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世纪沧桑

——读《胡同九十九》

刘锡诚

    胡同是北京纵横交错、两头贯通的小街道的称呼，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而为北京所独有的一种景观。在这些网络密集的胡同里，散布着以四合院建筑为主体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北方民居，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背景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家，代代相沿，形成了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融洽相谐和的独特的京都都市文化。胡同的出现，据认为，始于元大都建城的时代。按照《周礼》的原则，由南北和东西走向的干道组成方整的棋盘形，经纬分明，整齐划一。城内有些古老的街道和胡同，其遗迹至今宛然可寻。（见曹子西《北京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燕都春秋》第１２页，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而胡同一词，也系蒙古语的音译。如此说来，北京的胡同已经有了七百多年的漫长发展史。
　　在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时刻，社会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巨变，城市的改造将以四合院和胡同的逐渐消失为前提，高层楼房单元居室代替四合院和胡同的结果，不仅标志着居住物质文化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心态的转换，这一转换，无疑带有时代意义。因此，胡同所体现的京都文化，近来颇受到历史民俗学家和文化史家们的重视，就不是没有因由的了。程小玲主编的《胡同九十九》（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汇集了由九十九位曾经在北京的胡同里居住过的当代作家所写的记事散文，每篇文章配有一帧徐勇拍摄的胡同的照片，以实录的文体记下了本世纪以来在这些胡同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创作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和悲欢，从而也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史的若干侧面，实在是一部十分难得的文化史读物。
　　创作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命运往往是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本书作者们所写的胡同里的故事，大多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关节上与自己的命运有着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因而，他们自己，以及相关的人物，在他们居住的胡同里发生的事情，就天然地与从晚清至今中国和北京的近现代史、与家族的兴衰史、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与北京的地方民俗文化史联系在一起。
　　九十多岁的世纪老人冰心，八十多岁的萧乾、季羡林、凤子、端木蕻良、王辛笛、张光年、冯亦代、荒煤，七十多岁的杨沫、严文井、骆文、李锐、吴祖光、邹狄帆、韦君宜、李清泉、冯牧、汪曾祺……他们这些历史的目击者，以不同的家世、不同的学识、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眼光和笔法，娓娓动听地记述和描绘着近百年来北京胡同里发生的各种事变和人生。季羡林游欧十年后再次回到故都，所住的翠花胡同，竟是改元之后黎元洪大总统的私邸，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正住在里面，而隔邻就是明代宫廷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东厂胡同。这里面浓缩着中国的历史。与他当年从山东来京考北大、清华时住在大木仓胡同的小公寓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爱北京的小胡同》）七十年前出生在大木仓胡同里的，不仅有后来专事电影剧作的黄宗江，还有他的妹妹黄宗英。宗江从那个胡同里走向大上海、雾重庆，而后又北美南美。飘泊之后寻根，再回到北京的胡同里时，居住地却是请俞平伯题写了匾额“焦大故居”的恭王府旁边的一所大杂院。（《胡同挽歌》）当过水电部部长的李锐，在孩提时代随作为民国国会议员的父亲所住的地方在城隍庙街，遇到张勋复辟，目睹家道衰落，举家迁往长沙。父亲去世后，再回北京，借住朋友家。后来他参加了革命，解放后献身水电，一生充满曲折。（《胡同有缘实无缘》）这条胡同，解放后改为成方街，改革开放后，盖了银行大楼，又改为金融街。这条胡同名字本身的变迁里，就镌刻着多么鲜明的时代烙印呀。
    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学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他曾孕育和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从那些静静的胡同里曾向革命根据地输送过多少个知识青年，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文艺家；全国解放后，大批的作家在北京的胡同里写作了名重一时的作品，也在这些胡同里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作为书香子弟的冯牧，从出生到参加“民先”领导的地下斗争到离家出走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在西四牌楼一带和丰盛胡同总共住了十八年。他家里也因此成了进步学生聚会的场所之一。（《丰盛胡同——我从这里起步》）在护城河里游泳认识了冯牧的北京艺文中学学生苏策，家住南魏儿胡同，家境贫寒，无力上学，于1937年1月就去山西投奔了薄一波，后来成了少数红军中将军作家之一。（《梦回北国》）日本投降后，位于东四牌楼以南灯市口附近的本司胡同，曾是美国新闻处的职员宿舍，却成为中共地下人士的一个隐蔽的住所。从解放区而昆明而越南而中国四海，要去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张光年，于1945年来到北平，就住在这个本司胡同。在这里住着一群革命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这里策划进步活动、编辑文艺刊物。于是，本司胡同成为北平黎明前进步活动再次高涨阶段的一个标志。（《说起本司胡同》）
    全国解放后，各路作家云集北京，大多住在东城，因而东城区自然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区。小羊宜宾胡同、东总布胡同、演乐胡同等，都成为作家之家。严文井和赵树理从中南海庆云堂搬出来，就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担任作协秘书长的陈白尘、编辑《文艺学习》的韦君宜、编辑《人民文学》的李清泉等许多人，都曾住在小羊宜宾，工作在东总布。来自山沟沟里的赵树理，大概从来就没有适应胡同里的生活，即使在他向严文井演唱着上党邦子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没有舒畅过，所以才有60年代向党中央的上书为农民请命的举动，从而导致了对他的批评。后来他回到了他的家乡，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严文井《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已故作家邹狄帆在南弓匠营胡同，原清王朝造弓铸剑的工匠们的住所度过了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便把他从这里带走关起来审查达一年另一个月之久，待他释放回家时，却顿觉这低矮的小屋小巷天地极为广阔。（《南弓匠营铸情》）西单舍饭寺12号是荒煤为新中国电影创业立下汗马功劳之地，却也是他获罪罹难之所。（《难忘的‘死胡同’》）结束了多年飘泊生涯的吴祖光，曾住过西单舍饭寺、西长街石牌胡同和东单观音寺，54年以在海外挣来的钱购置了帅府园胡同的私产，本以为从此有了一个安乐窝，谁想到一场反右派斗争把他驱赶到了北大荒，文革中又被关起来审查，房子也被造反派侵占，因此不得不换成单元楼房。（《胡同生涯》）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些胡同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摇篮，又无可讳言地是中国作家的炼狱。
　　这本书的作者们都是些走南闯北，经历丰富的人物，他们一生中也许走过许多值得留连的地方，但只有这些令他们刻骨铭心的胡同和四合院，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园。冰心说的好，她一生住过许多地方，可是连北京的前圆恩寺、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的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她住过的地方，都不是她的家，唯独她小时候住过的中剪子巷才是她灵魂深处永久的家。（《我的家在哪里？》）
    胡同是人们钟情的家园。胡同是民俗文化的积淀之所。

                                                 1997年3月26日
发表于《中国作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