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

高尔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没有教益的，同样也没有不包含着“规诫性的”、训诫行的材料的民间故事。在民间故事中具有训诫意义的首先当推“虚构”——我们之所以能够预知现实的可惊的思想才能。先于发动机的发明若干世纪，说故事的人就已经创造出了“飞毯”；在机车、瓦斯和电动机的出现之前很久，说故事的人就已经预言了在空间里神速的飞行。

我认为，创造和培育了人的美德之一——直觉，也就是“臆想”的，恰恰就是幻想、“虚构”；当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的思想在探测着、计算着一种现象，而又停止在被探测、被计算的现象之前，无力把自己观察到的印象串联起来并从中引出精确而合乎实际的结论的时候，“臆想”就会助他一臂之力。这时，“臆想”就来帮助他：“大概是这样吧？”科学家用条件假定之环把他那由观察构成的残断的链补充起来，于是就创造了“假设”；这“假设”或被对事实的进一步研究所证实——那时我们便得到了一种严整的科学理论，或被事实和经验所推翻。

幻想、虚构、直觉在艺术文学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观察、研究、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虚构”、创造。创作就是要把若干细节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有完美形式的整体。所有世界文学的名著、所有最伟大的“典型”——如鲁滨逊、唐·吉诃德、汉姆来脱、维特、卡拉玛助夫兄弟、奥勃洛摩夫、别祖霍夫等，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这些典型多少已经有些过时了，然而他们毕竟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宏伟巨作中，《沙赫拉佐特故事》（即《一千零一夜》）是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这些故事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陶醉于“美妙诱人的虚构”、流畅自如的语句，表现了东方各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丽幻想所具有的豪放的力量。这语言的织品产生在远古；它的五彩缤纷的丝线伸展在地球上，用绝美的语言的地毯覆盖着它。

学者专家们已经断定，中国人远在纪元前（像以前所说的“耶稣降生”之前）二千二百年就已经收集和出版故事，这些故事在主题、构思上跟印度人和欧洲各族人民的故事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论断使我有权认为，像我们的著名的亚历山大·维塞洛夫斯基那样的专家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民间故事的流传问题，他们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的借用来解释民间故事主题的雷同、广泛的流传。借用并非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歪曲，有时它会使好的民间故事锦上添花。

古代民间故事的借用和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民族、第一个阶级的特点加以补充的过程，在理性文化和民间创作的发展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这一点大概是毋庸怀疑的。人们不仅仅是依靠视觉和触觉而认识新事物的，他们还依靠叙述这些事物的故事来认识新事物。民间故事大概促进了某些工艺（如制陶、打铁、纺织、兵器制造等）的发展。正如博物馆向我们证明的；从手工艺过渡到艺术。我以为，关于民间故事在文化上的影响，还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对民间故事在文化上的影响的广度和力量不但讲的很少，而且也不清楚。

口头创作对书面文学的影响特别显著，而且是无可争论的。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家都曾利用过民间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主题。亚普利厄的长篇小说《金驴》取材于民间故事。希罗多德运用过民间故事。在意大利，自十四世纪起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运用了民间故事；在《五日谈》、《百日谈》中，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民间故事的影响都非常明显。歌德、襄里斯、巴尔扎克、乔治·桑、都德、高贝、拉伯雷、阿那托尔·法郎士、西里华、安徒生、托贝柳司、狄更斯——他们都曾运用过民间故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国的许多作家，其中包括赫姆尼采尔、茹可夫斯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也都运用过民间故事。艺术文学在形式、情节和教训意义方面对于民间口头文学的依存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颇有教益的。

我本人应当承认，我听过外祖母和乡下的说故事的人说过的民间故事，他们在我的精神成长中曾经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民间故事的出版这一事件特别使我感动，而且提高了我对民间故事及其意义的评价。我在十二岁左右读了《新阿拉伯故事集》，那是十八世纪出版的一本地方性读物。当时我想，印在书里的一切都是真事儿。

我确信，熟悉民间故事，一般地熟悉民间口头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作家是极为有益的。大多数的青年作家都只是顺从地、无条件地服从现实，用诗和散文给现实拍照，他们枯燥无味的、干巴巴的、用冰冷的语言写作，然而时代却要求激情、火热和讥讽。这件事并非我一人注意到了。诚然，民间故事不会把与人无关的东西给予人。我认为，一个数学教员只能是一个顶糟糕的诗人。但是，民间故事却能够有助于大大地发展作家的幻想，使他充分地认识到虚构对于艺术的意义，而更主要的，还是丰富他的贫乏的语言，贫乏的词汇，因为他常常喜欢心劳日拙地用一些“方言”、“土语”或杜撰出来的僵死的“生造词汇”来“丰富”他的语言。

我向从阿拉伯原文翻译《一千零一夜》第一个译本的科学院出版社致热烈的敬意。译者在文化上作出了一件贡献，出版社完成了一件合乎时机的好事。

（刘锡诚、马昌仪译自《高尔基全集》第25卷第86—89页；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2月20日。收入李唯中译《一千零一夜》分夜足译本，第5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