门，几个人也不要随便出去，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宿舍准备了棍子，存了保卫科的电话……那时候，宿舍外面是一家维族人的后院，我们看一眼那院子，心里就发怵。出门的时候，大家互相打趣：别穿拖鞋，别穿高跟鞋，小心跑不动；坐在饭馆里，要先看看从哪里最快跑出去……这里，对我们真像一场噩梦，虽然，生活在这里一切照常。
有一次，地区文艺团来慰问驻扎在这里的武警，杨老师叫我们去“看热闹”。就在学校操场的白杨树下，唱着河南梆子，舞着维吾尔族的《葡萄熟了》……底下是一片茂盛的迷彩服，我们站在边上，就在我们和那迷彩服之间，有一排武警带着头盔，端着枪，凛然而立。当那鲜艳的石榴裙翩翩起舞时，我忍不住，脚往前挪去，那支枪便横过来，往后推我。那个被头盔和迷彩服武装起来的人，一脸威严。那支枪，真枪，竟然挨着我了。
那一百多个武警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每天定时有大卡车载着一批出去巡逻，学校的门卫把守严格，住在家属区的教师出出进进都要盘问。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班武警驻守，还有流动巡逻车不停地流转，军绿色的大卡车被军绿色的帆布篷起来，里面是荷枪实弹的战士，外面贴着鲜红的标语“维护民族团结”，大喇叭里汩汩地涌出维语来——一句也不懂，但是明白那说的是什么。每天下午，都有手鼓声盖过这个城市的其他声音，咚咚而过，后来才知道，那是维族人的婚礼。不时地，等巡逻车庞大的身躯缓缓擦身而过，心里一片荒凉，不知身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
在外面的人，很难想象这里面的情景，有人打电话问这里的安全情况，我都说有很多武警在保护我们，很安全……开学后，那一百多个武警撤出了校园，从此，学校门口有一班14名武警24小时驻守。对那迷彩服由最初的畏惧，到渐渐熟悉，有时候经过时，仔细地看他们，原来他们真的很年轻，偶尔也有倦怠的神色，就是那枪黑亮亮地可怕。学校门口的保安都拿着电棒，每天晚上，派老师整晚值班。那种紧张的气氛，到国庆时达到了顶峰，之前就说所有的商店会关门，要什么东西就早点买好，反正那几天不能出门的。
十一那天，我们去人民广场参加了盛大的升国旗仪式，三万多人聚在广场上，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炸药包。人民广场上有一座巍峨的毛主席塑像，据说文革期间全国共有72座，后来大都毁掉了，喀什的这个时全国仅存的六座中的一个。就在毛主席那经典的挥手间，在警卫的重重包围下，参加升国旗的人谈论的是此时来个恐怖分子会怎么样，抬头时，周围的楼顶上，布置着一个个黑点——狙击手，随时准备射击。等到散会时，大家长出口气，浩浩荡荡往回走，大街上冷冷清清，就剩下去升国旗的人了。唯一鲜亮的是教委大门上悬挂的横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
接着，中秋节，那天晚上，轮到我们语文组值班。在学校大门口，我们把语文书摊开在桌子上，把月饼、苹果、梨和石榴摆好，等月亮。我们集体备完了《鸿门宴》，聊天，看别的老师出出进进……月亮没有出来，浑浊的云压在天上，风起了，远近的垃圾都被卷起来，我们把桌子挪到值班室里，瓜子皮扔了一地，看时间，还是等不到来接班的人，疲惫的沉默了，然后大家打电话，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婆的声音，外婆的声音，海边的声音……听到了那月光哗哗流淌的声音。
后来，甲流袭来，是门口那些武警先给的信号。他们戴上了口罩，齐刷刷地，让我们不禁恐慌无依。有天晚上，晚自习刚下，就有政教科的人来催学生回宿舍，他们亲自看每个学生离开，锁门。大街上比平时多了很多武警，我们五百人大潮，不到十分钟，就从教学楼流到了宿舍——平时给半个小时。第二天，就听说，那晚在哪里哪里死了多少多少人。再后来，有个学生发烧，我带她去医院，一个人不敢去，就叫一个同事陪着。我们都戴着口罩，话都不敢多说一句，那出租车师傅是汉族人，看我们紧张的样子，就说：你们来这里没多久吧？我们不答腔，他又说：我来这里开车也十几年了，什么事也没有，人家都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我们也是看报纸，听别人说的，从没遇到过……同事才说：那应该就是了，你们天天在路上跑，应该最熟悉了。也许，熟悉就好了。可是，每一个夜晚，看着窗外那绿莹莹的路灯，总觉着这里的夜晚，深沉而恐怖，像个陷阱。
再后来，门口的武警撤离，换成每天晚自习后，学生组成的护校队站岗；再后来，护校队也不站岗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一个人在晚自习后过地下通道，甚至，在夜里一两点带学生去外面的诊所。有天夜里三点多，带学生去医院，坐维族人开的出租车，看着那空旷的大街，竟也感觉踏实。医院的过道里，老老少少坐着或躺着，拥着花繁锦簇的被子、毯子，那些织物里发出奇异的香味，看那上面的花纹，不禁想起那些白杨树的样子来。
火车一路过来，每一块绿洲边缘，都是白杨树，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密密直直地围着。在这个城市里，最高的白杨树长在公园里。那个公园，离我们住的地方，走路不过五六分钟，可是，我只去过两三次。秋天那一次，白杨树叶子全变黄了，有的掉下来，堆积在地上，厚厚的一层，偌大的公园，走进去，是铺天盖地的灿烂辉煌。和同事一起走着，他介绍那个干涸的湖，夏天时可是一片绿水泱泱。我觉着满眼满脸满身——金黄。春天那一次，和一个朋友一起走着，湖里泛着绿水，烟笼柳树，白杨披翠，桃花杏花梨花都开着，广场上很多人……只有这一次，才是我一个人，第一次走进公园。
已是盛夏，那些高大的白杨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撑起浓重的绿荫，树下一个小花坛里，开着月季花，这些树静谧极了。我走着，心里却是非常忐忑。只沿着大路走了一会就往回走，有音乐透过树叶传过来，我循声望去，在一丛小树的后面，有一座亭子，台阶上坐满了人，老的，少的，都是维族人。前面一块空地上，放着一台笨大的录音机——音乐从那里传出来。一个女人和小孩坐在旁边，一个男人从编织袋里拿出一个钢圈来。那钢圈，明晃晃地在树荫下闪着。音乐很激烈，那个男人手拿钢圈，跟着音乐跳了一会，猛一低头，一跳，钢圈就在他两脚腕上了；他两脚戴着钢圈，跳了几下，再一弯腰——头也钻进去了，他的手往后抱着脑袋，胳膊抵在腿上。那样一个钢圈，直径大概有二十几厘米。那圈子就箍在他的脖子和脚腕处。他，整个人就像从腰处折叠过来一般，蜷缩在那个圈子里。音乐在继续，他的身体跟着音乐有节奏地伸——缩——伸——缩，抖，抖，透过树叶的间隙，我看见，那明晃晃地钢圈往后移去，从他的脚腕和脖子那里往腿和脊背处移去，那个人，渐渐的抬起头来，渐渐地直起身来，直到“哐当——”一下，那个钢圈落在了地上。拍手声稀稀落落的响起来，他弯腰鞠躬，然后拿起一个碗，走向拍手的人群。那些人都去摸口袋，有两个男孩子给了张票子，起身走了。那男人转身，在地上铺了一块彩色的布，将一包绿绿的倒在上面，用手拢起来高高的一堆，不知是碎碎玻璃片还是塑料片。录音机旁的女人又开了录音机，这男人站在那堆东西跟前，向那群人鞠躬又摆手，摩拳擦掌，忽然，啪——他一下高高跳起，落下，双脚砸下来——那堆绿片四散开来。那男人从那堆东西里走出来，抹掉了脚底板的绿片，又拿起碗来，走向那群人。那两个那孩子从旁边的树丛中钻出来，坐下，又往碗里丢了一张票子。音乐还在响着。
我本是不敢站在那里看的，只是因为不远处还有一个汉族小姑娘在看，才在那里站定了。可是这时候，我再不忍心，就转头去看旁边那棵桃树，绿叶间有拇指大的桃子，探头探脑的样子，想那时，桃花盛开时，这里是怎样的一种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