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炎帝神农的诞辰日。今年，在习主席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北省在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市纪念人文始祖炎帝神农，传承弘扬炎帝精神，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 5000多年前的炎帝神农，以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建立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这种精神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动力之一，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周易•系辞》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庖牺氏相当于上古的渔猎时代，炎帝神农取而代之，靠的是创新的精神。这里说的耒耜，是一种手推足踏的直插式翻土工具，它很适合于在土层深厚疏松的地区使用，即使是木质，也能获得较好的翻耕效果，其广泛使用，是中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与埃及、希腊等国都有所不同，耒耜在我国上古农业中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炎帝神农的重要创新和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耒耜的创新，带动了从采集农业发展到种植农业的巨大飞跃，从此先民们与土地结缘，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和依恋，也开始关注太阳、季节、雨水、气温等自然环境，加速了先民智力的积累和文明的长成。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五谷的收获与储存，使饥饿的解除与粮食的积余成为可能。随着农业的栽培，炎帝神农进而有对茶、药材的发现与培植，完善了先民的种植结构，也增强了先民的生命保障系统。
和农业种植相适应，炎帝神农还创新了古人的饮食方式，这就是熟食和制陶的创新。史书上说，神农氏“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耕而作陶”。陶器的使用不仅有利于熟食，也有利于粮食贮存，而当人类食品有所剩余之后，就有利于社会的分工，这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都变得复杂了：创新改变了人对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人类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改造自然，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农业的种植使人类由迁徙逐渐转为定居生活，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关系及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另外由于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使一部分人开始从事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活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炎帝神农的时代，这些情况都出现了。《周易•系辞》这样描述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君书》说：“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创新了社会分工模式，在华夏历史上首次推出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模式。后来的史学家还提到，炎帝“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由于分工的扩大，艺术也出现了。
如果说耒耜、制陶、弦瑟等属于技术器物方面的创新，那么男耕女织、集市的出现，使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运行结构有所变化，开始带有制度创新的意味。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创新精神，在黄帝时代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服牛乘马、舟楫车舆、掘井取水、养蚕缫丝、冠冕衣裳、乐器歌舞、特别是发明了文字，制定了甲子和历法，属于人类历史上精神文明的最早成就。黄帝时代继承炎帝的开拓精神，使技术创新更加丰富，制度创新达到新的飞跃阶段：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五帝中的第一位帝王，中国开始进入早期国家的雏形。
司马迁赞扬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实际就是炎黄时代伟大创新精神的赞歌。可以说，从炎帝到黄帝，中华民族善于创新的精神第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从劳动工具的创新到五谷的繁盛、男耕女织社会分工的创新、炎帝神农之世，不仅划时代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变革了社会结构方式。炎帝神农的发明创新，送走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农耕文明的晨曦。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结构趋向稳定的基础上，华夏精英继任者——轩辕黄帝、尧舜、大禹、商汤走上了华夏舞台，华夏历史在创新中前进。到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终于迎来了理论创新的思想辉煌时代。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独特的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得之于炎帝神农时代创造精神的开创，也得之于后人的理论总结。与这些理论总结相呼应，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考古成果的利用。
炎帝神农的传说故事，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他“殖五谷”“尝百草”、制陶作琴，首倡“日中为市”，开启了农业文明的源头，以传说密集的湖北随州市为例，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稻作农耕最早的核心范围。加之随州市金鸡岭文化遗址，京山屈家岭、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宜都城背溪等文化遗址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炎帝神农时代的发明与创新。
