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今年11月1日是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光未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今天（2013年10月29），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现代文学馆承办“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主持会议，作协主席铁凝作主旨讲话。发言的有高洪波、邓友梅、从维熙、谢永旺、束沛德、袁鹰、王庆生、崔道怡等，以及张光年的家属代表。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一本《回忆张光年——纪念张光年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鄙人在张光年逝世后写的《他放飞第一只文学春燕》也收入其中。现发在此地。



他放飞第一只文学春燕[/font]

刘锡诚

1月28日上午，我正坐在沙发上楞着出神，束沛德来电话说，北京医院已经报了张光年同志病危的通知。脑子被惊得一时醒不过神来。压根儿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个多月前，一些朋友刚刚在西单广州饭店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那天，他的精神特别好，健康状况并没有什么不适；当我向他鞠躬祝贺米寿（八十八岁）时，他还开玩笑说他不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说法。他托人给我捎来的近著《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书，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因而还没有给他回信致谢。几天以前，还听谢永旺说光年在校阅自己的五卷《文集》的校样；昨天老谢在电话里也只是说光年住在北京医院，病情不轻，怎么一夜之间就报了病危呢？
我和谢永旺、束沛德、陈丹晨、柳萌相约，下午3时赶到了北京医院。径直来到五楼的抢救室。深度昏迷中的光年躺在病床上。病魔死死地纠缠住他，已经无法与我们对话了。光年是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作过两次大手术都转危为安闯过来的人，难道这一次真的会闯不过来了吗？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使我的心灵被一种不详的恐惧感所笼罩。我们来到休息室，在无奈和惊恐中，在留言薄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回到家中没有多少时间，便传来了噩耗。刚过了89岁生日的诗人光未然、理论批评家张光年，于4时15分在平静中告别了人世。
我是1977年夏天认识张光年同志的。那一年，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身为国家出版局顾问的张光年，授权接管了《人民文学》杂志并出任主编。我于那年7月7日从新华通讯社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并被委任为文学评论组的组长，使我有机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文艺刊物没有几家，《人民文学》的一些重大决策，甚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会直接关系到或影响到全国文艺的发展。当时，人们还处在程度不同的思想禁锢之中，我们编辑部也不例外。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发表，固然有有关编辑发现并荐到编辑部，但没有主编张光年的拍板，就不会有作为“新时期文学”这第一只春燕的飞翔，而这不仅需要胆识，还要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同年的10月20日，在张光年的领导和主持下，我参与了十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座谈会”的组织工作，邀请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如叶文玲、邹志安等）到京，与文学泰斗和老作家茅盾、沙汀、周立波等，一起讨论繁荣短篇创作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光年也发表了令与会者耳目一新的见解。到12月底，他又主持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大会，100多人齐声声讨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罪行，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胜利大会师。继而，他在《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继而率先向“文艺黑线”论发起批判，为新时期文艺的出世披荆斩棘，廓清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年春夏，他与林默涵、冯牧一起，授命筹备了中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的恢复工作，召开了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宣布五个协会恢复工作。次年，又马不停蹄地筹备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最终完成了全国文艺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新时期文艺的发展史上，张光年扮演了一个无可代替的“领头羊”的角色，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把他当年所起的作用，用“饯腊催耕”四个字来概括。
我离开中国作协到中国文联工作后，与光年见面讨教的机会少了。过去，我总觉得光年政治性太强，严肃有余，难于作推心置腹之谈。如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代替，这对我来说，也许更自然也更自由些。1991年周扬、荒煤、冯牧同志主持编纂《中国新文艺大系》，我被指定担任《民间文学卷》（1937—1949）的主编。我到他的家里去商谈收入他于1943—44年在云南路南县搜集写定的彝族叙事长诗《阿细人的歌》。他非常平易地向我详细谈了当年从缅甸回国后在路南搜集这部民间作品的经过，以及他的艺术追求，甘之如饴，使我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在《大系》的序言中为此专门写了一段：“西南地区当时还有一些对民间文学感兴趣的外地来的文化人和当地的文化人，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首先应提及的是诗人光未然。1939年1月他率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赴延安；3月间写了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广为流传，成为抗日军民的一支号角。皖南事变后，被迫从重庆流亡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根据彝族青年学生毕荣亮提供的讲述，记录、写定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长篇叙事《阿细的先鸡》，于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由于我对光年这部作品的偏爱，对他的这段历史作了介绍。这部民间长诗，不仅仅是记录而已，其中浸透了诗人的心血和追求，也因而成为光年众多作品中生命不衰的一部佳作。

我退休之后，开始撰写一部题为《在文坛的边缘上》的回忆录，关于张光年的这一篇，虽然长达五万多字，《新文学史料》的编者竟然给全文发表了。由于事先没有征求光年的意见，怕有什么谬误或不妥之处，所以在发表后，我便登门呈送他指教。我们在他的客厅里就80年代文学的若干重要问题，特别是对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评价问题，交谈了很久，他对我说的许多情况，是我第一次听说的。他还答应送我一份他写的材料，可惜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取。他让黄叶绿同志把他的《文坛回春纪事》等几本新著拿来，签了名回赠给我。
1998年11月2日，是光年的85岁寿辰。王蒙、袁鹰、邵燕祥、李国文、谌容、李子云、朱寨等在京的一些文学界朋友，在北京国际饭店梅影厅和荷露厅聚会，向他祝寿。记得病中的唐达成还给他送了一幅寿字。我们纷纷称颂他近20年来为新时期文学的开拓和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他的健康干杯。那天他容光焕发，把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光未然脱险记》分赠送给每一位在场的朋友，和每个人合影留念。我还把有光年和大家都签名的菜单也保存起来。
春天来了，光年走了。诗人的组诗《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将永远活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

2002年2月19日

原发于《中国艺术报》200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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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

京师园丁说得不错。张光年在他的五卷集评论集的“引言”中有自我反省。我一时找不到文集，姑且引朱寨先生的一段话：“不久前《文艺报》转发了《张光年文集》引言，其中的评论卷引言，我读后深受感动。光年同志在检讨五六十年代主编《文艺报》期间，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所写的那些大批判文章，虽然是遵命，但也并没有因此把责任归罪于别人，而说的是在缺稿的情况下‘自告奋勇’。他把那些文章自我检讨为‘以诛心之论诛杀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是‘对同志落井下石的坏文章’，是‘真正的毒草’。”能自我反省人值得我们尊敬。那些多次诛杀同志而一贯标榜正确的人，才是可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