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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瑜]寻找最后的阿炳:青海“非遗”盲人说唱濒临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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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瑜]寻找最后的阿炳:青海“非遗”盲人说唱濒临消亡

寻找最后的阿炳:青海“非遗”盲人说唱濒临消亡


马金瑜 刊发时间:2010年06月09日 南方都市报 【字体:

 


唱“贤孝”60年的刘延彪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任建军 摄



刘延彪唯一的徒弟花花,也打算改学按摩。



勉强看得见一点光的老伴,是刘延彪外出演唱的带路人。



盲艺人潘自龙



盲艺人文桂贞



盲艺人孙有财


  合作27年之后,西宁湟中县文化馆的罗延华对69岁的盲艺人刘延彪说:“我可能再也录不到你那时候唱的‘贤孝’了。”
  是的,很多歌消失了———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改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像地球上的珍稀物种一样,濒临消亡的危险。与这些盲艺人的唱词和故事有关的敦煌宝卷和变文,如今被珍藏在巴黎、伦敦、爱丁堡、莫斯科以及日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被永久保存,依然说唱着这些文字的盲艺人,则几乎是活着的历史化石———然而,当他们逐渐老迈,依靠口传身授的艺术,谁人来传承?
  南都记者 马金瑜 发自青海西宁
  4月的青海,早晚的天气还是很凉,早晨从马家崖头村去附近的几个村子,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上,浮土不时被吼叫着开过的装载车掀得老高,路上的人被裹在大团的土雾里。尘雾散去,推着自行车伫立在路边的马玉,又慢慢往前走了。老式的布帽子和四个口袋的灰蓝色中山装,深褐色的石头眼镜,这一身打扮,和很多年前去各村唱“贤孝”时是一样的。在湟中县李家山镇远近闻名的他,现在没有带三弦,自行车后座上只驮着一摞裤子,包装纸一路窸窸窣窣地响着。
  “贤孝”是一种流传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大部分内容都是劝化人心,流行于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各地的主要是“西宁贤孝”,盲艺人唱得最多。早殁了的盲人,唱“贤孝”的姑舅爸(表叔)在60年前就曾对马玉说,盲艺人手里这个弦子,相当于一个三皇爷(民间传说三弦的子、中、老三根弦代表三皇),在人家里不平安的时候,请去唱一个“贤孝”,就相当于神仙去了一回,弹完了家里就会平安。只要有两口子吵架要离婚,马玉背着三弦去唱一首《花厅相会》……就这样,两个人悄悄地又把日子过下去了;说好了亲事的两个年轻人,马玉唱一首《送亲人》……两家人更盼着早些办了喜事结成亲家。“今晚到我们家里唱个走!”这个乡亲请来那个乡亲邀,在庄户人家的炕头上,在冬闲的长夜里,三弦一响,马玉的“贤孝”,引出了多少媳妇老汉的眼泪和笑声。
  已经有好多年了,三弦没有那么热闹地响过,马玉真想对着绿绿的麦子地唱唱。天渐渐暖和起来,马玉眼下的正经事,是把儿子在西宁摆摊改行时剩下来的裤子卖掉,权当挣些零花钱。对那些远远近近有认识马玉的老汉老太太,怎么说,也能卖掉几条。
  马玉与方四娘
  音乐中古朴苍凉的美,是语言无法说出的。大约是4月下旬,我和同事从青海玉树采访回来,路过湟中县塔尔寺的时候,被路边一家音像店传出的说唱吸引住走不动了。在简陋杂乱的音像店里,一台17寸彩色电视机里,一位戴着老式石头眼镜的老人坐在农田边,他弹着三弦唱:
  “余奶奶一听怒气生,
  鞭子甩到地埃尘。
  痛得方四娘难扎挣,
  挣挣扎扎地穿衣服,
  浑身的衣服儿穿齐整,
  给我们的二爹娘把礼行。
  行罢礼来不怠慢,
  巍巍颤颤地来到灶房中。
  方四娘灶房里把哭声动,
  方四娘哭得心欲碎……“
  悲苦的唱词,凄婉的音乐,古朴的唱腔,那一刻,周围的喧闹仿佛突然都消失了。这个老人是谁呢?店主说:“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我们青海唱贤孝的马玉啊,怕有90多了吧,不知道还活着没有。”他递过来《方四娘》,碟上写着“青海的‘荷马史诗’”。上面介绍说,青海的曲儿大多是小段,可是《方四娘》的曲儿很长,“马玉是把方四娘唱活了的人。”
  带着这些碟片回到北京,当我在深夜打开,老人时而高亢激烈时而低声婉泣的说唱,和三弦声一起响起来。“……怕有90多了,不知道还活着吗。”我忘不了那个店主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位活着的阿炳,一天后,我就带着碟片回到西宁,按照上面写的地址,前往湟中县李家山镇马家崖头村。
  在李家山镇,从出租车换上蹦蹦车的时候,在飞扬的尘土中,年轻的司机说:“马玉?我在这长大的,怎么没有听过这个人?”
  马家崖头村的一个少年带我找到了马玉的家。推开木门,马玉的老伴迎上来:“马玉他卖裤子去了。”已经71岁的马玉,骑着自行车,到从前熟悉的村子转着卖裤子去了。
  连续三天,我都没有等到这位71岁的老人,早晨7点多,或者6点多,他早早就骑上车子出发了。一直到第四天,马玉才出现在他家院里:“天暖和了,就转转呗,挣几个零花钱。”
  已经很少有人再请马玉去唱曲,老人还是不抽烟不喝酒养着嗓子,他说,等天暖和了,也许还有人请他去家里唱“贤孝”。开春的这些日子,村里人只听到他喊着“卖—裤子—卖—裤子”。说起《方四娘》,他就从衣服柜子最里面把自己的宝贝三弦拿出来“我给你唱几句哇!”
  “方四娘,手儿巧,
  铰上个样样儿穿花绫,
  三十个钢针从头儿抡,
  十样锦绣得明仓仓,
  把鸳鸯绣在枕顶上,
  石榴儿绣在头面上。“
  马玉告诉我,《方四娘》是西宁贤孝老曲目,故事讲的是年幼无知的方四娘,被逼去方家当童养媳,受尽虐待后上吊自尽,含冤离开人世。到了冥界,她在阴曹诉说苦状,阎王断明冤情,被判返回阳间,与夫婿团聚。
  马玉的眼睛是好的,因为这,他偷着学曲还被姑舅爸姑舅母骂了:“我们麻眼(盲人)人才学这个要饭吃着,你个明眼人,学这做啥咧?”
  马玉的姑舅爸和姑舅母是一对唱“贤孝”的盲艺人,为了能挣口饭吃,常要走很远的山路到别的村子去。马玉从9岁起就开始牵着他们,在时有野狼出没的山路上行走。两位亲人走一路唱一路,他们在乡亲家的炕上唱“贤孝”的时候,年幼的马玉也忍不住落泪,尤其是唱《方四娘》的时候,屋里屋外的女人都悄悄抹着眼泪。淳朴的乡亲,常给两位唱曲的盲艺人盛上一碗米面,要不就揣上几个馍馍。
  一直到12岁,姑舅爸和姑舅母都去了民国政府的“孤老院”打麻绳,马玉回村里放羊去了,那些催人泪下的唱腔,还是让他“肚子一吃饱,就想着呢”。马玉开始跟村里的老人们学习各种唱段。1965年,湟中县文化馆曾将十五六个民间艺人召集起来,《方四娘》的唱词由盲艺人孙有财口述下来。马玉拿到印好的书,只认得书皮上的“方四娘”三个大字。
  “河湟阿炳”
  《方四娘》究竟从哪里来的?还有没有像马玉的姑舅爸那样的盲艺人?我找到马玉提到的湟中县文化馆,但没想到,两年前的一场大雨,把位于低洼处的文化馆一层、二层楼全都淹了,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说,“早些年存的稿子,音像资料,都被泡坏了。”我不死心,又问:“那有没有当年参与收集民间曲艺的老同志了?”
  “大部分都去世了,你找一找省文联吧。”
  西宁市文联已经退休的谢承华老人与许多盲艺人都打过交道,而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西宁早一代的三皇会会长———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公元1400年,西宁兵备道按察副使柯忠在城内北街创建慈善机构养济院,内有盲人教习唱曲。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谢承华的奶奶、盲人彭敬香就开始在西宁街头演出“贤孝”,主要曲目有《七人贤》、《方四娘》、《杜十娘》等,她和同样是盲人的丈夫谢长德成为三皇会会长,每年主持盲艺人的祭祀演出和活动。养济院后几经更名,群众称它“孤老院”,清朝后期即组织盲人教习“贤孝”,著名盲艺人文桂贞(女,1920年-2006年)幼年即入孤老院拜师学艺。
  “眼睛不麻入地唻,瘸子不瘸上天唻。”青海省文化馆的李锦辉曾主持青海省民间文艺集成工作,他就是这样形容湟中县唱“贤孝”的盲艺人刘延彪,“那是我们的‘河湟阿炳’”。2008年,刘延彪因为演唱“贤孝”已被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林冲卖刀》、《李翠莲上吊》等都是他的名曲目,后来的《尕女婿挑水》也十分有名。
  李锦辉说,刘延彪有个地方与众不同,一般的板胡演奏是右手手心朝向左,拇指食指、中指捏着弓子,而刘延彪是手心向下,满把抓弓,拇指有时抬起,随着板眼悬空微动,味道一点都不丢,唱得也很生动。
  “他自己会写曲子,掂个起子就会修收音机,不要看他眼睛看不见,一般人喝酒划拳根本划不过他……这是个‘神人’。”李锦辉说,“他自己还会打电话!”
  在湟中县总寨乡谢家寨,湟中县文化馆的罗延华老师带我寻到了刘延彪的家。
  刘延彪的老伴锁神英,只能勉强看见一点光,她打开一个装过汽油的塑料桶,“你饿吗?吃我炕的饼子。”厚厚的饼子碱没有揉匀,一块一块发黄,有的地方炕糊了。我说不吃,老太太赶紧用桶盖子盖上,“怕叫老鼠咬了,它们灵得很。”早上中午,吃些馍馍,喝些开水,总算吃顿热饭的时候,刘延彪把碗往老婆那边推一推:“你把饭拨上些。”
  院子里的白牡丹这天早晨开了一朵,花香很淡,刘延彪却是一起床就知道了,及到中午,一朵朵开得有如碗口大,他用手摸着花瓣,凑近再闻着,这是弟弟种的,要不是弟弟照顾他,他还要到街上去卖唱呢。
  刘延彪出生在1942年。这一年的8月26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迎接前来视察的蒋介石等人,在蒋入城时组织西宁的青海平弦艺人在东西大街临街的平房屋顶上演奏西宁赋子,以示欢迎。
  刘延彪有个叔叔买了一个丝弦,丝弦发出的声音吸引了年幼的他,“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响的……”有一天叔叔上山劳动,刘延彪拿个棍子把房梁上的丝弦打了下来。“原来是这个筒子里面响的”,听到别的老人拉丝弦,五六岁大的刘延彪很快就学会了。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宁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西宁贤孝等曲种的唱段为常播曲目。9月26日,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召集西宁地区曲艺艺人开会,文教处负责人作了题为《曲艺与人民》的讲话,要求艺人唱翻身曲艺,并代表军政委员会给艺人分发了生活补助金。1949年的冬季,中国各级政府对职业或半职业的曲艺艺人进行登记,并开始安置和救济他们的生活。
  这一年,刘延彪刚满7岁,乡亲们把他抱到戏台的小板凳上为演员们伴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由乡亲们背着,在附近的村里辗转演唱曲儿。后来,刘延彪师从盲艺人“马大辫子”,学习“贤孝”。师傅将乐谱和弹奏方法传授后,唱词都是死记硬背,师傅一句句地教,念三遍徒弟就要记牢“记不住师傅就要掐唻。”
  1958年2月,青海省民政厅在中国盲人福利会的支持下,举办了为期一年的青海省盲人培训班,组织包括西宁贤孝艺人在内的一批盲艺人学习盲文、乐理和乐器演奏等基础知识,刘延彪在这个班上学会了盲谱和盲文,后来成为创作、演出和伴奏的全能艺人。
  上世纪60年代,盲人毛延魁曾和刘延彪搭档了好几年。1966年,在街上卖唱时,三弦被没收,他们就用纸壳和木棍自制三弦和板胡,尽管声音微弱,却还可以拉着唱,即使被没收了,还能再做。当时,西宁市合作曲艺队各演出点已被红卫兵打砸抢,“贤孝”二字被当做封资修批判禁用(改名为“弦萧”、“弦子曲”),演出活动被迫中止。刘延彪曾几次被抓进收容所,有一次,正在唱《白鹦哥吊孝》的毛延魁被拉到了西宁法院。“他说你唱的啥曲子,我说就是小鹦鹉为了报老娘的恩情,怎么受罪的故事,鹦鹉都孝敬,何况我们人呀。可是他们说,你还搞封建旧的东西,现在不准搞这些,后来看我是个盲人,就把我放了。”
  《白鹦哥吊孝》也是西宁贤孝的传统曲目,取自《鹦哥宝卷》。故事讲述小鹦哥为了报答母鹦哥养育之恩,在母鹦哥重病期间不畏艰险,翻山越岭,将鲜果千里迢迢衔回窝来,要献给母亲。但因迁延时日,老母忧儿过度而亡。小鹦哥求援百鸟将亡母隆重埋葬,并在老鹦哥墓前守孝而死。
  “我看唱曲挣不了钱呐。”放出来以后,毛延魁对刘延彪说。1968年至1969年,毛前往甘肃敦煌,随道士学算卦,如今在西宁已经很有些名气了。
  1968年,刘延彪陪着新婚两年的妻子谢金花去诊所打针———明眼人谢金花是刘延彪的远亲,曾经听他唱曲,经人介绍,两个人成了亲。青海省文化馆的李锦辉说:“那真是个十分动人的爱情故事。”
  谁知青霉素打上半瓶,20岁的谢金花就不行了,“我就在跟前来,听到她倒下去了。大夫当时就说:‘这就殁有掉了。’”刘延彪淌着眼泪问:“刚才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殁有掉了?你把什么打上了?”
  后来得知,是因为年轻的赤脚医生打青霉素之前没有做皮试,娘家人让刘延彪把那位医生告进监狱劳改,“我想着:这算了,算了,我的人已经死了,人死了活不过来,你把人家拉着去劳改掉,他家里的婆娘娃娃谁养活呢?这算了。”
  1973年,刘延彪30岁了,有个听曲的长辈走过来说:“我有个妹妹,眼睛没有,还能看见一点。”这里说的,就是刘延彪现在的老伴锁神英,“她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就是个老实人,数数她数不上去一百。”
  刘延彪背着三弦,由眼睛只能看到一点点光的老伴拉着,一步一步走在去西宁小公园的路上。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16岁的盲少年金发德第一次到西宁小公园里听曲,刘延彪唱的“贤孝”把他唱哭了。此后,金发德拜师盲艺人孙有财,也开始学习“贤孝”。
  倒闭的茶园
  七八年前,刘延彪曾和老伴在西宁租了一间每月120元钱的小房子,每天老伴带他到小公园里去,徒弟郭花花也常跟上,老伴说:“等我开始要钱,人都散了,根本要不上几块钱。”
  2008年,刘延彪就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现在唯一的收入还是村里照顾的,两老都是五保户,一年合起来有2400块钱,有时村上发几袋面。刘延彪自家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早就塌了,现在住在弟弟家。
  从前,老乡家里孩子满月、老人祝寿、婚丧嫁娶,总少不了唱“贤孝”的艺人们,不但管饭,还能给上几十块钱,送两瓶酒,加上几个大馒头。徒弟郭花花(盲人,本名郭淑珍)已经跟随师父刘延彪12年了,现在两个人给别人家唱一次,也不过是二三十块钱,就是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2008年,刘延彪在西宁城南的总寨乡开了一处曲艺茶园,徒弟花花摸着洗茶碗,客人就把钱塞到刘延彪的衣服兜里,等快关门时,刘延彪就把钱掏出来,叫人当着他和花花的面数好了———其实茶客不多,十个八个,一天不过二三十块钱。雇不起人,也没办法打扫卫生,地方窄小,沙发也坐得早断了弹簧。当时的房租400元,好一点的时候,刘延彪一个月凑合能挣上两三百块钱,“只要没大病,就不怕。这里比在尕(小)公园好多了,不怕风,不怕雨的。”
  到了今年4月,终于连房租也挣不回来,刘延彪把茶园关了。
  西宁市的茶园几百个,能唱曲的其实很少。青海省文化馆的李锦辉老师带我去了一家这样的茶园———十几张挨得很近的桌子上,泡的茶都是最便宜的“三泡台”,两块五,很多熟客自己带杯子来,交5毛钱。
  老板杨永盛和马登花夫妇爱唱曲,来的也多是穷哥们———一个普通的板胡和二胡就要5000元左右,杨永盛买了十几件乐器放在茶园里。一杯茶水顶多赚一两毛钱,一盘凉拌萝卜赚上几毛到一块钱,而一个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小茶园,就有8家“婆婆”,加上2900块一个月的房租,随时都面临着倒闭。硬撑了两年之后,杨永盛说:“我就再开这一年。”
  可是三根弦弹起来,似乎这些事都不存在了———仿佛远古的人用三块石头垒起了炉膛,在炉火边,在蚊蛾的舞蹈中,说故事的人———那些年老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边演奏着乐器,一边扬声高歌,他们模仿着故事中人物的情绪和声音,唱起故事、神话、传说,就好像在叙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徒弟的出路
  刘延彪总想起曾经和他搭档的盲艺人孙有财。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孙有财一只手扶着架子车杆子,一只手拿着棍子,摸着路边边,把唱曲挣回来的洋芋拉到家里,就这么把孩子养大了。孙有财有胃病,口袋里老是装着苏打粉,疼了就吃一点。唱“贤孝”时,别人给他吃的,他还给孩子留着。艰辛的生活,让孙有财在1998年就早早去世了。
  1978年,在学习了2年“贤孝”之后,孙有财的徒弟金发德开始学习按摩。早逝的师父晚年曾叮嘱:“我就带了你一个学生,你好好学,别把这个忘掉,就算你不靠这个吃饭,你从事按摩以后还是别把这个忘掉。”金发德一直没忘掉,但从1997年退休后开了按摩室,他已经很少有机会唱了。在家喝点酒,金发德就唱《十劝人心》、《十不公平》……可是孩子们也听不懂,他说:“我现在一般在家里面就唱流行歌曲和一些老歌,这些历史的他们不懂。”
  金发德以前的同事甘玉花,是西宁著名“贤孝”艺人文桂贞(“尕甘姐”)的女儿。上世纪70年代初,甘玉花开始在盲校学习按摩,退休后也开设了按摩诊所。2006年,文桂贞去世后,甘玉花只有在给母亲上坟时才有机会唱一唱。
  “老了,我也唱不动了”,和刘延彪同时代的很多盲艺人陆续去世。他担心的是,徒弟花花生活还困难得很,“我看着给她找一点出路。”刘延彪想着,让花花和她妈妈以后开个茶园,可是,就在前几天晚上,花花来电话,第一次提出来,想去学按摩———孩子念书要钱,丈夫打工只能下苦力,她唱曲挣不上钱,也没有地方唱。
  刘延彪已经教了花花12年,这是他唯一的徒弟。他心里清楚,花花如果真的去学了按摩,“东西怕是要丢掉了。”
  “再不唱就带走了”
  “我已经69岁了,这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刘延彪感叹着。
  高尔基曾说,一个民间艺人的去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从事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人,都懂得“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道理。
  1950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音乐家杨荫浏、曹安和带着一台进口钢丝录音机,在无锡找到了“瞎子阿炳”华彦钧,数月之后,老人便辞世了。如果不是这一次及时的探访,珍贵的《二泉映月》录音就无法流传于世。
  1979年,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盲艺人甘玉花演唱的西宁贤孝《陈姑赶船》,至1980年,西宁市各区文化馆成立,传统曲目的挖掘搜集整理开始。
  当时,青海很多村子尚未通公路,恰恰是这些偏僻之所,蕴藏着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藏。负责民间文艺集成的工作者们,只有照相机和录音机,只能搭客车、徒步,文桂贞、刘延彪、孙有财等盲艺人的说唱录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抢录下来。
  年轻的刘延彪和李锦辉喝着唱着,一次能喝掉两斤青稞酒,一些“贤孝”的段落就是这样整理出来。1983年,刘延彪演唱的“贤孝”《尕女婿抬水》在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这是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自己的声音。
  李锦辉说起20多年前,眼睛还是那么发亮:“从前,刘延彪的身边摆着一圈十几台录音机呀,可惜我那时候没有拍下来。”刘延彪自己说起来也高兴:“八几年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人家都不让走,那个村子里边谁都想录我的曲子,每家都买录音机,商店的录音机卖得光光的……”
  在合作27年之后,湟中县文化馆的罗延华对刘延彪说:“我可能再也录不到你那时候唱的‘贤孝’了。”那些曾经播放过他的声音、见证过他的辉煌的收音机,都散落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东西,除了装在贴着胸口的口袋里弹三弦的扳指,就是那几台大大小小的收音机。
  《李翠莲上吊》是刘延彪唱得最为出色的一首,罗延华说:“我现在有日本M D,录音效果可好了,你啥时候把《李翠莲上吊》再唱上一遍呢?再不唱就带走了!”刘延彪说:“那要唱上十天十夜才能唱完,我手生着不行,气也不足了,还要练练。”
  曾经有做盗版光碟的商人,让刘延彪唱了几天,只给了老人几百块钱,罗延华说起来还是很气,“刘延彪唱的,难道就值这些钱吗?”
  刘延彪嘿嘿笑一笑,“这算了,人家录上,我就高兴着呢。”
  为了让客人听一听他录的作品,他摸索着到了炕头上,解下裤带上的钥匙,打开炕桌上的小抽屉,拿出碟放到机器里。音乐是2009年湟中县的计划生育宣传曲,刘延彪的名字,作为其中一个伴奏,小小的,出现在封底上,“我在里面拉二胡,好听着吗?”混合在一起的乐声在小院里回响着,他把声音放得很大,侧耳听着。
  罗延华说:“还是唱几句吧!”于是,花花敲起扬琴,罗延华操起板胡,刘延彪弹起三弦,他唱道:
  “国正天心顺,
  官清民子安,
  妻贤夫祸少,
  子孝父心宽,
  我把国家不表,
  表一表盖世英雄。
  八十万禁军的教头,
  赫赫天下有名。
  他教着五百门徒,
  何人不怕不遵……“
  刘延彪的嗓音像蕴藏在哪里突然冲出来一般,《林冲买刀》直击人的心脾。激动慷慨的神色,映亮了他的整个脸庞,他一个人,似乎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戏院,仿佛某种魔咒一般的生命或者力量在这个69岁老人身上复活了。这一刻,与读到人类最美丽的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颤抖一样———这种震撼,除了用美这个词外,可能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这的确是最大的悖论:在中国西北十分偏僻的乡村里,在工业社会可以触摸到的最遥远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是它的基因千年存活的地方。
  (感谢青海省文化馆李锦辉、何明钧、网络作家朱嘉华、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井石、西宁市文联谢承华、湟中县文化馆罗延华老师的无私帮助)
  “西宁贤孝”
  青海东部,是历史上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的融合交汇之地,各种历史、宗教、文化古迹分布甚多。“贤孝”是一种流传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大部分内容是劝化人心,流行于湟水流域各地的主要是“西宁贤孝”,盲艺人唱得最多。
  我国著名作家、文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列举了珍藏在国外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变文:《丑女缘起卷》、《伍子胥变文卷》……其宝卷与今天“贤孝”中说唱的内容相似。后世许多学者认为,成熟、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变文主要吸收了印度佛经的结构形式,内容也以佛经故事为主,而宝卷则在继承的同时使之更加民族化、地方化,成为地道的中国传统讲唱文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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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采用,早有学者提出过意见。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培凯是阐述得最清楚的一位。他说此词英文里叫做cultural heritage,法文里叫做patrimoine culturel,都是“文化传承”的意思,不过由于在中文里已约定俗成了,就这样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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