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劳里——劳里·航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来到中国有意与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合作，据说航柯原有研究中国史诗之意，不料合作单位对其误导，最后航柯放弃了对中国的研究，转而研究印度。”这个“据说”的被”据“者，应该站出来说话，把事情真相说清楚。那次活动，我是参加谈判者之一，秘书长，如今健在的还有贾芝、广西民协的农冠品，以及中国民研会书记处的张文和贺嘉。全程参加翻译者，是李扬，即现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的李扬先生。三江方面，现在国家民委的罗副主任，就是当时三江方面的主事者。捕风捉影不可取。
航柯来中国，是想以中国为试点，实验他的“田野作业”的“参与观察”理念。项目是文化部接受的、中国民间文研究会负责实施。（实施田野调查之前，贾芝和刘魁立去过芬兰，是为了纪念《卡列瓦拉》出版150周年。但也谈了此事。）他代表联合国教科文政府专家委员会来中国，是想以中国为试点实现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理念的，压根儿没有提出在中国进行史诗调查的计划，经双方同意，我们选择了当时我国未开放地区广西的三江，他们同意了。同时，他选择了印度为史诗调查基地，而且每次来中国，下一站就去印度。这也是对我们明确无误地说明的。至于在印度做得怎样，不得而知，没有在他们的“通讯”NewsLetter里看到报道。但在中国他的夙愿是实现了。在三江的几乎所有步骤，都是按照他的设计办的。况且安芬妮是中国通，她又是航柯的翻译，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她的。航柯答应向联合国教科文汇报在中国实施调查的情况。他们全程拍摄了录像，我们也全程拍摄了录像。我们不仅给了他们一套我们拍摄的录像片，而且他们连录像资料也全都拥有。他们的设备比我们先进。来的时候，设备在首都机场卸货，再飞南宁时，我们的飞机装不下他们的器材，只好拆开装，到南宁再组装起来。他们在南宁拍摄的资料，没有给我们。他们出版的NewsLetter选登了我们的文章，我们的《民间文学论坛》选登了他们的文章。中外双方的论文，我们全有英文本译本，也给了芬兰人。我方由民研会的李路阳和王强编辑了全部调查报告和几百张照片（后因某种原因没有出版），由秘书处编辑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都是按照协议办理的。我作为活动的秘书长，不知所谓“误导”由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