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6期。知网上有，这是后面又修改过后的一个版本，与知网有所不同。此处尾部文有增加(因未刊，故我在此删了)，另加入了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考古分析报告。本文是想从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历史人类学与气候人类学数个学科的综合运用，对羌族囗头史诗《燃比娃盗火》作一片断分析。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气候、迁徙与记忆——羌族口头艺术的灾难人类学审视
焦虎三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羌族的口头艺术作品是古羌社会与历史的百科全书与口头档案，保存着不少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记忆片断，其中就包括先秦时期气候的剧变与古羌迁徙之间关联的记录。在灾难人类学的审视下，通过对羌族与此相关的口头艺术作品的研究，一方面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古羌的迁徙与自然生态变化之间紧密的联系，为解读与还原羌族史诗的初型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对今天羌族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羌族；口头艺术；气候变化；南迁；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羌族一直没有本民族内通用而规范的文字，因此，流传于民间的口头艺术作品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记忆中便占有非要重要的特殊地位。羌族的口头遗产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世代口授和长期歌唱而传承，它不仅是羌族人民文学的创作品与精神生活的寄托体；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羌族口头艺术作品，也是羌族人民历史的记忆码与社会演化的“活档案”。
现在，通过对岷江上游大量的石棺葬墓群考古与断代，先秦至汉，无疑是石棺葬墓群较为集中的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对于石棺葬墓群的族属有所争议，但其中大部分与古氐羌系有关也是可能的。如据笔者调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龙溪乡直台寨农民挖出了连片的石棺葬墓群，羌学者余永清目睹了整个过程，在墓群旁的祭祀坑中，他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火烬，旁有一块重达上百斤的巨型白石（白石留有火烧后的痕迹），这明显是氐羌信仰文化的独有标志。这说明，先秦至汉，也是古羌人迁入岷江上游较为集中的一个阶段。笔者认为，在对古羌从西北向西与向南大规模迁徙动因的判断中，这一时期内，除了中原统治者对西北部少数民族极端的打压外，中国古代气候剧烈的震荡变化，也是导致古羌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中，笔者尝试结合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与羌族口头艺术中关于气候描述的相关唱诗，对先秦时期，导致古羌迁徙的这一重要因素进行初步辨析。这种灾难人类学视角下的“考古和历史取向”( The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App roach) ［1］，一方面能加深我们对古羌历史及其迁徙、演化的了解，另一方面，这种取向也能增加我们对自然灾难和族群演化进程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先秦气候的震荡与古羌的南迁
在19世纪历史学家Grigg.D.B看来，在他的“迁移律”中，他将经济原因看成是造成人群迁移最为主要的原因［2］，而人口的迁移，不仅是空间与地理上的转移，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引起的“社会移动”。笔者认为，在对“迁移律”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进行分析时，人地关系的因素便显得十分重要，在构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各主要因素中，气候是变化性最大、至今人类了解最少且最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的一种，也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自然因素，其造成的诸多灾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人类的大规模迁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有句代代相传的古老谚语：“羊子离不开哈格（草）；寨子离不开莫西（太阳）”，释比唱经《还愿插旗杆》中又云：“古人说得好，撒种太阳下”［3］，这些口头艺术作品都言明了气候对于羌人生计与生活的直接而漫长的影响。而在远古，相较于“华夏之争”，对于绝大部份仍坚持以游牧为生的古羌族群（部落）而言，气候——这种人力完全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直接来自于上天（天神），它比尘世的战争更为凶猛，依靠人力也根本无法改变。
满志敏所著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一书中，在“西周以前我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和变化”一章，作者绘制了一张“大暖期鼎盛时期植被区划与现代区划的比较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大暖期鼎盛时期（距今7200～6000年左右），在中国西北部，包括今新疆、甘肃等地，为连片的草原，青海、西藏为森林草原，而现代全演变成为荒漠和高原草原。如果说，这还是一个宏观视角下的古羌先人世居的西北部气候变化过程史，那么，具体到先秦至汉，中国古代的气候进入了一个震荡的变化期。
在书中，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考证了《夏小正》中记载的物候，认为起码在夏代中后期“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夏小正》中反映的是温暖气候，它的温暖程度比春秋时期更暖和，当时的自然带大约比现代北移了3个左右的纬度。”［4］对于殷商时代的古代气候，他以殷墟动物群以及甲骨文的相关卜辞加证，认为甲骨文中众多的猎象卜辞说明，当时商都附近为亚热带成分，“从一些植物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商都附近的亚热带成分。如野生的梅树在当时安阳附近有大量的生长。1975年，殷墟遗址中发掘出一具食器铜鼎，其中除了装有粟外，还有不少的果核，据其尺寸和表面特有沟级和凹点的分析，这是梅子的果核，证明当时的商都附近存在有相当的梅树生长。现代野生梅树的主要分布中心在西南地区，在浙西和皖南有一个次分布中心，是亚热带植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两个地区目前都是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因此，当时商都也应存在亚热带或邻近亚热带的气候条件。”［5］这一时期，对于广布在西北部以游牧为主的古羌先人而言，气候是十分宜人的，夏季比现代温度相比比较接近，关键是冬季的气温与现代相比要高出许多，而大片的草原与森林草原，又十分适合游牧生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殷商血腥而野蛮的打压下，羌的族群在西北部虽有所偏离，但游牧族群与部落反而愈集愈多，并在华夏的西边形成了包括古羌在内以游牧为主的通称为“戎”的庞大集团。
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气候就进入了寒冷时期，全新世大暖期正式宣告结束。特别是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比现代更为寒冬，“在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已经由春秋时期的较温暖转向寒冷，这种寒冷状况在春、秋、冬三个季节中都有表现，其温度特征要比现代寒冷，因此这个时期是气候的冷期，不是温暖期……在距今3000年至距今2000年间，温度变化的特征是两低一高的态势，第二个寒冷的低谷就在距今2000年左右。可见从文献中得到的结论是与孢粉证据相吻合的。”［6］对青藏高原古气候的分析也与此总体吻合：“6.0～4.0kaB.P.该区木本花粉含量高于平均值，说明森林发育，研究区环境总体温暖湿润。4.0～3.6kaB.P，青藏高原东部的５个记录均显示木本花粉（森林）迅速减少，且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kaB.P。说明从4.0kaB.P．开始，研究区环境迅速变冷干，且冷干气候一直持续到2.0kaB.P．。”［7］
从西周开始，气候持续地偏向寒冷（中间偶有反复，但气温总体已比夏商偏低），造成原先畜牧业集团生计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完全改变：“本时期农业灾害在发生规模、灾害强度、灾害频率、灾区范围、危害后果、减灾措施、减灾思想等方面与远古至夏商时期都有显著不同，农业灾害的发生、危害及灾害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冲击已经呈现出复杂多样、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势。多种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灾情加重，农业灾害不但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还进一步冲击到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形成灾害的放大效应。”［8］这其中，风雪灾害的破坏力常使牲畜亡损；春、秋、冬三季的异常寒冷，又使青草的生长期变长，成熟期变短。对于畜牧集团生存中必须依靠的牛与羊等牲畜而言，这意味着一年之中，只有夏季及前后，才能短暂觅食生存，加上先秦时期，先有《管子笠重篇》所言“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即成汤时连续七年的大旱；后有《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即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前853年）连续六年大旱（现流传于茂县和黑水毗连地区“白石神的传说”中有“天上出了九个太阳之说”，似为这些旱灾残留下的口传档案）。古羌人的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人口的大量流动是其后果之一，也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而这种以集团或部落方式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板块式的“族群”漂移（笔者称之为“族群板块”漂移），这是因为，正如地理学上板块构造学说所提出来的板块概念一样，在当时戎的大集团中族群也并非整体一块，而是分裂成许多习俗与血缘亲近的许多部落（胞族），这些部落可称为“族群板块”，族群板块之中还有次一级的小板块（部落）存在。
正是由于从西周开始的气候恶化，形成了逼迫古羌人迁徙的自然因素，而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出的古羌人众多迁徙线路中，起码由北向南（由西北迁入川滇）这条路径图，似乎与这种气候的震荡变化不无关系，故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当记述古羌人由西北迁入四川，进入今松潘地区时，史诗云：“来到热滋大草原，热滋坝上水草茂。热兹地方天气暖，阿巴白松心喜欢。”［9］记述其迁至今茂县地区时，史诗又云：“金色太阳化冰川，暖风吹来乌云散。严寒冬天将过去，春风吹来日补坝。灾难时日已过去，幸福日子将来临。”［10］在这些史诗段落中，一方面言明了以游牧为主的古羌人迁徙以及生计中对气候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南迁，对温暖气候选择的必要。日补坝的春风与西北原住地的严寒（史诗中表述为秋日的“大雁行行往南飞”），仿佛只是在简单谈及由秋至春，四季气候由寒至暖的转化，地理与海拔的变迁，但其所反映出向南迁徙的深层背景动因，部份还应是与这一时期，西北气候的震荡与恶化有所关联的。
这一切正如王会昌论文中的判断：“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干湿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三者用一个时间坐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后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11］换而言之，“气候温暖时期，降雨丰沛，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北撤，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多为太平盛世时期；气候寒冷时期，气候干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农民暴动频繁，多为朝代更替，民不聊生时期。因此，中国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与气候变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12］
二、羌族创世史诗的灾难记忆与判读
对此问题，我们还可以列举羌族另一首创世史诗《盗火种》（又名《燃比娃盗火》）为证，加以更加详尽的说明。在该史诗中，当记述天神霍都受木比委派深入凡间惩戒世人时，史诗云：“霍都本是恶煞神，心胸狭窄似地鼠，最最快意是整人。洋洋得意到圣山，喀尔别格往下看。尼罗甲格好风光，花果来把树挂满。嫉妒顿生心烦躁，凡人无忧让人恋，更比仙境要好玩，嫉妒之心如火烧。忙施魔法拿令箭，恶毒魔法降人间。天地顿时像黑炭，冷风飕飕浸人骨，大雪纷飞盖大地，凡民惊恐四处窜。蜷缩身子躲山洞，冻死老弱与病残。圣山成了死亡谷，人间春天变冬天。”［13］史诗中虽然将气候由暖转寒的突变结为恶神作祟，但对于当时气候突变的描述还是非常具体的，如：天地像黑炭；冷风飕飕与大雪纷飞，春天变冬天，这些都是气候由暖转寒，典型的带突变性质的特征。当时古羌女首领“阿勿巴吉”与众人商议，不得以只有向外迁移：“阿勿巴吉商议道，天上降下此灾难，没有吃来没有穿，坐以待毙实枉然，同舟共济渡难关。阿勿巴吉走在前，带领凡民出了山。”［14］
这首史诗是否明确指代出气候震荡与居于西北的古羌人被迫迁徙之间的直接对应联系，笔者以为这源于我们对史诗《燃比娃盗火》最早产生时间与初型诞生地点这两个关键节点的判读。（笔者之所以在地点上选择“初型诞生地点”这种描述，是因为口传艺术诚如帕里所认为的那样，它一旦产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可能被艺人不断再加工的变化体，代代传承中艺人们接受和传承的事物注定会叠加于口传艺术作品之中，从这点出发，寻找史诗含义中深蕴的“初型诞生地点”，比对史诗进行全面判断而推断它的过去更为客观，因为不断的再加工，使口头艺术现今的样本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过去。）
（一）、关于该史诗最早产生的时间。现代学术界一般都认可该史诗为古羌人远古神话史诗，是带源流性质的原始史诗，这说明史诗产生的年代十分久远。
1.从史诗中描述的气象来分析其产生的时间上限。在《燃比娃盗火》，史诗中的气候明显存在一个由暖转寒的突变，对照先秦古气候，我们可以发现，西周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古气候为全新世大暖期，西北地区如最有代表性的剖面青海湖QH85—14C孔的分析可以证明，从距今8000年至3000年间，当地植被丰富，森林茂盛，依植被与水热因子之间关系推测，当时最热月气温高出现代2℃，最冷月高出8℃。而西周时期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来，气候急速由暖转寒，据全国各地孢粉资料分析，距今3200年至距今2900年左右，中国大陆存在一个明显的降温过程，其时正处于世界性的新冰期第三期，大批喜暖植物从北方消灭，大批喜暖动物（如大象）被迫由北向南迁徙。从古气候的这种变化趋势来判断，笔者认为，将《燃比娃盗火》最早产生的时间（上限）定在西周或以后是妥当的，也是与这一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客观现实吻合的。
2.从史诗中涉及的物件来分析其产生的时间下限。众所周知，物质是标志时代特征最为显而易见的标签，史诗中的名词，特别是物品名称对于判断史诗产生的年代据有指向性的意义，笔者将史诗一些重要的物件名词列表如下，并引用《羌族释比经典》汉语直译（下表中简称《经》）加以对照：
《燃比娃盗火》名词表
居住类 用具类 用具类 用品类 宗教类
名词 洞 火钳 瓦盆 麻布袋 白石
《经》 脚来/缩背/弯/就/洞/里/躲了 火钳/拿/且/火种/取了 瓦盆/一个/就/来/取了 口袋/一根/就/来/找 这/石/是/呢/神/石/是
译文 蜷缩身子躲山洞 拿着火钳取火种 正好拿着一个瓦盆 找来一根麻布袋 这是天界神白石
能指 住所 取火工具 火炉 口袋 白石神
所指 洞穴或地穴 青铜(?) 陶器 皮或麻纺织品 崇拜物
在上表中，史诗中的“洞”，可指洞穴或地穴，笔者以为指代地穴可能性较大，以西北地区同一时期与古羌关系密切的几处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为例，其中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以及沙井文化，年代时段大多在商周两期间，可资比较。其中，卡约文化房址为半地式房子，有大量窖穴遗址，高寒边远地区以放牧羊群为主，女性墓中发现有骨针，葬式多样，有火葬墓；辛店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在遗址中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子，窖穴分布密集，发现锡青铜器；寺洼文化为地面建筑，但其制陶业与手工纺织业十分，葬式为火葬，并将骨灰盛入陶罐中，个别陶器颈、肩部镶有白石珠；诺木洪文化中虽发现有土坯房址，但带窖穴功能的土坯坑发现较多，牧畜以羊为主；沙井文化发现有窖穴、冶铜业和确切的麻纺织品，随葬品中发现羊卜骨。更重要的在于，史诗中并未有铁器文化出现的痕迹，将之最晚产生的时间（下限）定在东周也是妥当的。以上分析可对比列表于下：
史诗名词与西北考古发掘对照表
时限 分布区域 居住类 用具类 用具类 用品类 宗教类
史诗 远古 尼罗甲格山 洞 火钳 瓦盆 麻布袋 白石
卡约文化 前1600~前600年 甘肃以及青海（中心区） 半地穴、地面 冶铜业 彩陶 纺织 随葬 砾石、卵石
辛店文化 前1400~前700年 甘肃、青海、陕西 半地穴、窖穴 锡铜器 彩陶 随葬 砾石
寺洼文化 前1400~前700年 甘肃 地面 冶铜业 彩陶 纺织 白石珠
诺木洪文化 西周~战国 青海 地面、土坑 青铜 彩陶 羊毛制品、皮革 石饰品
沙井文化 前900~前409年 甘肃 地面 出现铁器 红彩陶 麻织品 羊胛骨卜骨
通过以上综合对比与分析，笔者认为，时间上而言，将此史诗产生时间上限认定在西周、下限定在东周是较为适当的。 其产生于西周的可能性偏大。
（二）、关于史诗初型诞生的可能地点，史诗深蕴的几处隐秘指向十分值得注意。其一，在较早期的《羌族民间故事集》这个版本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出版社，1988年7月1版），“燃比娃”又被古羌语称为“尕刚”（意为“我儿”），“尕”是中国西北地区至今仍在普遍使用的古方言，用在姓、名或排行等之前，表爱称，意为“小”，只用于男孩子身上，这是中国西北地区，如甘肃、青海等地独有的表达方式。史诗中“尕刚”，笔者认为其音近“尕嘎”，应为“尕格尔”或“尕扎尔”的音转，而后二条方言仅流行于青海地区，其意均指小孩［15］。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这种西北古方言出现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口传艺术的原始史诗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二，这个版本中，喜鹊与燃比娃有一间对话为：“撤，撤，格里撤”，现代羌语译为“去，去，向前去”，中国西北地区农民在放牧驱赶牛、羊时，至今仍在普遍使用“撤，撤，......撤”这一句传统的吆喝声（古羌人将“山羊”称为cea，音“泽”，放牧时也吆喝“泽，泽，...... 泽”之声），这种方言与“尕”一样，带有明显的西北特色，最早应为西北方言，而西北方言，特别是甘肃与青海的方言，至今保留下较多古语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以甘肃为例，有学者就认为，这里“保留了较多的古语现象，存有汉藏语底层的东西。”［16］单音节的“尕”与“撤”（“泽”）均为古语音，它们出现在羌族口传艺术中，应是其语言中西北民族语言远古基因的残留，也是古羌从西北地区迁入岷江流域的另一个例证［17］；其三，从神话学比对的角度而言，诚如李明在《羌族文学史》中的分析：“《燃比娃盗火》等神话，曲折地反映了羌族原始先民与‘猴’的特殊关系。该神话说，燃比娃浑身长毛，有尾巴；羌族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燃比娃》说燃比娃是猴毛人；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中的斗安珠也是一身毛有尾巴；羌族神话《猴人变人》也说人类祖先是‘猴人’变成的。羌族神话《戈基人的故事》也说羌人是黄猴变的。《羌族社会调查》一书在介绍汶川县龙溪乡端公经颂祖先（木姐珠）中也说，羌人男祖先神燃比娃（在茂县南部和汶川北部羌区则说男祖先神是斗安珠）类似猴子，浑身有毛。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羌族民间仍把燃比娃或斗安珠奉为祖先神。”［18］他引用了古代文献中所记北朝时党项羌“皆称猕猴种”，认同这一传说为羌人“图腾象征的残留”或古羌“图腾崇拜遗迹”。笔者进一步认为，“残留”也好，“遗迹”也罢，都说明了该史诗就产生于古羌人世居的西北地区，其与党项羌“皆称猕猴种”的祖源信仰之间存在着互连关系，为同一信仰源头下的两个分支子系。如果以居住类与方言对比为主要参照系分析，笔者认为史诗初型诞生的地点在青海的可能性偏重。
三、历史记忆与灾后重建的对照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燃比娃盗火》为古羌的某支系迁徙至岷江流域之前，其居于西北地区（青海）的口传原始史诗，史诗言明了西周气候震荡与他们被迫迁徙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应是成立的。而包括《羌戈大战》与《燃火种》在内的羌族口头艺术作品，作为历史的记忆体，一万面在史诗中记录下气候的灾难性变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灾难与族群自身迁徙的互动关系。
奥利佛一史密斯曾坚持认为，灾难的根本原因更多是社会而非自然的，在对羌族口头艺术的灾难人类学审视中，笔者以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远古人类尚无法大规模影响与改造自然之时，天气与气候，地理与海拔，这些自然的因素无疑占了更加重要的成份，但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即使是纯自然的灾害，当它降临时，灾难就不再成为一种纯自然的现象，人地关系间彼此的亲密度越高，灾难对人类的影响就愈大，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人类学视界下的社会现象与历史过程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灾难的产生而兴，也伴随着灾难的进程而变。如从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生计模式变化与人口流动，是影响其聚落形态演变和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19］（见图一）。
图一：文化／人口规模与青藏高原东部5个研究点木本花粉合成记录的对比（图据《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而羌族的口传艺术，作为“前文字社会”的残留，其重要持质，即：“在前文字社会中，人们的传统知识是每一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并通过口头方式一代代先后传授。其中大部分知识是基于实践观察和个人经历”［20］，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不仅是包括灾难人类学在内的远古历史与记忆的珍贵文献档案，更是人类重新审视并处理好自己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带现实主义意义的对照标本。这种对照标本，对于羌族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在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劫难后，据有更加现实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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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上）。前引书，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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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上）。前引书，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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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雒鹏：《甘肃方言里上古音的遗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第48卷5期。
［17］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在该文结论中，作者认为“从先秦至汉魏六朝隋唐宋，整个西部都是一个大方言区”，“从语音内在的特征出发。我们初步可以得出结论，宋代的西音应是上承秦汉时西部秦晋梁益音系而来，属于西部方言的一支。”这间接说明远古四川古代族群与西北地区的关系。
［18］李明主编：《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9月1版，第47页。
［19］马敏敏、董广辉、贾鑫、张占仓：《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第四纪研究》，第32卷2012年3月第２期。
［20］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周云水等泽：《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第六版）。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1版，第180页。
［21］龚珍旭等主编：《情系尔玛——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1版，第239页。
原文刊于《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