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与加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加纳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塞缪尔·亨廷顿因此认为，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其实，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早有学者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什么样的作用？

　　没有碰撞便难有思想火花。围绕文化影响因素，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文化会影响社会，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综合这场论战，这便是《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什么是文化？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米尔顿·辛格提出过一种见解，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既有一个大的传统，又有若干小的传统。大的传统指它的经书、仪式、宗教等，它们对于各有各的“小传统”的乡下人或新兴市民可能并没有多大意义。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

　　就文化的内涵与底蕴，我更倾向于龙应台的阐释。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龙应台如此描述，“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如果说罗伯特和米尔顿从宏观上阐述了文化的社会意义，那么龙应台则是从微观角度揭示了文化对个体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个体上讲，知识改变命运，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好的文化，自然更容易受到社会的青睐与推崇，收入自然可能更为丰厚。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观念，很可能受到文化“润物细无声”式影响，比如宗教，也比如传统历史文化。

　　文化一方面强调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往往有着条件反射式的抗拒。有的文化注重独立，或自认为相比其它文化更加优越，要么对世界潮流本能地予以排斥，要么保持一种明显的距离界限。这些虽然充分体现了文化的独立性、完整性，但在社会变平的全球化征途中，发展潮流必然要求各种文化直面交融，而不是彼此筑起篱笆，刻意阻隔，或者借此兵戎相向。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谈到成吉思汗时认为，“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这也就是讲，如果今天我们任由类似“铁蹄文化”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很难说这不是人类的灾难。

　　当然，交融也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开放，对本土文化自暴自弃甚至蔑视打压。毕竟各国、各民族、各文化群体的发展参差不齐，受地缘、气候、政治等影响，有的发展可能暂时领先。这些当然也体现出文化的某些优越性，但这并不构成对其它文化随意践踏的充分理由。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上，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古埃及文化等都曾盛极一时，谁又能简单地分出优劣呢？

　　如果说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那么文化之所以存在，也经历了淘汰与发展，至少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有过较为突出的作用。不过这也有问题，即文化虽然经历了历史的沉淀，但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有利于全球化。更令人颇为矛盾的是，当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保护文化独立特性时，好莱坞大片却所向披靡。而现实也极为矛盾，即便文化同根同源，其发展的道路和成就也截然不同。

　　实际上，目前人们还只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至于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到底该如何均衡各种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一把现成的“钥匙”可供解读。有一点似乎不应有疑问，那便是，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必须予以正视，不管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正视总比回避好，正视至少意味着我们迈出了探寻真理的第一步。（禾刀）




本文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