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来自海岱留驻京华为诗歌付出一腔深情

踏遍苍洱走马新疆为国风倾注半生精血

陶阳先生千古

                  刘锡诚 马昌仪敬挽  2013年5月31日

           （诗人、民间文学家、神话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民间文学论坛》主编、中国神话学会原副会长陶阳先生于2013年5月29日晚8时在北京病逝）

边缘人

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序
刘锡诚


屈指算来，我与陶阳兄相交已有47个年头了。在这近半个世纪里，我们有幸先后两度同事，一起亲历过文艺界风狂雨骤的峥嵘岁月，也目睹了文坛上你来我往的人事变迁。岁月铸造了我们的人生和友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镌刻我头脑里的印记，至今还是那样新鲜那样清晰。我工作后第一次分配的住房，是北京朝阳门外芳草地中国文联宿舍，就与陶阳同在一排小平房里。这个曾经聚集了许多文化名人的处所，现已被夷为平地，连凭吊的标志都找不到了。我第一次敲开他的房门时，他正伏案埋头在整理到云南采风搜集记录的白族民歌。那是他涉足民间文学以来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的成果。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又都是外省人，还有一层老乡关系，自是有一种亲近感。相处得久了，见他常常写作到深夜，有时天亮了，该上班了，他却还伏在桌子上酣睡不醒。他长我几岁，在诗坛上也小有名气，如今又添加了一个民间文学家的身份，这些经历无疑使我这个刚走上社会的青年陡增了几分敬意。



后来的几十年里，他虽然无法忘情于诗，却也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写诗，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民间文学的编辑、调查与研究上。多年来，文艺界的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都赶上了，而且如俗话说的，“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可以说，生活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人提供过一个安静良好的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环境，到了老年我们见面或通电话时，也曾常以自嘲的口吻谈起被白白浪费了的青春。即使如此，陶阳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还是令我羡慕不已。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民族史诗已开始受到关注。青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收集作出了令人称羡的成绩。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也初见成绩。陶阳就是在这时，于1964年被派往柯孜勒苏地区与新疆文联的刘发俊先生一起，参与领导《玛纳斯》的搜集记录工作的。他们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搜集记录下了这部民族英雄史诗的全六部，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1966年“文革”爆发，一切文化工作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陶阳以及民研会参加调查的郎樱、赵潜德等被迫打道回府，他们从南疆带回来几大木箱的《玛纳斯》汉译手稿，但谁也无法知道这些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史诗手稿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从“文革”开始就被“砸烂”了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人员，从1969年9月30日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的手稿，也被送往“三线”的地下工程避难长达十年之久。待“文革”结束运回北京时，几番周折与磨难，已散乱不全了，所幸毕竟还是找回来了绝大部分。据我所知，在新疆的一年多田野采录调查，在陶阳的主持下，他们的搜集、记录、翻译，“忠实”于讲唱者的讲唱，始终坚守着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为柯尔克孜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法替代的历史贡献。由于他有实地调查的丰富田野经验，在史诗的研究上，他也是较早发表深度研究论文的学者之一，他关于史诗演唱者“神授”现象的阐述，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深，还没有失去理论探求的光彩。



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曾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民间文学也不例外。在民间作品的搜集写定过程中，搜集者常常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尺度和审美鉴赏尺度改造或改写从民众中搜集来的作品。故而报刊上和会议上曾不得不就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展开讨论，1962年还由民研会研究部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题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集。讨论归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特别是没有人下功夫深入民间提供出具备科学性的搜集整理“样板”。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陶阳自告奋勇率领中国民协的两名干部，在泰安的同行的协助下，在他的家乡泰安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采风，本着忠实记录的原则，搜集了一批泰山故事传说。作为采风的科学实验，陶阳的这次调查及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首肯。对于陶阳此次田野调查成果的学术史意义，我在为《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和《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高占祥、李准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所写的民间文学专章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性评价。



新时期民间文学事业的进展和成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标志之一。1982年春，最初讨论“三套”的构成方案时，陶阳受命起草了总方案设想和《中国谚语集成》的方案，并提出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的编纂原则。1983年9月我受命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日常工作后，1984年起草向中宣部报批的“集成”文件和1987年编写《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时，把这个“三性”原则写进了文件，从而被确认为这项宏大文化工程的编纂原则。他还被聘为编委会委员和《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主编马学良教授逝世后，他一直坚持参加《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和终审工作。多年的“集成”编纂工作，表现了他不愧是个有事业心、责任感、学风严谨的民间文学家。



1984年4月，在峨眉山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全面规划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会上还成立了以袁珂先生为主席的中国神话学会。陶阳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该学会的秘书长，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此开始从过去的擅长歌谣研究而向神话研究倾斜。他从1984年起，担任了中国民协的书记处书记和《民间文学论坛》的主编，在繁忙的公务和编辑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开展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并选择了创世神话这个有待垦殖的课题作为研究方向。建国50年来，特别是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神话研究的成绩最为显著，表现在除了在古典神话研究外，开拓了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这个新的领域，而少数民族神话，又多数是还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活态”神话，这就解决了一些20世纪前半叶古典神话研究中被提出来却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经过众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十多年的艰苦奋斗，1984年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陆续落实和许多专著得到出版的时候，陶阳与夫人牟钟秀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创世神话》于198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虽然曾有人研究过这个论题，但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前人的研究只是着眼于文献上记载古典神话的阐释，而将中国古典神话与近十多年来搜集的各民族的大量“活态”神话融会在一起并作为研究对象，且写成一部洋洋几十万言的专著，这在中国学界还是第一部。以往的神话研究界有一种占重要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神话中没有创世神话可言，故而，创世神话研究与开拓的难度颇大，陶阳和钟秀大胆地进入这一领域，并以大量的资料和相当的理论深度对创世神话做了独到的整合与分析，解决了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的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此书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界在这个专题上的空白，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使作者在神话研究领域里脱颖而出，卓然成家。



半个多世纪辛勤耕耘于民间文学园圃里的陶阳兄，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尽管早已退出了工作行列，心中却依然想着、惦着一生所从事和热爱的民间文学事业，不久前他又出版了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大观》，也还不时地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有关民间文学的意见和见解，依然是那样执着、那样认真，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赤子之情。现在，他的新文集《口头文学论集》就要出版，借此机会写上以上这些话，作为对他的赠言和祝贺吧。
2005年5月26日于东河沿寓所


陶阳《口头文学论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

边缘人

历史的失落之处
——《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序

刘锡诚

我与陶阳相识快50年了。一想起我们一起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的那些年代，仍然会被当年的激情燃烧起来。陶阳比我大个七八岁，那时还不到30岁，他比我能熬夜,总是习惯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诗，整理他在大理搜集到的白族民歌。天亮了，他的房间里还常常亮着灯，推开门一看，原来困倦的诗人伏在书桌上就进入了梦乡。好些诗稿或民歌稿就这样诞生了。
爱诗写诗是他的天性。可是实际生活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写诗需要的是激情，研究需要的则是冷静。他的一生好像永远处在这两种情怀的矛盾之中。到了老年，他也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他用一本本的著作铺展他晚年的人生之路。
他被派到新疆去参加并领导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是1964年。他因而有幸逃脱了文艺界的“小整风”和农村“四清”。他在远离北京的柯孜勒苏大草原上一直呆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不得不中断搜集工作打道回府，带回来的是两大木箱的史诗记录手稿。可惜复又可叹的是，当这两箱记录翻译手稿迢迢千里运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机关造反派的手中了。继而，社会上的红卫兵冲进文联大楼里来造反，乱揪乱斗文艺界的名流和领导，给加上“黑帮”和“走资派”的罪名。单位大乱，那两箱浸透着《玛纳斯》工作组几位同志几年心血的记录翻译手稿，有谁还能顾得了、还能为它的命运做主呢？幸而这些珍贵的手稿与单位的其他重要资料，包括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在1969年底准备运到湖北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下工程中保管起来。后因箱子太多，只走了人事档案，其他资料由文化部留守处管理。后散落在文联资料室。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后，才颇费周折地找了回来，尽管已远非“完璧”。尽管如此，也还是令这位多年来倾心于《玛纳斯》的陶公多少有些释怀。
年轻时代，我也是个史诗《玛纳斯》的爱好者。我拥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精装本的俄文本《玛纳斯》，经我手也编发过一些苏联学者撰写的有关《玛纳斯》的研究文章和动态报道。当年陶公从柯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寄来的材料，包括用腊板刻印的史诗中的柯汉名物对照表之类的材料，我至今还作为“文物”收藏着。我也拜读过他撰写的有关《玛纳斯》史诗传承“神授”说的饶有兴味的文章。从他和其他搜集者朋友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至于陶阳在柯孜勒苏大草原上搜集的这些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的故事，他却一直没有示人，几十年来我也一向无闻。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之后，为保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陶公还把他珍藏着这些已经泛黄发霉了的记录稿纸，从箱底下翻腾出来，并投入“已是近黄昏”的珍贵精力将其整理润色，公之于众，这无疑是一件公德无量的好事。当年讲述这些故事的柯族传统文化的载负者们——故事家，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有的故事也许就因为他们的远逝而成了文化的绝唱。有的故事及其讲述者即使有传人，但其讲述的文本、讲述的风格等等，也肯定不再是那些已逝者的作品，而是另外一个讲述者的创作了。民间故事不会完全彻底地泯灭，但它肯定要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嬗变。这就是民间文化固有的传递规律。陶公记录文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记录下了1960年代柯尔克孜故事讲述家们的部落故事——镌刻着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以及他们的历史观、英雄观。
部落战争，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对于当今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已经是很遥远、很古老的历史陈迹了。但这些中古时期的故事（用严格的学术名词，应称“传说”），却不仅能给我们以与幻想性较强的那一类民间故事相迥异的另一类口头传承叙事艺术（如以部落英雄为叙事核心、逼近现实的庄严性叙事、滚雪球式或垒层式的细节粘连和叠压等）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对原始社会末期西部游牧族群部落的民俗学的认识资料。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玛雷特（R. Maett, 1866~1943）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学的失落之处，正是民俗学的好机会。”从民俗学的立场和眼光去解读这些故事的文本，我们所得到的，正是历史学所失落的东西。
从这些柯尔克孜民族中古时期的叙事传说里，我们看到，这些游牧部落，虽然其汗王——英雄是推选出来的，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生活甚是富足和奢侈，说明社会分层现象已经很明显，但总的说来，一般牧民的生产资料占有还很简单（如能说会道的外交家阿坦别克，家里也才只有一头奶牛、一匹黄马），整个社会已经处在了原始社会的末期。英雄的毡房里拥有不少非本部落所能出产的器物，如珍贵的装饰物，已属于商品而非土产。普通牧民除了放牧牲畜外，也有的到喀什喀尔等地去买烟叶，从事简单的交易。头领与牧民之间，在政治权力上似乎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对立。部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还属于相邻部落之间的双边战争，尚没有形成后来史诗中描写的那种部落联盟。从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与情节看，虽然有几处写到了《古兰经》和至上神胡大，但总的看，确如搜集整理者陶阳所说，这些游牧部落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在观念上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甚小，点滴有关伊斯兰信仰的描写，或许仅系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滚雪球”式的后期粘连而已。
从这些故事所写的内容看，作为故事基础或核心的部落战争之起因，不外三个：
第一，是侵占他部落的草场，而草场是部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侵占他部落草场者，多是草场好、人口多、牲畜多的强势部落（如切列克部落），又有威力显赫的大英雄（如盖世英雄阿吉别克）和一群此一级别的英雄和勇士，而这些画面，就构成了原始末期游牧部落社会的典型生活场景。
第二，是掠夺他部落的人口（如《阿吉别克的祭典》写到布务部落掳掠切列克部落的12户人家），并加以同化，使其逐渐变为本部落内的异血统的成员——劳动力和战斗力。分分聚聚，而增加劳动力和战斗力，毕竟是部落社会发展和壮大的必由之路。正如前苏联民族学家尤•勃罗姆列伊在论述阿拉伯游牧民族时所写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在从伊斯兰教纪元头几个世纪到本世纪（这里系指20世纪——引者）初这一整个漫长时期内，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实。阿拉伯部落把其他部落出身的人并入自己部落，宣布他们‘按血统和名称’是自己的成员，逐渐同化他们，甚至用虚构的谱系好像把他们‘栓在’自己身上。但是这当然远远不是一下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经常是极其漫长的时间内，被合并者的民族地位仍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接受了其新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又是自己原来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这样，一方面，遵照部落内婚的准则，他们应该只娶自己新部落的人为妻，并应当按这个部落的风俗进行血亲复仇和承担责任，等等，但是另一面，他们又长久地保留着自己原来的方言特点，历代口头传说，牲畜烙印标记，战争号召，氏族部落祭祀，外衣色调，头巾，图案装饰，发式特点等等。被合并者的这一双重情况不仅民族学上有记载，而且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邻人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与民族学》第160—16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是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对方部落嫁以美丽的姑娘给本部落的英雄为妻，而在中古时期的观念中，以为把本部落的姑娘嫁给另一个强势部落的英雄为妻，是一种屈辱。在民族学上，这种异部落间的掠夺性的婚姻，无疑是对原始社会早期的族内婚制度的一种反叛和破坏，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而在故事中，一旦切列克部落与布务部落达成和解后，布务部落就主动地把美丽智慧的姑娘阿尔藤，嫁给了切列克部落的新英雄——汗王土尔德开为妻，这种婚姻就不再是屈辱性的，而作为两个部落和解与团结的标志和观念被两个部落都认可。通过艺术（叙事）手段显示出来的这种“亲属关系”，成为由单一部落向着部落联盟的形成而跨出的重要的一步。
英雄是部落战争故事的主角，这是游牧部落现实生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由于部落战争故事还处在以零星情节而相对独立的形式被讲述，尚未在流传中把多个独立的故事连缀成为大型复合故事，更没有形成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其英雄也还缺乏史诗英雄所普遍具有的那种多侧面性，如神奇诞生、灵魂不死观念、死而复生、利用自然力呼风唤雨等神奇力量等。同时，在这些柯尔克孜古代部落英雄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具有赫哲族的“伊玛堪”（英雄叙事诗）中出现的那些英雄在萨满教信仰下所具有的上天入地的神奇本领。柯尔克孜古代部落战争故事里的英雄，都是些与普通的牧民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的现实的人物，他们没有神灵的因素，但他们是超群者，其超群，主要表现为，不但具有超人的体魄和膂力，能威慑和降伏其他敌对部落，而且具有令人敬服的智慧和威望，能统帅部落内的诸多勇士和各种俊才（包括有外交才能者），因而他们被推选为部落的领袖。
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故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是陌生的，惟其陌生，才显得新鲜而珍贵。它的搜集出版，对于丰富和整合中华文化而言，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我在次表示衷心的祝贺。
2003年7月13日于北京寓所

陶阳记录整理《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  克孜勒苏刻尔克孜文出版社2004年8月，阿图什。本文收入《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