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近年来，在政府和市场的推动下，“非遗”项目的外部发展环境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深闺。但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也面临着机器制造产品冲击、扶持力度有限等发展瓶颈，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要走得更远还需多方合力。

“非遗”发展迎来新机遇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靳宗伟说，对于部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在对确实有生活困难的传承人给予补贴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市场，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只有形成“造血功能”，“非遗”才能传承下去。
　　与旅游景点对接，是“非遗”市场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走进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刺绣、擀毡、打铁、皮影戏、木偶戏、斗鸡、耍猴……50多种民间艺术项目让人目不暇接。记者采访了解到，影城每年划拨50万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对盈利性强的项目，“非遗”传人可通过销售产品赚钱，而对展示类盈利性不强的“非遗”项目，影视城给予民间艺人工资或者补助。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拥有自己店面的刺绣项目国家级传承人赵桂琴说，以前刺绣多是兴致而为，也卖不了钱，而现在她创作的作品主要就是通过在影城的店面销售，每年大概能够销出价值在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作品四五十幅。
　　 2008年底，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银川文化城合作，创立了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对于入驻的“非遗”传承人，文化城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免去了两年房租。结合了文化城的商业意识、民间艺人的技艺以及“非遗”保护中心三者优势，“孵化基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据主管部门介绍，跟其他入驻的文化单位相比，文化城给“非遗”项目提供了更长的免租期，正是因为认识到“非遗”项目的市场培育期会更长，期望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缓冲时间。
　　阎淑丽是宁夏贺兰砚制作世家阎家砚的第四代传人。2008年，阎家砚在银川文化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开业之初入驻。“虽然来文化城的游客并没有像预期中那么多，但这里毕竟给阎家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阎淑丽说。

手工非遗产品“曲高和寡”

　　一些“非遗”保护工作者和手工艺人认为，产品类“非遗”多为手工制作，手工“非遗”产品文化附加值大，因此价格相对较高。然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渐发达，剪纸、刺绣等原本手工制作的“非遗”产品逐步实现机械制造，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价格差异导致手工“非遗”产品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
　　靳宗伟说，以贺兰砚为例，宁夏市场上80％以上的都是机制砚台，价格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但手工砚台至少五六千元，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导致手工砚台市场严重萎缩。“由于市场上机制砚台多，价格高的阎家砚少有人问津。”阎淑丽告诉记者，购买砚台的多是特别爱好砚台的收藏者，一般的游客很少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购买。去年一年共卖出十几方砚台，砚台的平均价格在6000元。
　　“但不管哪位游客进到我店里，不管他们有没有购买意愿，我都会给他们介绍阎家砚的历史，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阎家砚。手工制贺兰砚价高除手工成本高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阎淑丽说。
　　刺绣是一项群众基础广泛、艺人遍布全国的“非遗”项目，也是受机制产品冲击较严重的“非遗”项目，近年来机械产刺绣大量出现。“为降低成本改为机械生产，那该项‘非遗’的手工性就缺失了，也就不再是农耕文明的珍贵遗产了。”赵桂琴说。

“非遗”市场化仍需多方合力

　　事实证明，“非遗”市场化靠艺人自己不好走。要么是“封存”，艺人自己自娱自乐；要么仅够艺人“糊口”。“非遗”保护工作者认为， “非遗”市场化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政府要从资金和人才方面支持“非遗”艺人打“品牌”。靳宗伟说，一般“非遗”传承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民间艺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负责产品的研发、制作、包装和销售一条龙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成为“非遗”市场化的“智囊团”，帮助他们策划、宣传、推销产品。同时，应该设立“非遗”保护和开发专项资金。
　　其次，对于市场上“非遗”产品鱼目混珠，从保护“非遗”产权角度出发，靳宗伟等建议，应该区别手工和机制的产品，应允许手工“非遗”贴上“非遗”牌明买明卖，让消费者自己选择，维护市场的健康稳定。“一件人工刺绣作品短的耗费一天时间，长的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而机制刺绣一天能生产上百件，这两种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肯定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否则对手工艺人冲击太大。”赵桂琴说。
　　第三，在适度开发的同时，应尽快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条。一些“非遗”传人告诉记者，以前想教徒弟，但没有场地，而且那些年轻人自己也得养家糊口，传承效果并不好。只要能让“非遗”在市场中显现出价值，肯定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学习。同时，他们还建议进一步加快“校园传承”的力度。











本文来源：中国商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