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委托、授权，由宋广波整理、编注的《胡适批红集》一书，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该书发表的近500页胡适研究、批注《红楼梦》的新史料，均为首次发表。该书颇受红学界关注。
　　11月7日，北大出版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了《胡适批红集》新书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其文献史料价值、学术意义深入研讨，认为这部印制精良、清晰的书必将对《红楼梦》版本、家世以及红学史的方方面面产生启示、推动和深化作用。专家们指出：胡适对1954年批胡文章的批注和勾画，可以反映胡适作为被批判者的心态；这一大宗第一手资料出版的意义，是不限于红学的，最能反映胡适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与会者高度评价编者将新史料尽早公之于众、实现资源共享的做法。有专家则指出，该书由北大出版非常有意义，因为新、旧红学发源地就在北大，而胡适先生是北大故校长，曾经在北大服务近20年。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胡适学界和红学界的专家有：耿云志、胡文彬、张俊、吕启祥、段启明、张书才、沈治钧、曹立波、郑铁生。
　　今将当天专家的发言摘要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关于《红楼梦》这本书，胡适晚年对它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说得很保留。这一点我跟胡适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我是拿它跟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比，也拿它跟后来的文学作品比，我觉得《红楼梦》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艺术成就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我在中学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的，特别欣赏写实主义的作品。只要我认为是写实主义的作品就喜欢，缺乏写实主义的作品我就不大喜欢。我们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观念先行，大多数作品都不出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恩怨相报等等这些很固定的观念和套路。到了近代，救国、反帝反封建这是第一主题；五四运动有伟大的成绩，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也产生一些流弊，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弊就是泛政治化，在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等方面都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第一原则。有些文学作品很明显的是围着几句政治口号打转。所以我觉得我们缺乏写实主义的传统，我说的是缺乏，并非没有。而《红楼梦》这本书呢，我认为它具有写实主义精神，这点，胡适先生也承认，它是写实主义的作品。把众多人物放在那么广阔的社会背景里，写得入情入理，很不简单。在他那个时代很不简单。但是，胡适说曹雪芹周围朋友的程度都太差，没有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更好、更大的提高，这样说也对。我认为，红楼梦》的话题还可以继续谈许多年，至少是几十年。我个人受《红楼梦》这本书的影响还是颇有一些。红学的研究呢，有两个方面。前些年有学者写文章，对胡适有些不满的味道，说《红楼梦》是一本文学作品，应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它，怎么把它当做历史来研究，去搞考据、搞考证呢，淹没了文学应有的生命力。我不太赞成。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我刚才说，我们的文学缺乏写实主义传统，所以对《红楼梦》的研究长期走不上正道，所有流派都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朝廷的政治斗争，这个影射谁，那个影射谁，都是这个观念在作怪。所以，自来就没有从写实主义这一点上来评论《红楼梦》，而要从写实主义角度来评论《红楼梦》，就不能不首先搞清楚它的作者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所以，研究《红楼梦》免不了要做一些历史考证的工作。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要提炼出它值得学习的东西，也批评它不足之处，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有借鉴意义。
　　关于《胡适批红集》这本书，还是请在座的各位红学专家们发表高见吧。
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非常有意义，因为新旧红学发源地都在北大。我在《红楼梦与北京》那本书里，说到北京有几个是发源地：是《红楼梦》传播的发源地，也是走向世界的发源地，还有就是统治了我们将近八九十年的新旧红学两大派的发源地。这本书使我们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在他跟大陆完全隔绝了之后，在他跟红学分手了这么久之后，他还是那么执着地关注大陆的红学研究，就这一点来讲我是非常感动的。第二他特别关注大陆对他批判的文字。我觉得胡适一生在关注着红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点，我在台湾120天，也曾到胡适纪念馆也拿了书，也拿了胡适的二十四张照片，也到胡适的墓地向胡适三鞠躬，但是我就没有向广波这样细心、执着和勤奋，终于把这一批材料弄回了大陆，今天出这样一本书，我们看起来就方便多了，容易多了。但像我在台北120天，虽然也跑书店，但是我就没有再回到胡适纪念馆来发掘这个材料，广波的这种有心也是对红学的一种执着，是应该表彰的。从找材料从这个事情引申到我们红学界，大家要发掘材料，但是不能编造材料。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就是讲究无证不信，孤证也不信。
　　还有，讲到今天的红学研究，有这么多的书，也有不少垃圾。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另一方面要做一些扫垃圾的工作，至少把你自己领域那个垃圾扫一扫，当一当清道夫，这样对拓展我们的研究会有好处的。
　　《批红集》里头这些个东西我们应该历史的看，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胡适那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当中所写出来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脱离了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来看待。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胡适对红学的关注，有一些批注能启示我们思考一些东西，但是也应该看到里边有一些意见、有一些看法我们还不一定要全盘的都接受。胡适他也是人，他也不是神。还有，大陆后来（近50年来、60年来）发现的大量的有关红学的研究的资料，远远超过了胡适当年所见的那些个材料，他所见的材料是有时代性的。他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后来也有很多深入的讨论，也发表了很多有价值见解，如张宜泉的问题。
张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部书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点：一、它有比较重要的文献史料的价值，二、它有比较鲜明的学术意义，三、它对于今日红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先从文献史料的价值来说。本书374页，胡适先生批《红楼梦书录》的时候，批到那个“张曜孙”，原书说他是“张惠言之子”，胡适先生说“是侄儿，不是儿子”。后来那个《书录》出修订本的时候改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些批注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有些批注提供了一些资料，比如张宜泉不是兴廉，这一个胡适是在1956年批的，广波在《前言》里面也讲了，说我们不是说胡适比一般的学者讨论的时候早了30多年，就是说关于这个张宜泉是不是兴廉，胡适早就提出来了，我们说他这样一个讲法可以补一些红学史书的缺陷，有一部《红学通史》，他讲到这个他就说直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问题才受到关注，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是写文学史的时候不能这样写，胡适其实在1956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当然了就像文彬兄讲的一样他没有展开论述。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补这个红学史缺陷的地方，就是关于甲戌本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从1927年6月，胡适买到甲戌本，到1961年5月24日，在台北出版中间有30多年。这30多年的时间，胡适写过两篇长文，就是比较系统的，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甲戌本，那么在这个之间30多年之间，还有哪些，做了哪些工作，那么现在的这个从公布的情况来看，就是广波特别也提到了，就是首先胡适甲戌本的小记，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就是说他把那个字做了统计，他自己说这些字很容易补，但是他没有补，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是为保留甲戌本的原样子。这个《校勘小记》我觉得在研究甲戌本流传过程的时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材料，而且它里头提出了：他本来容易补但没有补。我就想到了陶洙先生对这个己卯本态度，那么陶洙对己卯本的时候，就过路甲戌本和庚辰本上面的批语，然后改己卯本的正文，然后搞的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从胡适对甲戌本，从陶洙对己卯本来看两个人对这个古本的态度、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胡适这样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补这个红学史研究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就是1954年对俞平伯、胡适批判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的态度是什么，他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在写红学史的时候，很值得研究一下，而现在这个有关的一些红学史的著作呢，那么只能够根据胡适公开的讲话，或者根据他的日记，或者根据他这些同事来讲他当时的心态，刚才广波说的那个，那么他对有关的批判他的那些文章上面的批语，勾画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批判自己的时候，他能无动于衷不可能，是吧，我觉得从这个里头，从他勾画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一些心态，这个地方觉得有意思的呢，就是他不是说那个王佩璋，就是不是说那个王佩璋什么，好像我看了文章里头，正好说王佩璋是“妄人”，还有一个文章里头讲，胡适大概也说过曹聚仁是“妄人”，大概是1956年的时候访问过大陆，1957年他就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到大陆看一看。胡适在日记里面，大概是在57年3月16号的日记里边，就说今天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
　　第二，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就是它引发了许多红学的话，而这些话可能有的是一些讨论过的，但是不管是以前已经讨论过的，和他现在提出来的都是值得思考和研讨的。
　　再一个话题，比如在346页还有352页，就是乾隆56年之间有没有120回本，有没有120回本，第64、67回根据什么本子抄配，再一个话题庚辰本的75回有三处空白，这三处空白怎么样理解，因为对这空白的理解也牵涉到一个对红楼梦的问题，这儿的标点是值得商榷的。
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胡适批红集》所收资料，都是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以后对红学持续关注、研读、感受的实录，沉睡半个多世纪以来，今日面世，意义非常。其最直接、显豁的意义，是将推动和深化红学的研究，当然也是对胡适研究的拓展和丰富。而就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这批文献的公布正是“资源共享”的范例。再把视界扩展则可由此得到启示，两岸学术界在沟通互补、共同提升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胡适批红集》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胡适对红学关注的持续性和全面性。这一时段大陆的红学动态都在他关注的视野之内，几无遗漏。
　　从胡适所批可以见出他所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本身，也就是说不离学人本色。比如，批语中他对雪芹卒年由癸未恢复为壬午的多处改笔，还偶有对某些原批语的自我否定，这都是由于“证据”改变而作的改变。《批红集》涉及的方面甚广，给予人的启示甚多，如果对照当时以至当今红学现状，将是十分有意味和有意义的事。
　　《胡适批红集》的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红学本身。在学术领域内“实事求是，资源共享”的极端重要和极其不易。面对任何一个课题，尽可能完全地占有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得以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的前提。这种研究资源，不止是局部的而是完全的，不止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止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不应是垄断的而是开放的，不应是沉埋的而是被发掘为公众尤其是学人所共享的。“资源共享”应当是现代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共识和公理。即以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而言，作为批判靶标的胡适本人对这场批判运动有何反应,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材料。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只有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多个维度加以观察和描述，才可能比较客观、完整和科学,尽管认识和评价可以有差别,而事实只有一个。《胡适批红集》有关这场批判运动的批点、批注、批语，包括他划出的重点线和各种记号，正是他的即时反应和当下思考，均属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论是过去研究过这段历史或今后准备研究这一课题的学人，都会珍视并运用这批材料。
　　目前，要达到“资源共享，学术为公”的境地，仍有遥远的距离。宋广波本来可就所见资料写篇文章就罢手,但却念及“更多红学同好”看不到,“假如能将这些从来未为人注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影印，岂不是很有意义？”信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广波的这一想法和随后的做法，履践了“学术为公,资源共享”的崇高信念。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我们应该感谢广波和北大出版社，出版社认定这个选题，是要有眼光、有魄力的。广波更不用说了，就像刚才吕老师格外提到的，他自己拿到这些第一手资料后完全可以独家先写几篇文章再发表这些资料，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先费工夫整理好，找出版社出版，“公诸同好”，使更多得人能看到这批非常珍贵的资料。当然扩而大之，这件事也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我觉得对胡适这样一个人物，对于他的资料应该说是越多越好，因为他这个人物太不一般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讲，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对这样一个人物来说，哪怕是一点点资料，都是很有用的。而现在所发掘的这批东西，就是大家过去所不知道的。对胡适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其实是承受了很多误导：说他是个反面人物，买办文人，什么帽子都给他扣上了。对于胡适真正有正确的评价，不过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能够吧胡适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提供出来，确实是对中国学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意义是很突出的。
　　这本书涉及到胡适很多个具体的问题，对于胡适这样一个人物，他作为一个学者的那个“学”字，体现的很充分。不管是大陆批判他也好，不管是有的书里面该提他不提他也好，但是他把这些看的淡，他关注的是学问的本身。他看到了《红楼梦新证》里面关于“巡盐御史”的观点，意识到自己错了，马上说“我错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卒年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学问的本身，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真正学者的这样一种风范。所以这个材料呢，我觉得对我们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的情况，意义是很大的，而这个又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胡适这个人太值得研究。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启示供大家进一步的研究，这本书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这个问题的开始，还有大量的可以延伸下去的话题。我们都已经是70岁的人了，看到比我们年轻的朋友做出这么多的贡献，确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很高兴的。
张书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本书我觉得有两点，对我个人，对当今的红学研究，对其它的学术研究都是很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启发意义的。看了这本书以后，对胡适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这一点，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过去嘛，一提到胡适的话，最时髦的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这句话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理解不好也会走到另一方面。胡适奠基、创立的新红学，实际在1949年后已经分流了。一个流就是胡适科学的精准，坚持科学的这个方面，重证据这个方面有一个流，这方面的代表我个人觉得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对他过去的一些认识，逐渐的对《红楼梦》有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判断，特别是晚年。这是一个继承新红学或者发展它积极的一个方面。另一流就是由考证逐渐走上索隐，本来“新红学”产生，就是为了批判索隐红学的。但后边的人呢，反而把他新红学科学的东西给淘掉了，走向了索隐红学。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大学问家，他这种能够随着史料的发现，或者研究的深入，对自己说过的话题某些观点能够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应该是一个真诚学者的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责任，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胡适在这方面表现的是很突出的。
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胡适批红集》大多是胡适用红笔或蓝笔在有关红学著作上的批注，散见在页面的字里行间、或者书头页尾，大都是胡适读书感触之时，随手写下的话语，虽文字不多，但笔笔都是胡适整体思维运行时刹那间的披露。恰如钱钟书所言：“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的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青年学者宋广波正是基于此，“收拾和爱惜”，“将这些从未为人注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影印，岂不是很有意义？”
　　整体思维首先体现在胡适对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科学方法的倡导和践行，在《胡适批红集》中处处能得到体现。胡适对待不同版本《红楼梦》的研究，重在叙事内容、叙事线索、叙事肌理的比对上，从而引发他的一系列深刻的见解。比如程乙本第67回“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一节。
　　《胡适批红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从五个方面：作者、版本、研究著作、红学批评以及书信，一点一滴，一丝一絮地披露了一代学术大师半个世纪的思维进程和心路历程。从他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思考的反复过程、对《春柳堂诗稿》质疑的思考的脉络、对《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校勘过程的介绍，体察到胡适的“红学情结”；从他面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言论所表现的心态，看到红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总是与政治风云舒卷变幻，同文化思潮潮涨潮落，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他不断地主动修正自己错误，从而体味到《胡适批红集》是叩问心灵的墨迹，是鲜活的资料。无论是对我们认识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还是勾勒百年红学史的轨迹，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沈治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本书所发表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有很多疑问解决不了，有很多结论你下不了。这个资料很丰富，刚才各位先生都说了，我只补充两点。一个就是胡适与俞平伯的关系，在1954年这两个人作为被批判地靶子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海外，在海外呢，他人身上没有什么痛苦，俞平伯要经受精神上的痛苦，他在国内，那么胡适就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不但关心这件事情本身，而且关心这个俞平伯的状况。胡适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有时竟忍不住跟作者争辩起来。俞说：“雪芹不过叫宝玉出家，所以是平凡的。高鹗叫宝玉出世，所以是超越的。”胡批：“但原本开篇就说宝黛都是从天上来的！”（第270页）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讲：“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胡批：“实没有做到‘平淡’二字！”（第271页）这是胡适的偏见，他把“平淡”二字评语看得很重，却不情愿用来褒扬曹雪芹的笔墨。对于俞平伯，胡适更多的是用心估量老友的境遇。再有一例，就是1954年，胡适说平伯找王佩璋这样的人代写文章是“自取屈辱”，而这就是关心老朋友，非常关心老朋友的安危，这个材料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珍贵。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是怎么关注他的学生周汝昌的研究状况。胡适跟别人多次公开的敞开说，说《红楼梦新证》写的好，“是我留在大陆上的一个好徒弟”。这个话咱们都是知道的，很著名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胡适在公开对外人说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政治家气质的一个人，他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咱们可以考虑可以琢磨。那么他在书斋里自己在看《红楼梦新证》的时候，他上边的批注，他是以学人的身份，他是一种什么心态看，刚才各位学者已经提到了，我自己感觉这个结论对不对，咱们可以再探讨。作为学人他对《红楼梦新证》是有很多保留的。伊陟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周先生不知道，把他点开，这种错误一直到1998年这版本还是这样，胡适把它指出来了，伊治是伊尹的儿子不能贬开。这个说徐乾学是曹寅的老师，胡适说这是不对的，你引的材料里就能证明他不是他的老师，对不对，说曹雪芹有个大姐入宫当了皇妃，这个胡适说“此则大错”，说是错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师父最不赞同以致大动肝火的，恰恰是徒弟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说，一即乾隆帝授意和珅命高鹗“删削”并“伪续”《红楼梦》而“付武英殿刊印”说（作者后称“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二即脂砚斋是史湘云说（作者去年自诩为平生“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这两样新奇别致的故事，梅节称为“龙门红学”的经典范例，乃周汝昌一生钻研《红楼梦》的“悟”的结晶。然而，对于武英殿传奇，胡批：“妄说！”（第315页）再批：“此等妄说，如何可信？”（同上）对于史湘云传奇，胡批：“此亦妄说！”（同上）又针对《新证》所引庚辰本二十三回丁亥夏畸笏叟眉批“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云云，批道：“此批当然不是女人口气。”（第318页）

曹立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部《胡适批红集》，封面用的是胡适的大幅照片，封底辅以胡适的手记，加上别致的书皮，增加了历史感和含蓄美。我重点翻阅了胡适有关《红楼梦》版本批注的影印件。下面，举例说明《胡适批红集》中，有关《红楼梦》版本方面的心得。
　　1、关于回目
　　他先拿自藏的甲戌本，与庚辰本校对。对照庚辰本上第一至十回的总目，第一回上方写有“甲戌本”三个字，在第八回回目的左上方画一条曲线，意在此本有一至八回。
　　在第十一至二十回总目上，胡适在十三和十六回上方各画一条曲线，写有“甲戌本”三字，意在此本有十三至十六回。在第十七回回目的右上方写道：“十七至十八”（对应“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十九回无目”。
　　2、关于抄配
　　在这一庚辰本第六十四回首页，胡适加红笔眉批：“庚辰本缺此回。此回与六十七回都是用所谓己卯本抄补的两回来抄配的。胡适”接着，在六十四回的末尾用同样的红笔写道：“此回是配补的。适之” 。胡适没有见过己卯本，直至1961年有关己卯本的信息，他还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了解。
　　3、关于异文
　　第一回“遂易名为情僧”，庚辰本僧字旁添加一“录”字，胡适在其上眉批道：“甲戌本无。”此回，“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菊”，胡适在“英菊”旁加两个圈点，上方眉批道：“甲戌本作‘英莲’。”此后的三处“菊英”旁，胡适都加了圈点。
　　4、关于脱文
　　拿戚序本与庚辰本对照，将戚序本的脱文指出。如在第十一回倒数第三页b面，胡适黑笔眉批道：“戚序大小字两本都脱‘这个症候……（至）贾母说’廿四字。适之”在庚辰本上这二十四个字是：“这个症候遇着这样大节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贾母说”。
　　与之相反，庚辰本上有脱文的地方，也具体指出。如第十九回第二页a面，“有个小书房”和“内曾挂着一轴美人”之间有约5个字的空缺，还有“向那里自然”与“那美人”之间有约20个字的空缺。胡适在此页红笔眉批道：“戚本已无空缺处了。看平伯《红楼梦研究》195—196。适之”
　　5、关于校改
　　庚辰本七十回后的文字有许多错乱之处，而甲戌本（包括胡适没有看到的己卯本）已缺失，当时的八十回本只有戚序本可资参考。在庚辰本第七十四回结尾空白处，胡适的红笔回后批写道：“用戚本校。可见戚本的底本是一个很好的写本。适之  一九六一、六、廿一” ）在这一回的倒数第二页b面，胡适用红笔做了许多圈点和涂改，又在眉批中写道：“戚本校”，以及“尤氏道，你是状元榜眼，古今第一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由此可见，胡适照戚序本对庚辰本的七十回之后的错乱文字做了一些校订。
　　综上，胡适的批点和校改，于陶洙校抄本之外，我们又找到了对庚辰本错乱文字的一种校订方法和校订范本。毫无疑问，胡适的这些独到体会对今后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感谢宋广波先生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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