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谣

刘锡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但是那个时代的歌声却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那个时代的歌声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生动记录；劳动人民在他们的歌声中唱出了我国亿万劳动者寻求解放的伟大理想。
从我们党建立杠色政权起，根据地的人民一直不曾停止过歌唱。因而红色歌谣——革命的人民的战歌，就一直流传在人民中间。解放以后，年老的一辈从他们所熟悉的这些歌谣中，回忆起巳经过去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青年一辈从这些歌声中了解到父辈所走过的艰苦历程，认识到革命果实来得是多么不易。因此可以说，革命歌谣是我国从老年到少年一切人的革命教科书。

一  革命歌谣是阶极斗争的武器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中都曾产生过大量的政治歌谣，而这种政治歌谣在不同环境中曾经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一切先进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无不在自己的革命行动中利用歌谣这种形式，以达到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的目的。这种例子在中国有，外国也有。就我俩现在所能读到的，近代史上的太平夭国革命运动、捻军、义和团等农民革命运动中，就曾产生过很多这样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革命镇袖马克思和思格斯也曾屡次运用革命的民间歌谣进行阶级斗争，驳斥自己的论敌，打击革命的敌人。马克思和思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最先看到了革命的无产阶极的诗歌的巨大意义，并且给这些作品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多次论述了革命的政治歌谣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这些精辟的论述至今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恩格斯特别指出了革命歌谣的讽刺性和叛逆精精神，认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坚定的政治信念。他在他的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过一首南德意志民歌《人民自卫团》，他说：“这段付歌总括了‘推护帝国宪法大起义’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洞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僧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过《马赛曲》；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便产生了《国际歌》。《国际歌》代替了《马,赛曲》，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照列宁的话说，“一个有党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在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起了革命号角的作用，成为党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1931年中央苏区出版的《革命歌谣选集》(《青年实话》丛书之一)④《代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33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太拔的妇女山歌队，突击了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妇女突击队，亦突击了七个队员加入红军。因为她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

群众用山歌宣传党的政策和鼓动完成党的任务，是当时的传统。据记载，军队和干部常常和群众开联欢晚会，大家总是即席编唱，指名道姓，作用很大，且有凤趣。这段文字恰恰生动地描绘了革命歌谣的影响群众的力量和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也有许多歌谣本身就十分形象地描述了革命歌谣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阿哥受苦当长工，
饿肚犁田头发晕，
忽然听到革命歌，
背起锄头当红军。

由于革命歌谣表现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反映了革命的群众的政治情褚，所以它们成为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时的锐利的武器。因此，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革命歌谣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作用，号召全党全军收集、改编乃至制作革命的歌谣，教育人民自己，打击敌人。[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1961-11-27-%E7%AC%AC%E4%BA%8C%E6%AC%A1%E5%9B%BD%E5%86%85%E9%9D%A9%E5%91%BD%E6%88%98%E4%BA%89%E6%97%B6%E6%9C%9F%E7%9A%84%E9%9D%A9%E5%91%BD%E6%AD%8C%E8%B0%A3.doc#_ftn5][5][/url]
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每一首革命歌谣，几乎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都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鼓舞群众的力量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有了极为肯定的论断。他在给格·史略特的信里说：

……《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这一颂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虽然这支歌子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在今天却不应核这样去理解它。·……一般说来，过去的革命诗歌，除了《马赛曲》而外，近来很少能引起革命的印象，因为要影响群众，就应当把当时群众的偏见也反映出来。
在这段极为重要的括中恩格斯指出:革命歌落胳究是为了影响群众而作的，而要影响群众，鼓舞群众和动员群众走向革命的道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群众的“偏见”(这种偏见是阶级的偏见)。革命歌谣正是这样的一种作品，它是民间歌谣宝库中最富于战斗性、最富于革命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生活在根据地的劳动人民(他们生活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掌握了和正在掌握着先进的世界观)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事业和在根据地里艇生的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讽刺和打击了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敌人。由于无产阶极——最先进的社会力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歌谣中表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情褚，也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恰如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歌谣反映了群众的“偏见”，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情精和革命行动，反映了先进的工人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先进农民的世界砚。显然，革命歌谣是最不掩饰自己的革命倾向的，亿万劳动者一听到这些刚强有力、充满信心和具有革命号召力量的歌谣，就会产生强烈的阶级共鸣，从而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革命歌谣以它的艺术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革命的标语口号、革命传单所起到的动具群众和影响群众的积极作用。
如果我们了解了革命歌谣的反映革命斗争、反映群众情褚、充当阶极斗争武器的实质，就不难理解反动派为什么严厉地禁止唱红色山歌，也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民间文艺学者为什么把革命领袖彭拜同志对革命歌谣《红心姊》的解释污蔑为借“只言片语来假托出自己宣传的主义”“是有意烘托”。

二  革命歌谣——革命时代的烦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谣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反映了十年土地革命和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且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颂歌。
革命歌谣与一般所说的传统歌谣，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前产生或资产阶极民主革命开始以后产生而反映了一般社会生活的歌谣不同，在革命歌谣中再也找不到由于无力反抗旧的社会制度而表现出来的忧郁、哀怨甚至伤感的调子，再也找不到历史所决定的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的反映，相反地，我们在革命歌谣中看到它的革命内容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仪式与阶极自觉，看到它的强烈的战斗性和在无产阶级颁导下的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
他们唱道：

房屋烧了呀盖起茅房，
茅房烧了呀飘流山岗，
掩埋了尸骸呀硬着心畅，
放下锄头呀拿起刀枪。

这样的歌谣表现出革命的人民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坚信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革命当时还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然而劳动人民却确信未来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因而他们也就不惜任何代价地、前赴后继地保卫革命。自己的同志牺牲了，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了，他们掩埋了同伴，仍然勇往直前地参加到战斗中去里！他们所以这样坚定不移、这样乐观，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革命的本质，他们说“工农群众团桔起，反动跳天奈我何l”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无往而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未因暂时的、局部的挫折而失掉信心。他们的光辉形象和不屈性格，恰如歌谣中所写的：

莫须怨来莫须愁，
自有风光在前头，
革命成功分田地，
烂屋烧掉起洋楼。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看到了民歌史上所未见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尖锐的战斗性。
革命歌谣的乐观主义，最解明地反映在当时红军的战士歌谣上。一首表现战士生活的歌谣是这样的：
一根竹子大又长.
通开竹节把米装，
烤上一夜焖星火，
掏出白饭喷喷香。

葛条缚在树杈上，
上铺稻草松枝枝，
动一下来晃三晃，
一夜睡到大天亮。

当时的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士们的生活是紧张而又艰苦的，但是战士们的精神生活又是那样丰富、多样、愉快.、乐观，他们蔑视敌人，蔑视困难，虽然他们置身在烽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然而却像驻扎在星斗满天的野营里一样：用竹筒焖饭，香甜而可口；在树杈上睡觉，舒适而愉快。
红军的乐观主义，是革命歌谣的乐观主义的源泉，而革命的乐观主义则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有的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表现了恐怖乃至失望的悲观情褚，可是毛主席从这种暂时的现象中引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的结论。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反映在艺术上，就出现了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而革命歌谣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在义相桔合的艺术作品。
革命歌谣所以是乐观主义的，还因为它对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制度的歌烦。不少歌谣歌颂了新生活，歌唱了中国共产党。有一首洪湖湘鄂西根据地的歌谣，感情是极为真挚动人的：

高山石岩是我房，
青枝椽叶是我床，
红苔葛根是我粮，
共产党是我亲爷娘。

又如：

洪湖的水亮又亮，
洪湖的渔民细思量，
行船全靠舵拿稳，
翻身要靠共产党。

又如：

爷在娘在莫如共产党在，
爷亲娘亲莫如毛主席亲。

这些歌谣中包容了多么丰富、多么深挚的阶叙感情呀！在这里，他们已经认识到：所以能掀起空前巨大的革命浪潮，劳动人民所以有了顶天立地的、推翻封建统治的伟大力量和英雄气概，是因为有“共产党来把路引”。他们跟着党走的坚定意志，正像民歌所说的：“‘乌鸦要叫尽它叫，风吹竹子尽它摇描，决心跟着共产党，踩不断的铁索桥。”
井冈山一带流传着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谣说：

井冈山头连青天，
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主席，
高山嫌低海嫌浅。

从这首歌谣里可以看出，人民是用他们所熟悉、所崇敬的光辉的形象，来比喻和歌颂毛主席的：井岗山的山巅固然高耸入云，汪洋大海固然辽阔无边，但这一切高大宏伟的形象，哪能和毛主席相比？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我国人民的最正确的领路人，他是革命的旗帜、革命的化身，人们把他看成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在革命歌谣中，毛泽东的名字通常是与党、红军、苏维埃、根据地相联系着的；人民歌颂烦党，歌颂顽强不屈、一往道前的工农杠军，歌颂给人民带来幸福康乐、翻身作主的好日子的苏维埃，歌颂欣欣向荣的根据地建投的时候，总是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革命歌谣是伟大的革命时代的颂歌，充满了欢乐的调子。在革命歌谣中，传统民歌固有的忧郁、低沉的调子，已经随着旧社会的崩溃而消失了；然而传统民歌中的乐观主义传统，却为革命歌谣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因此，如果说，劳动人民的民谣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高尔基语)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以为这一点只有在革命歌谣中才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

三  革命歌谣的几个艺术特点

列宁说过：“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经把艺术家们从这一最无聊的事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革命巳使苏维埃国家和每一个自己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没有什么顾虑。” 在根据地里正是列宁所说的这种情况。由于劳动者可以“按照他们的理想来创作”，所以他们的歌谣的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远大的理想和抱鱼，高瞻远瞩的共产主义风格。
革命歌谣具有一种奇特的、号召人们不安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号召人们走向革命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概括地说，就是“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高尔基语)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力量。如：

红旗一展亮四方，
八一起义在南昌;
扩大百万铁红军，
四方英雄会井冈。

这首歌谣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斗争的号角，它确像“八一”起义的枪声那样，划破了死寂的夜空，唤起了劳动人民的反抗压迫的意志。在歌谣中的红旗，是作者的理想形象，同时又是实际生活中的革命的象征。红旗一展，四方英雄便蜂拥在它的下面，布成了向旧社会、反动势力宣战的阵势。
描写革命风暴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的歌谣，最能体现出这种气势磅礴的风格。如陕北的信天游：

革命势力大无边，
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

这一首也是用“红旗”造成革命的气氛，达到感人的艺术效果。最后“红遍”二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全诗的思想。
劳动人民在创作革命歌谣时，在许多场合里都是把具体的事物加以艺术的想象，把这些事物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张，突出和加强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如陕南的一首歌谣这样表现了人民的革命意志：

骑龙不怕下龙滩，
骑虎不怕上虎山，
一心一意闹革命，
那怕火烧与油煎。

像这种在革命的背景上的艺术的夸张，非但无损于描写的真实性，反而加强了它，更好地达到影响读者的效果。在这首歌谣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只有“一心一意闹革命”一句，“骑龙不怕下龙滩，骑虎不怕上虎山”虽是比喻，却起到了夸张的作用，强调出人民革命的意志。这里不妨举出同时期的一首上海工人歌谣作一比较：

天不怕，
地不怕，
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拚着一个死，
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
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
我伲(们)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
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拆下骨，
当武器，
不胜利，
不放下。

读了这样的诗句能不令人振奋吗？读了这样的诗句会不增加对革命的信心吗？工人阶极的革命意志是由他们所处的阶极地位所决定的，他们知道自己阶极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他们敢于“拚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歌谣在这一点上是同工人歌谣一致的。作者为了达到诗的艺术效果——感人，把他所描绘的具体事物加以艺术的夸张，烘托出一种气氛，自然而然便把读者吸引住了。
革命歌谣的另一特点，是广泛地运用了犀利的讽刺和轻快的幽默的手法。俄国批评家社勃罗留波夫曾写道：“作家，尤其是讽刺作家，首先应该有一种信仰，因此，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其次应该具备把自己的信仰传给别人的那些本领。”革命歌谣的作者——革命的人民，是有着丰厚的民间讽刺艺术的传统的教养的，他们有这种把自己的信仰传达给读者的才能。
革命歌谣的讽刺的锋芒，主要对准了革命的敌人——妄图消灭革命力量的蒋匪帮及其他敌人。革命歌谣的笔锋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丑恶面目，描绘了整个旧制度的讽刺画面。我们从革命歌谣中看到穷兵黔武、为非作歹的蒋匪和吸吮人民膏血的土豪劣绅的群象。如《新十杯酒》、《年关苦债歌》等作品，绘声绘影地描写出了他们盘剥人民、鱼肉人民的狰狞而目：如《刀尖对刀尖》、《一盏红灯照湖上》等，则写出了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威风和敌人的懦弱。
幽默与讽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革命歌谣中，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鄂豫皖根据地流传过的一首《隔山观山》，用一种幽默的语句勾画出敌人的令人啼笑替非的形象：

红军英雄智谋多，
气得白军把脚跺；
打来打去打自己，
红军隔山来观火。

像这首歌谣所表现出来的，人民作者一方面写了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乐观生活，另一方面又在敌我的对比当中描绘出敌人的形象。这首歌谣有着幽默的调子，有着讽刺的力量，其主旨在歌颂自己，但在歌颂自己的同时，又嘲笑了敌人的昏聩无能。读了这样的歌谣觉得有些好笑，然而正是这种令人发笑的幽默，才使这首朴素无奇的歌要发出了光彩。
革命歌谣中的优美的抒情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优美的抒情是歌谣中惯用的手法之一，在革命歌谣中不仅短歌有抒情描写，而且在叙事性的歌要中也常常采用抒情插笔。清人方玉润在论述《芣苢》(《诗经》)时说，读了它“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不必细绎而白得其妙焉”。这句话说明了抒情在诗中的作用。革命歌谣中的抒情描写，往往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或同情、怜悯、惋惜、热爱，或嫌恶、憎恨……使你受到了感情的影响，然而却“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种运用优美抒情描写和插笔而最成功的，要算送郎参军和送红军北上抗日的歌谣。这里我们且举陕南歌要《十送》为例：

一送红军下南山，
秋风耙雨缠绵绵，
山里野鹿哀号叫，
树树梧桐叶落完。
红军啊!
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上大道，
锣儿无声鼓不敲，
双双拉着长茧手，
心像黄连睑在笑。
红军啊！
万般离愁怎能消?

六送红军兔儿岩，
两只白兔哭哀哀；
禽兽也能通人性，
血肉感情抛不开。
红军啊！
山里的红花永不败!

九送杠军到通江，
通江河上船儿忙，
千军万马河畔站，
十万百姓泪汪汪。
红军啊！
眼望江水断肝踢！

这里仅仅描写了人民对红军的依依难舍的离情，但在写这种离情时并不是静止地描写，而是以送行为线一步步深化，感情也越来越浓烈，深挚。作者在抒发内心的感情时，不是把感请直接地说出来，而是赋予了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性格，凡是诗中出现的事物，如白兔、红花、江水……，无不随着作者心精的开展加深着依依难分的感情。所以，当我们读着这样的感情真擎、艺术高超的作品时能受到感动，能产生共鸣，就证明了它不仅不是概念化的，而且是健康的思想内容与比较完美的形式相桔合的作品。
此外，革命歌谣还有许多特点，如显明的地方特色，也是不容忽略的。我们读着洪湖地区的歌谣时，会发现这里歌谣的浑厚有力，感情的粗犷豪放，以及借湖水而造成的许多优美的联想，如：

洪湖水，大无边，
洪湖浪头赛山尖，
二十年前闹革命，
红军志气高如天，
老子牺性儿顶上，
哥哥死了弟上前。

又如:

竭石可把长江堵，
堵不住唱歌人的口；
洪湖的水可以干，
红色的歌不能丢。

我们读着川陕边根据地的歌谣，便会发现它们以富于想象和感情的细腻，别具一格。陕甘陕北根据地的歌谣较多地接受了信天游的悠长明快、抑扬鲜明的调子，如：“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一对对红旗空中飘”；“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
总起来说，革命歌谣是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革命号召力的作品，它的巨大的艺术力量，不仅在于它有着新的思想内容，而且还因为它采取了适合表现这些内容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