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前沿话题：学术史的范式意义

　　施爱东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6)03-0000-00

　　[作者简介]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部好的学术史，决不是对学术历程的简单编年、梳理，对学术成果的简单罗列、评点，学术史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其意义决不仅限于历史记录这么简单，它可能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学术革命的理想。我认为刘锡诚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具有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学学术史。过去我们所见的民俗学发展史(含民间文学发展史，下同)，基本上都是由北师大系统所书写的。所谓北师大系统，也即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团队，或者直接、间接师从于北师大民俗学团队的民俗学者，说到底，也即出自钟敬文先生门下的民俗学从业者。所以说，传统的民俗学史，本质上是遵循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思想而建构起来的一套学术史。

　　那么钟先生又是依据什么来建构这一套学术史呢?当然是依据他自己的知识结构。钟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当事人，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俗学界惟一的学术领袖，甚至被学界称做“中国民俗学之父”，所以，他对于中国民俗学史的认知，左右着学界对于中国民俗学史的认知。钟先生将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史主要分成了三个时期，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他自己是这三个时期的亲身参与者、见证者，因此这三个时期的学术成果就得到了突出的介绍。我自己治民俗学史的时候，就是遵循这一线索来进入的，这三个时期的学术成果也因此成为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学术史的素材来源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自然积累的理路，也即在学术史家的从业过程中不断接触、日渐习得、逐步积累起来的学术史资料;二是按图索骥的理路，也即学术史家依据一定的学术理念，从浩瀚的前人学术成果中挑选出建构学术史所需要的材料。

　　对于钟敬文先生来说，由于他本人就是民俗学史的主要亲历者，因此他的学术史素材主要基于自然积累的理路。依据这一理路建构起来的学术发展史，脉络清晰、人物简单、传承路线单纯、学术成果相对比较集中。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遥想公瑾当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学术史书写者来说，我们首先需要习得一套学术范式，用范式来武装自己的眼光。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的学术搜索就能够避免漫无边界的盲目性，就可以明确学术搜寻的方向、阅读思考的标准，因此，搜索什么，选录什么，弘扬什么，遮蔽什么，都会受到这套学术范式的约束。前面说到，我们都是出自北师大系统的，我们的学术范式就是钟先生传承下来的学术范式，因此，我们的学术史眼光，往往也只能聚焦在钟先生为我们划定的学术地盘上，这些地盘之外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

　　可是，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略显陌生的学术史图景。蒋观云、胡寄尘、王显恩、陈国钧、张亚雄……这一连串的名字，都因刘先生的挖掘，开始进入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先生的学术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大批过去被遮蔽被忽略的学术成果，他从故纸堆中找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文字，给它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用自己的评述为它们擦拭、抛光，让这些成果得以重放光芒。

　　学术史最终是要提供给行内学生阅读的。学生不仅通过学术史了解一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还通过学术史来寻求他们的模仿对象。学生们在学术史中看见了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娄子匡，于是，他们就会把这些人的学术成果找出来认真研读，这些成果也就被他们奉为圭臬，成为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刘先生的学术史让我们在这些主流的名家名作之外，重新见识、学习到另外一批非主流学者的异样的方法和成果，事实上等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民间文学新范式的臧宝地图。华东师范大学的游红霞博士，就是在刘先生学术史的引领下，不断深入挖掘，先后发表了《清末明初浙江学者蒋观云的风俗观》《论蒋观云的神话学思想》《清末‘民族’视角下的‘民俗’诉求》等系列学术史论，最近还将这些成果结集成《蒋观云学术思想研究》出版。

　　学术史家总是会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学生，反过来，学生也会在学术史家的引领下，通过学术史家的书目清单来寻求他们的模仿对象，通过这样的学习，逐步建立对于学术研究的感性认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选择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而展开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一个民间文学从业者，他们对于学术的认识、学科的认识，正是建立在对于学术史认识的基础之上。

　　刘先生学术史最独到的地方，恰恰与他的个人学术历程相关。刘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可谓半路出家，正因如此，刘先生没有受到北师大系统民俗学学术范式的束缚，他是先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出版、推广、组织、研究等具体的工作，而后转向学术史写作的。刘先生更容易关注到那些非学院的，以及游离于主流学术派系之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

　　刘先生钩沉了一大批散落在书山文海中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但他并不是用按简单的时间顺序罗列这些成果，而是从方法论上对它们进行了分门别类，分析、总结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对每一个流派做出评述。这些评述事实上等于在钟敬文划定的学术版图之外，重绘了一幅新的学术版图，同时，刘先生为我们的学术多元化提供了一批新的可供选择的学术范式。所以说，我认为刘先生学术史的意义绝不是单纯的重述学术史这么简单，而是蕴含重构学术范式的企图，怀抱了学术革命的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刘先生学术史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贡献，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同样具有学术革命的意义，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元化走向，民间文学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刘先生学术史对建国后这一段的叙述尚有太多的保留，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刘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参与、见证了新中国民间文学发展事业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保留了翔实的日记，以及当时的大字报、会议记录、临时文件等一大批一手资料。我曾听吕微、陈泳超提到过，说刘先生对于各种历史资料，几乎片纸不丢，许多珍贵的史料都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可惜的是，刘先生这些亲历的历史故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这套学术史中，甚至刘先生已经写就的一些回忆文章也没能收进来。比如，我看到过刘先生写的一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其中就披露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些史料是我们无法从图书馆查到的，或者说即使我们可以查到一些片断，也无法像刘先生这样把它们串联成篇，像这种极具历史真实感的文章没有收入这部学术史真是太可惜了。

　　我猜测刘先生如此克制的当代史叙述，可能是为了尽量维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以免授人以柄。但事实上，学术史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历史书写者的过度克制反而会损害历史细节的真实呈现。学术史家所需要做的，只是尽量地呈现他所知道的事实，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真实思想，至于这些事实和思想是否片面，完全可以留给读者去钩沉、去思考、去讨论。我认为，学术史家的片面、夸张、遮掩、武断，种种为人诟病的所谓弊端，其实都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写作现象。刘先生的过度谨慎，反而让我们与许多历史细节擦肩而过。

　　学术史家的个人偏好、私人交情、学术恩怨等许多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学术史的书写。比如，在王文宝先生的系列学术史论著中，我们就很难找到“刘守华”三个字，相反，一些与王文宝私交较好的学者，往往能占据不小的篇幅。这种倾向会更清晰地体现在一些“论集”的编辑上，主编选录谁的论文，不选录谁的论文，并不是纯粹依据学术的标准，他们会更多地兼顾到“人际关系”。同样，一些知名学者在当代学术史的叙述中，会偏向于将自己摆在学术版图最中心的位置来进行叙述，暗示自己的某篇论文或某个讲话影响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走向，突出自己小圈子的学术影响，甚至暗示自己的倡导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比如，段宝林先生就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突出地强调了自己的理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工作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的编选和理论创新研究、立体描写的全面展开。”(第326页)段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他的建议下开展起来的，他所提出的“立体描写”方法不仅“其基本原则已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所编的‘调查手册’所吸取，取得了初步成就”，并且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第337、339页)

　　学术史家在历史建构中夹带“私货”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明显的偷梁换柱、无中生有、指鹿为马，表述上的详略、情感上的偏重，这些都还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作为读者，我们并不会因为王文宝先生忽略了刘守华，就因此把刘守华打落历史的冷宫，我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学术史料可资利用。各种历史素材的拼合，不同历史角度的叙述，反而会呈现出一幅色彩更加鲜明、角度更加多元、场面更加有趣的历史图景。

　　过度追求客观、中立，反而会让历史叙述变得束手束脚，由此遗失了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陈泳超在“洪洞走亲习俗”的研究中就发现，羊獬历山一带流传着极其丰富的“尧舜及二位娘娘的身世传说”，可是，这些传说在每一个人的口中都呈现着不一样的形态，当他试图“中立”地从中抽取一个“当地所有民众都毫无异议”的身世传说的时候，却发现最终只剩下干巴巴的一句话：“居住在羊獬村的尧王将两个女儿嫁给了历山上的舜王。”(《背过身去的大娘娘》第96-97页)学术史的写作与此类似，当我们试图写出一本各方诸侯都能接受的学术史的时候，学术史就变得只剩了一个没有血肉的历史轮廓。但是对于读者来说，除了这些干巴巴的历史轮廓，我们也希望学术史家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和历史评议，让我们能够借助学术史的阅读，亲切地触摸到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脉动和体温。

　　最后，我想借此一角，表达我对刘先生潜心治学的崇高敬意。我们都是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工作的，我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可资利用，但刘先生没有这种优越条件，刘先生曾经是民协的主要领导，民协并不是一个纯研究性的机构，他一个退休老人，哪来如此丰富的学术史素材?为这事我曾专门请教过刘先生，刘先生说：“我是个没有单位图书馆可用的边缘人，写学术史要用到很多书，部分书是利用各种关系从各单位借的，如文学所、文学出版社、民研会、文联图书馆等，更多是到国家图书馆借阅。以前是靠单位给办证，现在是凭身份证换证。但要复制、复印，都要花钱的，价钱昂贵。”

　　刘老师骨子里是个很骄傲的人，我估计刘老师一辈子都很少求人，但是当他为了找齐这么多资料，而又必须求人的时候，他就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这种一心为学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者学习的。正因为我本人也曾做过学术史的研究，看到刘先生这一部皇皇巨著，更容易体会到这些海量资料的来之不易。此外，刘先生对于材料的把握，以及对于学术流派的梳理和归纳，都让我敬佩，这些方面许多同行都已经充分表达过了，我就不赘述了。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