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讲演录选》自序

本书是笔者的自选集之一，收录了六十多年来关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些讲演稿。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提出和阐述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与体系建设问题；第二，关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问题；第三，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问题。

一

1983年12月召开中国民研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我在报告（经周扬事先审阅同意）中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意在改变1958年大跃进时期制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个字”方针，尽管那个方针最后四个字也是“加强研究”，但那个“加强研究”，其矛头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俗学及钟敬文等代表人物。
为了贯彻落实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精神，1984年5月，我在峨眉山主持召开了“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60多个民间文学研究者，声势很大，我的主旨讲话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间文艺学这个口号，提倡搞专题研究。全国各地的、包括在高校教书的老师们都报了选题，制定了全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选题规划”。这个会对纠正“十七年”期间一些“左”的做法，推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纳入“选题计划”的许多理论研究项目，或以著作或以文集的形式陆续出版了。规划中提出组织和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陆续出版了几种，“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出版了《阿纳斯》、《格萨尔》等资料本。
1984年11月19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回顾了建国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和出现的错误思潮后，再次阐述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简要说来，就是：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 在代表大会确定下来的这个新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下，民间文学界在加强理论研究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召开学术理论研讨会（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学术会议、深圳全国民间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等），各分会创办期刊和报纸，并前后召开过两次全国报刊座谈会等，促进民间文学学术理论的前进和提升。据1985年7月第一次民间文学报刊会议（长春）统计，公开发行的全国民间文学期刊12种，内部发行的期刊8种，公开发行的报纸2种，内部发行的报纸2种。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到1987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会议时，全国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据我的统计，1983—1989年七年间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包括论集）达169种。

二

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在20多万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数百位民间文学专家的参与下，经历了25年的漫长岁月，于20世纪末全面完成，出版了省卷本90卷，地县卷本4000多卷。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一项搜集、整理、保存和发扬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遗产的一项宏伟的计划。这项工作的动议，最初是1981年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提出来的，得到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而真正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则是在我于1983年9月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研究会的全面工作之后的事情。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初期进展比较缓慢。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征求合作意向时，由于民间文学专业的归属问题等原因，双方一时间没能达成共识。直到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正式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普查、编纂工作才得以陆续在全国铺开。
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全部普查、编纂、出版工作中，我只是前半段（1983——1990）的参与者和主持人之一，1991年2月，我调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也就告别了三套集成工作。
2009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其他七部文艺集成志书都完成了，10月13日在铁道大厦召开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为当年主持民研会工作和制定集成文件的负责人，我有责任说出一些历史真相，除了那些载入扉页的名字外，不要忘了还有几位老前辈的功劳。他们是:(1)当年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小说家延泽民，是在1983年4月17日他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会议上，对酝酿已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计划作出了正式决定;(2)文化部原副部长丁峤，是他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官方文件(即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8号文件)签了字，然后由文化部民族文化司这条线颁布下达，才使启动‘集成’普查和编纂工作成为可能，才有今天的这样辉煌成果。古训有言:吃水不忘掘井人呀!他们都是三套集成的掘井者!(3)我们尊敬的周巍峙部长。由于民研会主席周扬于1983年卧病住院，必须设立常务副总主编主持其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组建之始，提议并经法定程序通过，由周巍峙和钟敬文两位任常务副总主编;其顺序如是。周巍峙同志兼任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的第一副常务总主编，一是避免了民间文学领导圈子里的意见纷争，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二是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比较顺利地纳入由文化部和艺术科学规划办牵头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行列，而这是其他人谁也无法替代的。”
作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我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阐述性质定位，促成工作走上正轨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我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民研会是兼职），我应邀参加了1983年4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西山举行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我在发言中阐明了编辑出版三套集成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意义，指出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这项工作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鼓励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积极地、科学地参与和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
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文件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文化部没有分管民间文学的部门，部领导对如何进行对口合作颇有顾虑。为了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竭尽可能，多方斡旋，最终得到文化部主管民族文化的部领导丁峤的支持，由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出面，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使三套集成成为由文艺团体发起主办、两个政府主管部委全力支持的重要国家文化工程。
1983年7月，在我的主持下，在山东召开了第一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三套集成工作机构和工作步骤等问题，培训了第一批干部。
1984年3月20日，云南省召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全国铺开，拉开了序幕。我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编纂三套集成的文化意义后，讲了编纂三套集成的一些重要原则。1984年9月，在云南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工作的原则等问题。
1984年11月，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再次就三套集成的文化性质等问题作了阐述，并将编纂三套集成工作列为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这一阶段三套集成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中宣部于1985年11月下达《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请各地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关心、支持并督促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做好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在全国各省区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实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民间文学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共采录到民间故事137、5万余篇，歌谣192万余首，谚语348.5万余条，记录下了20世纪末“活”在全国各民族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
在1985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集成工作会议上我作了题为《统一认识、协同工作》的报告，不仅对编纂三套集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还对编纂工作要遵循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全面性“三性”原则再次作了论述，提出要排除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统帅民间文艺普查、采录、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民间文学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其内容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研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推广光大，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修改它。任何离开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3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两处地方讲到这个问题。一处是在讲到人类婚姻史上曾经有过的杂婚时说：‘如果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另一处是他引用马克思1882年写的一封信——马克思批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原始时代，哥妹曾经是夫妻，而这在当时是合乎道德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物，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院的眼光去看待民间文学里描写的原始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出现了随意乱改（民间文学作品）的现象。明明是兄妹婚姻，偏要改成不是兄妹婚姻，这就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将会走上歧途。”
我还就传统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属性发表了意见：“只要是现在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所喜爱、所传颂、所传承，还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民间文学作品，就可以算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我强调，对待民间文学作品，不可以人为地拿我们今天的思想去修改它，使之适应于今天的政治需要。同时，还对三套集成的性质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即：“三套集成不是一部文艺读物，不是一部适合思想教育要求的读物，而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欣赏价值、又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总集。”
在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启动阶段，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干部，我除了负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外，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并将来自各方面的、与之相关的学术观点作了清晰的、明确的、科学的梳理，主持编纂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上述观点和论述，都吸收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了。

三

2002年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倡导下，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85位人文学者在北京发表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笔者是签署呼吁书的学者之一。接着，以政府（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各省有选择地开始试点，有序地付诸实施。在文化部社图司的指导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策划与组织、我参与起草和编辑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经过许多专家大半年的努力，于2005年5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即将全面铺开的全国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工作中，这本《手册》不仅在传授以田野调查为主要内容的普查知识方面，而且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普查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读物发挥了指导规范、统一步调的作用。《手册》出版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于2005年5月20日在京举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培训班”，国家中心的负责同志要我向培训班的朋友们作了讲座，我讲的题目是《民间文化的普查与分类问题》，其核心内容就是对《手册》的内容——主要是普查和分类——作简要的阐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以来，我被文化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参加了三方面的工作：一，参与起草了若干个非遗保护文件，参加了前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评审（主要是民间文学类，我是召集人）；二，参加文化部或各省文化厅主办的各种培训班讲课，培训干部；三，在文化部非遗司的组织下，到陕西、山西、江苏等省区进行督查。撰写了一些有关非遗保护的论文，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收入了2016年之前发表的63篇代表性的文章。
我现在已经到了耄耋之岁，从几十年来陆续在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非遗等方面的讲演稿和讲座稿（大部分没有发表）中，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篇章编成这本讲演录，交付出版，既可作为学科建设的一种声音和史料，亦可供一般读者和学人参阅。

                                                                                                                                                                                                          2018年11月7日于北京

《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讲演录选》（自选集之四）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