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关于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的理论特色
高有鹏 刘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闵行200240）
摘要：历史进入新时代，民间文学研究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应该有新发展。长期形成的文化研究忽视民间文学审美价值，影响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刘锡诚先生《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定位，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个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整体性，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
关键词：民间文艺学诗学审美
作者：高有鹏，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璨，女。108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博士生。
进入21世纪，文化研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在学科建构中，民间文学这个古老的学术王国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遇：一方面它被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成为历史的记忆，其直接的人民性与时代的晴雨表意义被严重忽略；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人文性被消解，人们更看重它的社会性，所以在学科划分中，成为法学属下民俗学的一部分，称为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换句话说，自此，民间文学学科被强行解构。因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相关部门重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科地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更进一步彰显出民间文学这份古老的民族文化财富的重要价值，需要尽快恢复民间文学这门学科。中国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母题，是中国文化的底色，特别是那些古老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而且，意见具体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由此可见，中国民间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学科价值与现实价值。
一定学科的建构与发展，既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诉求形成呼应，又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其必然需要具体的理论支持、思想支持和文化支持，形成必要的基础与保障。对于民间文学的学科建构，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个世纪，无论是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还是服务社会现实的文化实践，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刘锡诚先生成为这个学科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先是翻译介绍了前苏联为代表的外国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理论，组织了中外民间文学的科学考察等活动，详细梳理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历史，尤其是其出版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继而，刘锡诚先生又出版《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更深入地挖掘中外民间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系统阐释民间文学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意义。其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一
首先是其明确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构与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融入，是其作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一部分的时代特色。从李大钊提出的庶民胜利，到毛泽东、瞿秋白提出的工农文化，都自觉显示出发动群众、解放民众的文化理想。这在事实上形成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克服了西方人类学理论俯视民众的局限，这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重要传统。刘锡诚先生详细总结了这些历史，在本书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文学》等章节中，具体分析了其文化特色。他考证出，“最早提出收集、改编和制作革命歌谣的党的决议，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1]他进而指出，“革命歌谣是伟大的革命时代的颂歌，充满了欢乐的调子。在革命歌谣中，传统民歌固有的忧郁、低沉的调子，已经随着旧时代的崩溃而消失了；然而传统民歌中的乐观主义传统，却为革命歌谣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2]不惟如此，他在本书中集中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列宁论劳动者的口头创作》《拉法格的民歌与神话理论》《普列汉诺夫的神话观初探》《论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19世纪俄国古典作家的民间文学观概述》等论题，系统阐释了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此堪称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系统总结。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不是经典作家简单的片段话语套用，而是一种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的指导。如他所论：“民间创作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因此从其中可以找到历史生活的回响和遗迹。民间文学诗意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但它本身又不是绝对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征引和评价前阶级社会的口头创作时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他们创造了将任何民间文学现象同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把社会—民族学的方法同民间文学的美学评价结合起来研究的范例。从此，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下的新观点、新方法论体系；从此，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再也不能成为国际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进步的、主导的力量了。”[3]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列宁也是如此。他论述道：“列宁当然没有可能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但他对俄罗斯民族的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些零散的，然而是深刻的见解和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宝库。列宁明确阐发了劳动人民创作是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劳动人民创作是研究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研究人民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列宁强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民间口头艺术作品，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的观点加以审查；列宁非常重视革命的民间作品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战斗作用：列宁号召作家、诗人在旧歌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作品来；列宁恰如其分地指出民间创作中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无产阶级在继承人民文学艺术遗产时，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批判态度，全盘否定和全盘继承都是错误的。”[4]同样，马克思的继承者，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具有一样的意义。如他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民间文学理论的论述：“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拉法格把民间文学的研究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包括神话学）理论是有重要贡献的。他引证大量的材料，雄辩地论证了民歌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他力排众议，在民间文学的相似和雷同问题上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见解；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阐明了圣经——犹太人圣书中的神话和希腊神话的真实意义。他成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具体地应用到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神话领域）中。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间文学理论，同宗教学说进行了斗争。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著作家中少数系统研究和论述民间文学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研究。”[5]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并不是他们所有的论断都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拉法格的理论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对民间文学，特别是关于婚姻的歌谣的历史价值分析得淋漓尽致，指出它是认识原始时代的风俗和习惯的重要材料，但是，在他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人类学派给他投下的某些阴影。拉法格比较多地注意到民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作用，而对它影响人的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则重视不够。这是同他当时的哲学观点的片面性不无关系的。在哲学思想上，他充分估计到了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对意识的反作用，却忽视了思想一经产生之后对社会发生的积极的反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甚至把马克思丰富的哲学思想机械地了解为经济决定论。因而他的唯物辩证法是不彻底的。”[6]这在我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是非常可贵的。举目新时代，我国学者面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应该充分关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实，包括西方学者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
今天，处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如何重新思索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重新思索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间文学的具体论述，重新考量民间文学在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其次是这部著作突出了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色。
诗学的实质，在于审美。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强调了其口头意义，看到其文化生活的多重性，有其道理。但是，过于强调民间文学的社会性，忽视其审美的内在属性，其实就严重销蚀了其本质意义。
诗学的概念，在古今历史上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历史上出现《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典籍，具有系统的诗学品格。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一些歌赋中，同样具有诗学的意义。中国文学发展中，表现出鲜明的诗学传统特色。中国民间文学也是这样，体现出以历史文化为典型情结的诗学。其中，神话传说最为突出。当然，中国民间文学的诗学传统需要总结。刘锡诚先生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从神话到传说，既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裂变的过程，而形成变化的背景，无疑都是审美表现方式的具体变化。刘锡诚先生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起源或原始诗歌的见解，与西方学术界一样，是多元的”，[7]既有朴素的劳动生产说，又有光怪陆离的巫术说。他对原始诗歌与神话的文化关联进行剖析，紧紧抓住巫术与原始宗教这个纽带，具体论述了文学的审美发生原因与过程。其称：“近年来，有的原始艺术理论研究者对劳动起源论提出了质疑，指出把原始艺术（包括诗歌）的起源仅仅归结为劳动的说法，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我国民族学家近年从一些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中搜集的大量新鲜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艺术（包括诗歌）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观念有关。”[8]他把神话与诗歌的联系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联系，揭示出诗歌文化与神话的逻辑结构的整体性，他指出：“原始诗歌与原始乐舞是共生的，常常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原始诗歌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诗大序》里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出了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的密切关系，也说出了以诗歌为主体、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其它是为后起的艺术。任何一首原始的诗歌，它既是诗的作品，又是音乐的作品。现在，我们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听到一些内容极为简单的原始诗歌，它们大多也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歌与音乐、舞蹈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原始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即音乐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对于这些诗歌的作者来说，他所作的诗歌原本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其他的人们（比如对于其他的部落或地区的人们）来说，这诗歌则不过是音乐的附庸而已。在有些民族（如埃斯基摩人）中搜集的材料证明，为了迁就韵律，有时诗句不得不加以雕琢，从而使他人无法听懂。”[9]同时，他注意到“我们所能见到的神话文本，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那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的事。由于神话主要靠口耳传承，变异性很大，在漫长的岁月中往往会丢失或发生变异，因而我们很难看到它的原貌，而一些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的图像、彩陶和玉器上的纹饰，却将某个特定时代的原始神话意象，凝固在冰冷的线条和形象中，使一些神话的意象得以以较为原始的形态保存下来，成为我们认识原始神话的重要途径。我们力图从神话的形象层面入手，与后来记载的文字资料相比较，探讨若干神话的原始意象和内涵”[10]，“神话产生的最主要的动因，在于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的神秘莫测进行解释的心理需要。处于低级生存阶段的原始先民，对一些最常见的自然现象，如寒来暑往、季节交替、日月运行、风雨雷电、火山爆发、地震、洪水泛滥、人类和动物的来源、生老病死等现象，感到好奇却又无法理解。而他们又时时处在自然的包围之中，他们必须就这些问题对部落或氏族的成员做出回答，进行解释。于是，他们便根据极为有限的知识和想象，创造出神话来加以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神话就是他们对自然和社会问题所作的第一个答案”[11]。以盘古神话为例，他发现一种事实，即“盘古神话的古老性，还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纺轮上的太极图饰。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原始思维。开天辟地这一思想本身就是十分古老而幼稚的。但在这幼稚中却透露出朴素的唯物思想”。[12]其实，神话本身就是艺术，一切民间文学形式，都可以从神话找到源头。如此论述与阐释，就避免了简单的神话艺术起源说，从而丰富了民间文学的诗学理论。
三
最后是作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探讨。
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在诗学的意义上，更多强调汉民族的单一性。如王充、郭璞、朱熹、冯梦龙等人，其论述民间文学的范围非常狭隘，这是历史的局限。中国现代民间文学重新论说历史，不但发现了妇女与儿童，而且发现了广大少数民族。中山大学民俗学考察，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刘三妹，凌纯声、芮逸夫对苗族洪水神话的调查等，都有力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研究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取得空前成就。刘锡诚先生的这部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诗学价值，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其中的神话研究等，表现出鲜明的多元一体特色。如其《神话象征——以哈尼族为例》，称“神话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上，距离现在实在是太遥远了，因此神话的真实含义是很难了解的。现在我们对神话的种种解释，如此地充满着歧义，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由于猜测和臆断所造成的。神话就其本质来说是非理性的，与其把神话看成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有意识的精神产品（这在我国学术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曾经是一种主导的倾向），勿宁把神话看作是人类早期的某种文化象征，某种文化符号，更符合神话的实际情况。它的真实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神秘的象征和符号的后面。解释或曰破译这些象征和符号，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神话学家和哲学家们无穷无尽的繁重的工作”。[13]其例证即哈尼族神话，其论述道：“现今生活于云南哀牢山和蒙乐山之间广大地区的哈尼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又残留着较多原始生活习俗的古老民族，尽管对于它的族源和历史，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探讨，而且在探讨中不免出现分歧的意见，但它所拥有的神话（多呈口承形态，近四十年来才始有完整的记录）却以其古老、多元、神秘而吸引和困扰着研究者。”[14]以此，他发现哈尼族神话的世界性价值。如其称：“在哈尼神话系统中的双生子题材，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轻易忽略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因而也是一个值得从神话语义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问题。尽管在国际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关于双生子的神话，已经在许多著作中（如列维——斯特劳斯、叶．梅列金斯基等人）有所涉及和论述，然而由于哈尼神话中的双生子题材至今还在口头上流传而且有自己的特点，在现代民俗生活中还实际上存在着处死双生子、六指（趾）和兔唇儿等的习俗，因此，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15]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流传中较少受到礼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出相对的淳朴，更明显的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其审美价值也更为特殊。刘锡诚先生论述蒙古族史诗《智勇的王子喜热图》，强调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独特的价值，称：“世界上不少民族都以自己的史诗巨作当作民族的骄傲，这是并不值得奇怪的。史诗，一方面，它是阶级社会之前的氏族社会成员的集体想象力、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是处于现代的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比较珍贵的遗产；另一方面，它对本民族的发展以及文学的发展，发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所以重视史诗的搜集与研究的原因。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现在还有不少仍然活在口头上的史诗，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骄傲；我们虽然已经作了许多工作，但迄今还有一些未能记录下来。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史特，探讨它们的发生、发展及对民族发展和文化的影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课题。”[16]他论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高度评价其文学价值，称：“《亚鲁王》是一部超越了上述以描述部落迁徙为内容的叙事长诗的长篇叙事作品。它是一部以部落迁徙（拓展部落疆域、创立部落基业）和部落（联盟）战争，歌颂部落（联盟）英雄和英雄时代的民族英雄史诗。它的被发现和记录出版，改写了已有的苗族文学史、乃至中国多民族文学史。”[17]他论述我国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称：“作为一种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老口头文学形式，伊玛堪并不是在某一个时代形成的，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赫哲族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无不在伊玛堪中留下了自己或深或浅的印记。伊玛堪可以称得上是赫哲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科学、传统、知识的总汇。”[18]
结语
民间文学的历史，既是传承的历史，也是传播的历史。《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既有对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梳理、钩沉与辨析，又有关于中外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的透视、归纳与叙说。这是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民间文艺学诗学研究著作，贯穿着作者对民间文学及其学科的深入思索，更贯穿着其不拔的热枕。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