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

刘锡诚

传承、研究和创新民间文艺，是革命时代以“街头诗”著称的诗人林山一生中最富有文化意义的一份财富。人们可以轻易地把他那些在鼓动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短剑”忘掉，但人们却无法把他在传承和创新民间文艺方面的功劳忘却。他是柯仲平之外，另一位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走出来的从事民间文艺工作并作出成绩的诗人。
林山（1910—1984），广东澄海人。1930年入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桂林、苏北等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在苏北盐阜区提倡“街头诗”，参与《大众知识》杂志的工作。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1938年1月25日延安战歌社举行“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林山在会上发言，《新中华报》发表了座谈纪要。他在《新中华报》发表的《关于街头诗运动》成为中国诗坛开展街头诗的宣言。他说：“时代迫切的需要诗歌的朗诵，而诗歌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种朗诵的艺术。” （《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延安）据1940年4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我们声讨汪（精卫）逆！》栏题下发表一组桂林文艺界同仁讨汪文章，其中有林山的《扑杀另一种狗》。这又可以肯定当时林山在桂林。据“盐城旅游信息港”网载《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1941年6月28日，“苏北诗歌协会因常务理事分散各地无法集中，特由副理事长劳辛聘林山、陆维特、江明、高文四同志组成诗歌辅导委员会，林山为主任委员。”1941年7月19日，“苏北诗歌协会在《江淮日报》辟‘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自卫队》、《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和林山文章《开展街头诗运动》。”可以见出，林山1941年初即到了苏北新四军。1943年11月13日，“王阑西、阿英、林山等人研究，拟将《大众知识》扩大改名为《新知识》，每期5万字。……林山作10首墙头诗发表在《大众知识》第7期上，师鲁工团为诗配画，于是林山又发起组织‘墙头诗画社’，出版了《墙头诗画集》，其中集诗28首，画6幅。”1943年1月4—6日，“因形势紧张，黄克诚同杨帆等人商议决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6日起行。他们是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这是盐阜区文化大事记有关林山的最后一次记载。此后，林山于1943年到了延安。林山到延安后入鲁迅艺术学院，后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
陕甘宁边区文协于1945年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他们采取“联系、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说书艺人，启发引导、帮助他们编新书、学新书和修改新书，发挥他们自己的天才，鼓励他们自己创作”的方针。说书组举办说书训练班，培养说书艺人。米脂县的盲艺人韩起祥就是在林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据延安《解放日报》7月23日报道：“延安县河庄区张家窑子说书人韩起祥，由于思想转变，自编新书，从去年7月开始已编新书《红鞋女妖精》、《反巫神》、《掏谷搓》、《四岔捎书》、《二流子转变》、《张家庄祈雨》、《吃元宝》等12本，在农村说唱。7月12日第二次到延安，边区文协特予招待食宿，并介绍到西北局、边区政府、新市场说书。在延安五天说了七次，都得到好评，并收到西北局、教育厅的奖赏。”《张家庄祈雨》就是林山整理的，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林山在《附记》中写道：“编书人韩起祥是米脂人，3岁眼瞎，14岁说书，今年31岁。去年思想转变，开始说新书。他有很强的创造力，自己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在农村演唱很受欢迎。这一篇是他最近新编的。”（《解放日报》1945年8月7日）
在发表这篇说书词的前两天，即8月5日，林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改造说书》，介绍了延安地区改造说书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重点介绍了韩起祥编新书的经验。该报同时发表了傅克的特写《记说书人韩起祥》，写韩起祥改造旧格式，说生产备荒新书的事迹；笑俗的版画《陕北民间说书》。
另据《解放日报》1946年5月19日报道：“民间艺人韩起祥与边区文协林山沿东路直达绥德县进行说书宣传。他的作品经林山、高敏夫、程士荣三同志整理出版，有《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儿团圆》、《张家庄求雨》、《四岔捎书》、《狼牙山五神兵》等。”5月25日报道：“韩起祥偕边区文协林山到达米脂县，先后在米脂中学、街头、高小、女小说唱《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红鞋女妖精》、《张维正请巫神》、《吃洋烟二流子转变》、《栽树》等书。《刘巧儿团圆》说了三遍，最受欢迎。有几个老汉每场必到，成为‘新书迷’。韩起祥于6月2日到绥德县，帮助分区文协筹备说书人座谈会。”韩起祥在林山的陪同下在绥德的说书受到当地农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欢迎。吴江平在6月20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绥德分区人人欢迎韩起祥》的文章称：韩起祥在米脂县说了6天，座谈会上大家一致称赞。他说书常用小调作插曲，模拟人物腔调，带有感情，语言丰富，咬字清楚。在绥德县召集六个瞎子说书人学习会。分区文工团派薛增禄记谱和学说新书，地委宣传部吴文遴召开座谈会，鼓励多编多说新书。8月25、26日，朱德总司令在枣园机关连听两天韩起祥的说书，鼓励他多编所说新书，更多注意国家大事，学习讲普通国语，将来好去远地说书和广播。1947年8月，毛泽东请韩起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说书。韩起祥和王宗元合编的《时事传》在《解放日报》（1947年9月7日）发表后，林山撰文《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读〈时事传〉后的几点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论。
北平解放，林山到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文代会开幕之前，1949年6月，林山应钟敬文之约撰写了一篇长文《盲艺人韩起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价韩起祥及其说书，还介绍了另一位遭到国民党枪杀的盲艺人、韩起祥的师兄高维旺。这是他研究韩起祥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钟敬文将其收入所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初版，北京）一书中。林山在文章中论到陕北的说书这种民间艺术时写道：

陕北的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的遗产很丰富。又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产生许多新的民歌、传说。韩起祥对陕北的民间音乐和文学是很熟悉的。他能弹奏50多种陕北民间小曲子，能唱许多民歌小调，能讲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剧本等等。这，对他的创作当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说书中插进一些民歌小调，本来从陕北的旧说书也常常可以听到的，但用得特别多的，却只有韩起祥的新说书，成为他的特点之一。熟悉旧说书和民间文艺，我以为就是韩起祥的文艺修养。这是他能够创作的基本条件之一。
陕北的说书是一种口头文学，又是个人自弹自唱。无论书词、曲调，都没有定型化，变动性很大，也可以说很自由。同一本书，同一种调子，每个说书人演唱出来时，或多或少总有些变化、出入。同一个说书人，每次演唱也不完全一样。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口头文学本身的容许，一方面也由于实际的需要——适应各种听众，说书人有意这样做的。一个说书人，几如没有增加或删节书词和音乐的本领，不能根据一定的时间、场合把书词和音乐拉长或缩短，就很难满足听众的要求。（《盲艺人韩起祥——介绍一个民间诗人》）

林山的《陕北改造说书》，由柯仲平写序，于1949年12月出版。
在延安以倡导“街头诗”和题为《新的土地》的诗集知名于文坛、培养和帮助说书盲艺人韩起祥整理说书作品的诗人林山，以解放区来的作家和民间文艺家的身份参加了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文代会期间，他与钟敬文一道酝酿成立全国性民间文艺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钟敬文回忆道：“连续开了二十天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大会结束了。与会代表纷纷离京。这时广东等省还没有解放。广东籍的代表拟随军南下。欧阳山、符罗飞等同志都邀我一道走。但我因为想要组织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机构，就违背了他们的好意，留下来了。建立一个专门搞民间文艺工作的机构，虽然是我个人的夙愿（解放前我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参与创办了这类学术活动机构），但是，这时具有这种愿望的人却不只限于我一个。例如在延安曾经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诗人林山同志，就是很热心的一位（可惜因为工作关系，在次年这种机构成立时，他已经不在北京了）。”（钟敬文《周扬和民间文艺》，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332—34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钟敬文说的“这种机构”，就是成立于1950年3月29日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结束后，林山随欧阳山等广东籍作家们一道南下了。他应约给钟敬文先生留下了一篇题为《盲诗人韩起祥》的文章。广东解放后，林山担任广东省文化局长，1957年6月奉调到北京，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在创作上，他早期出版诗集《战斗之歌》之后，1958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诗《新的土地》，他把这本代表作签名赠送给我一本。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位子上，正当陈伯达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厚今薄古”左的方针之时，因去延安路上在苏州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一段历史问题，使他成为民间文艺界的右倾代表人物，于1961年7月1日开始受到批判，直至罢官被遣送回广东汕头老家。在汕头行署，所谓“叛徒”问题得到纠正，就任汕头地委常委、行署顾问。作为老部下，我亲历了他对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做出的令人难忘的贡献。王阑西先生在他80岁诞辰时著文称他为“人民诗人”。他逝世后，我写信向汕头地委和行署有关人事部门索要了他们所致的《悼词》中说：“林山同志的一生，是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生。”今年2月10日是他的110周年诞辰，写上此文纪念这位不该被忘却的“人民诗人”和民间文艺家。
2020年2月2日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